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来到日本之前，我对于这座城市的所有印象均来自于电视机、网络和长谷川小姐的口述。一说到日本，我就想到《城市猎人》、yui和拉面，这样的印象持续了很多年，一直到四个月前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深刻的三个记忆点就变成了四个。啊，什么，说到日本？一说到日本，那当然就是《城市猎人》、yui、拉面和咒灵。

没错，咒灵，非常之多的咒灵。

高田马场最多的就是大学，而学校正是咒灵最容易产生的三大地点之一，顺便一提，其他两个分别是医院和墓地。在东京的四个月里，我见过的咒灵数量比人生前十几年加起来还要多。不过好在大多都是三级以下，比如蝇头，比如蝇头，再比如蝇头。碰见它们我只会视而不见，今天的偶然出手纯属大脑抽筋一时想不开。

我发誓，这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多管闲事。我咬咬牙，恶狠狠的想。

从远处向我走来的年轻人已经在我面前站定了，隔着很稳当的社交距离，说敬语。“请问刚刚的咒灵是你祓除的吗？”

废话。站在这里盯着那个丑八怪看的只有我一个人。我分辨出他语气中的肯定，觉得这个疑问句所代表的意义大概只是想礼貌的客套一下。

一个圈套。我想。

我不知道对方是什么人。咒术师，诅咒师，又或者只是能看到咒灵的普通人，就像我一样。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不管他是咒术师还是诅咒师，都看上去太过于年轻了一点。我不懂这里的规矩，再退一步说，就连关于咒灵的事也仅仅知道的一知半解，稍微摸到皮毛。

难道在日本随便祓除咒灵是要被相关机构捉拿归案的吗？我掀起眼皮看了看站在我跟前的人，捏不准对方的态度，感觉现在掉头就跑把他甩掉的可能性很小。

对方人高马大，起码比我高出大半个头，要是跑起来不知道能比我快多少。我飞快的在心里想应对方案，藏在口袋里的手捏起手势，以防万一。

他看我垂着头不发话，不甘寂寞的又重复了一遍，语气放的更轻了，这大概是表达善意的意思。我灵光一闪，抬起头，大声吐出一句字正腔圆的普通话。

“我，中国人，听不懂日本话。”

对方愣住了，显然是没想到会得到这样一句答复。他八成是不会再继续纠缠，因为语言不通。趁着他愣神的时候，我一转身，脚底抹油，飞快的溜走了。

之后的一个星期里，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碰面，我再也没走过那条小巷，活像个夸张的被害妄想症。过度谨慎总比碰上麻烦事要强，我一直都是这么想的。其实这是双赢，因为我是个非常没救的宅，如果没有出行必要的话，可以在家窝着一辈子。这一个星期我过的滋润极了，每天吃了睡睡了吃，有空就看看闲书。

长谷川小姐终于看不下去了，在春假第二个礼拜的某个下午，敲开了我的房门。当时我正躺在地板上，吃着一根葡萄味的冰棒，同时读整套王尔德其中的一本。书是从长谷川小姐的书架上拿的，英文原版，当然率先经过了她的同意。我到现在也没有勇气打开一本日文小说，总觉得正经的长篇大论远超我现在的日语水平极限。这是一种躲在舒适圈内的鸵鸟行为，归根结底的原因是懒散和抵触。我自己心底清楚得很，但还是忍不住找借口。

“阿晏，你不想约朋友一起出去玩吗？好不容易的假期，老待在家里可不行。”长谷川小姐在我身边坐下，略显担忧的看着我，用词小心翼翼，像是害怕伤害到一株刚破土不久的嫩芽。“要多和人交流，日语才能有进步。”

我把冰棒塞进嘴里，一骨碌坐起身来，看着她的眼睛。“我每天都和你交流。”

“我指的是和同龄人交流。”

“可是我们没有共同语言。”我装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没有几个人想和我玩。”

才不是呢，是我不想和他们玩。

在日本抱团文化的大环境下，我大概是极少数不畏惧孤单的个体。刚转学到新班级的时候，同学们大都抱着新奇的态度来和我讲话，可能是觉得中途转来的外国人很新鲜。学生时代，脸是一切吸引力的开端，而语言不通和文化差异则是跨越不过的沟壑。两个礼拜的全勤下来，我已经劝退了百分之九十的好奇宝宝，目前还能聊上天的就只剩下纱奈一个。

“共同语言就是要在沟通中创造出来的，不沟通的话，怎么能熟悉起来呢？”长谷川小姐循循善诱。

我刚想反驳“但是我们说不上话”，忽然意识到这是一个闭环，一个没有尽头的闭环，于是叹了一口气，转移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