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两期印出来，一片好评。

编辑告诉他，有出版社愿意出版这本书，甚至认为会像三十年代的赛珍珠一样畅销一把。而且，他还这么年轻，也是个卖点。

但等到第三期面世之后，事情开始变了。

在书稿的后半部分，他写了父母与吴先生办的几宗案件。

比如战后的上海，仅美军吉普车撞死撞伤中国人的事件就发生了一千两百多起。

在天津，美军汽车肇事占全市此类案件的七成之多。驻津美军当局甚至规定，轧死一个中国人赔偿法币十万元，而轧死一头驴则需赔偿法币一百万元。

比如一名美军士兵雇车，车夫不懂英语，动作稍慢，士兵竟拔出军刀割掉车夫五根手指。还有车夫因为索取车资，被打美军士兵殴打致残。

比如一个中学生只因穿着一条美军卡其裤，遭到美国宪兵的枪击。

比如一个十九岁的女大学生被两个美军士兵强奸，事后却还要经受警方和校方多次讯问，问题诸如——

“你挣了多少美元？”

“你为什么深更半夜还在外边跑？”

“你是不是延安方面派来的？”

而且，所有这些案件都只能根据 1943 年中美双方签署的《处理在华美军人员刑事案件换文》中的规定，归美国军事法庭裁判，中国司法机关只能在裁判前向其询问进行之程度，以及在裁判之后抄录其判决的原文。

而后，又是 49 年解放军进入上海时军纪的整肃，城市里的新气象。

连载到此处，唐延受到了联邦调查局的传讯。

两名便衣探员到学校来找他，把他带到一间办公室里，打开录音设备问他：“你是不是共产党员？你父母是不是共产党员？你们给中国寄去的邮包里都有些什么东西？你认不认识宝莉华莱士？”

唐延的回答始终只有一个：“我只有十六岁，你们没有权利在监护人不到场的情况下讯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