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十一日］安石问上：“李宪常留在彼否？”上曰：“事已即令还，不常留也。”
［三月十五日］上论及河北财用器械，患契丹之强，自太宗以来不能制。王安石曰：“太祖经略诸僭伪，未暇及契丹，然契丹亦不敢旅拒。自太宗以来遂敢旅拒者，非为我财用少、器械不足故也，止以一事失计故尔。郭进守西山可谓尽力，以憸人谗说，故困迫至于自杀。如郭进者既自杀，即憸巧能凭附左右小人者，必得握兵为用，虽有犯法，必获游说之助以免。如此，则契丹何为不旅拒？自太宗以来，其失计皆以此类，非以器械不足、财用少故也。”上闻此矍然。安石自叙云：“时景思立凭附李宪干师律，上不肯治，故为上言此。”
［三月十九日］先是，执政多以为萧禧来，必复求关南地。王安石曰：“敌情诚难知。然契丹果如此，非得计，恐不至此。此不过以我用兵于他夷，或渐见轻侮，故生事遣使，示存旧态而已。既示存旧态而已，则必不敢大段非理干求，亦虑激成我怒，别致衅隙也。”禧书未拆，上犹以为疑，安石谓必无它，或是争河东疆界耳。及拆书果然，上谕禧曰：“此细事，疆吏可了，何须遣使？待令一职官往彼计会，北朝一职官对定，如何？”禧曰：“圣旨如此即不错。”上问禧复有何事，禧言：“雄州展托关城，违誓书。”上曰：“誓书但云不得创筑城池，未尝禁展托，然此亦细事，要令拆去亦可。”禧曰：“北朝只欲南朝久远不违誓书。”上曰：“若北朝能长保盟好，极为美事。”又问禧复有何事，禧曰：“无他事也。”［三月二十二日］上曰：“京师人素优幸，分外优饶他亦不妨？”余曰：“如此，则是陛下聪明为左右所蔽，实未知京城百姓疾苦。”
［是日］余曰：“陛下必欲财用足，须理财。若理财，须专志不惑，不为小人异论所移，乃可以有为。”上曰：“古者什一而税足矣。
今取财百端，不为不少。”余曰：“古非特什一之税而已。”
［五月二十四日］给田募役，乃李承之建议。
［三月十九日］上用李靖法作阵图，队为四部，将居中，有亲兵而无部。前此吕惠卿极论其不可，安石亦为上言其非是。是日又进呈，佥顺上意以为善，独安石与惠卿共难，而王珪不言。安石曰：“先王伍法恐必不可改，今作四部，即兵以分合为变，不知四部分，则大将在中何所依附？若附四部中，则一部乃有两人大将；若不附四部中，大将反无以自卫，如何待敌？”上默然，乃且令试教。
［三月二十二日］上谓王安石曰：“小人渐定，卿且可以有为。”又曰：“自卿去后，小人极纷纭，独赖吕惠卿主张而已。”因称吕惠卿兄弟不可得，安石曰：“诸兄弟皆不可得。和卿者，臣初不知其人，昨送臣至陈留，道中与语，极晓时事。”安石又曰：“臣父子蒙陛下知遇，所以向时每事消息盈虚，以待陛下深察，诚欲助成陛下盛德大业而已。小人纷纷，不敢安职。今陛下复召用臣，所以不敢固辞者，诚欲麤有所效，以报陛下知遇。然投老余年，岂能久事左右？欲及时麤有所效，望陛下察臣用心。”上曰：“固所望于卿。君臣之间，切勿存形迹，形迹最害事。”上问外事，安石具道虽胜往时，然监司未尽称职，上曰：“人材止如此。”安石曰：“诚是人材少，然亦多观望不尽力，缘尽力则犯众怨，犯众怨则中伤以法，而朝廷或不能察，不能察则反得罪，不如因循偷惰之可以自安。外官固未论，如吕嘉问，内则犯近习、贵戚，外则与三司、开封日夕办事，以守职事，行法至于置狱推究，奸罔具得，而嘉问乃以不觉察杂买务剩收入，情愿纳息钱二贯，降小处知州。