当孝悌伦理成为国家道德的基石，血亲复仇自然也会成为儒家行为规范中合理的一环。

周王朝设有一个叫“朝士”的机构，专门为意图复仇的人登记备案。如果自己的父兄为别人所杀，可以到此处登记仇人的姓名，以后如果杀死了仇人，就不会受到刑罚。

春秋末期着名的伍子胥，为向楚平王讨还父兄被杀的血仇，不惜投奔敌国，最后带领军队踏平故都，将昔日的仇人和君主楚平王掘坟鞭尸，这算是将血亲复仇推向极致。

伍子胥的行为，历来很少有人责骂，甚至不乏欣赏赞誉。他玛法，作为一个皇帝，都说伍子胥是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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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后期，由于私斗的风气愈演愈烈，血亲复仇的人很难遵守适当性的原则，往往滥杀无辜，危害到社会稳定，大部分诸侯国开始禁止这种行为。

进入两汉，儒家思想独尊天下，忠孝观念更加深入人心，伦理治国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朝廷一下子陷入两难的境地。

一边是国家安稳，一边是血亲复仇的道德性和正义性，每个人观点不一，法令几乎是天天更改。

法令允许复仇的时候，董仲舒的六世孙董黯，杀死欺辱自己母亲的仇人，到官衙投案自首。当时的汉和帝不但没有惩罚他，还下令表彰，甚至因他而命名一个县——慈溪。

法令不允许复仇的时候，肃州女子赵娥的父亲被李寿杀死，赵娥找到李，奋力挥刀杀死李寿，自己认罪伏法。地方官不忍惩罚赵娥，放她逃走……

赵娥被当地百姓立碑表彰，她的事迹也经常被后人书写和传颂。

这是道德和律法开始对立的着名案件。血亲复仇在汉朝末期处于一种“严令禁止但基本不执行”的处境，在弘星看来，也是部落和氏族逐渐被“国家”取代的过程。

血缘关系的亲族之间互相扶持，不再是个人赖以生存的基础，道德开始随之变化，国家法律开始强硬。

到了唐朝，国家有了更大的凝聚力，取代部落。唐武周时期，下邽人徐元庆，其父徐爽为县吏赵师韫所杀，徐元庆手刃赵某，束身归罪。

武则天召集大臣们商议——杀了徐元庆以正法典，同时也表彰他的孝行。

看似兼顾法理和人情，似乎一举解决这个两难问题，但其实就是一种无奈的妥协。

所以后来的柳宗元在《驳复仇议》中说，要么合法，要么合乎道德。如果律法要取代道德，国家要取代氏族血缘成为第一单位，就需要公正的司法系统，所有杀人者都受到公正及时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