若剩收息钱可罪，监官宜不免，监官以去官获免，则嘉问是因罪人以致罪，如何更有罪可科？且自来提辖场务诸省寺之属，何尝有坐辖下场务不觉察杖罪降差遣者？天下皆见尽力为朝廷守法立事如嘉问者不容，则孰肯尽力，不为因循偷惰之行？”上曰：“嘉问已与复差遣。”安石曰：“李直躬之徒作转运，却令嘉问提举便籴，此岂官人之宜？”上曰：“与移一路转运。”安石曰：“陛下必欲修市易法，则须却令嘉问领市易。”上曰：“恐吴安持忌其来，又复失安持心。”安石曰：“臣以女嫁安持，固当为其审处。今市易事重，须嘉问与协力乃可济，不然他时有一阙失，必更上烦圣虑。”又荐嘉问及张安国可为宰属，上皆以为可。
［四月二日］上怒刘忱与契丹议地界不分明，余为上明忱无罪，乃吕大忠作图不分明有罪也。
［是日］安石谓“许萧禧不当满其欲”。
［四月三日］安石论给田募役有十余害，上曰：“苟如此，初何以有此议？议者必有所利。”翌日，检初议，乃李承之言募弓手宜如弓箭手为便，遂作此法，余无所利。安石曰：“只以田募弓箭手，已不如募弓手之便。弓箭手虽选强壮，然即取足于一家，苟可以为强壮，则弗却也。弓手乃选强壮于无方，其所募皆得真强壮者。”上乃令废以田募役法。
［四月六日］陶临自泗州倒行至临淮谒余。
［四月十七日］王安石议废牧监，吴充欲存之，准备军行负，以为：“若北狄旅拒，马不可买，中国何由得马？”上曰：“虽如此，牧马亦不济事。祖宗时，牧监但养大马，后来孳生，是非明白无可疑。”充曰：“向令认定驴、牛，中书便云骚扰。今中书却要临时买驴以供负，岂不骚扰？”安石曰：“无事时不问有无驴、牛，宜令五户或十户共认驴、牛一头，不知此牛、驴令谁作主？且无驴、牛之人，须被配率出钱，此所以为骚扰。今中书计算，若遇要驴时，用见今第一等价上增一倍买驴，事定后更不收一钱，即每三年一次用兵，比养马以待用，可省七十万贯。用第一等价上增一倍买驴，假令括买，亦不为虚损百姓，此所以异于预认。”上曰：“此利害分明，兼马皆生梗，岂可负也！”
［是日］上批：“斩马刀局役人匠不少，所造皆兵刃。旧东、西作坊未迁日，有上禁军数百人设铺守宿。可差百人为两铺，以潜火为名，分地守宿。”先是，斩马刀局有杀作头、监官者，以其役苦，又禁军节级强被指射就役，非其情愿，故不胜忿而作难。王安石常与同列白上，以为宜稍宽之。至是，佥为上言其事，上以不可，因此遽辍，亦且了矣。安石曰：“凡使人从事，须其情愿，乃可长久。”上曰：“若依市价，即费钱多，那得许钱给与？”安石曰：“饩廪称事，所以来百工。饩廪称事，来之则无强役之理。且以天下之财，给天下之用，苟知所以理之，何忧不足，而于此靳惜？若以京师雇直太重，则如信州等处铁极好，匠极工，向见所作器极精，而问得雇直至贱，何不下信州置造也？”
［四月］十九日，上言：“与赵世居谋反者医人刘育尝迁岐王奏差，而岐王见其多事，不许。又干嘉王，仲铣言此人多事，不宜在王府，乃已。”上因言铣廉静好学知分，王安石曰：“此以知忠信寡欲之人，有补于世。”上曰：“良是。”
［四月二十一日］先是，范百禄言徐禧论滕甫事过当。上谓王安石，滕甫不合移邓州，甫元无罪，因禧有言故移。安石曰：“甫移邓州，臣尚未至，不与此议。然甫奸慝小人，陛下若废弃之于田里，乃是陟降上合帝心。今令安抚一路，而妻弟谋反于部中，岂得无不觉察罪？且因妻弟反狱在其部，移与别路安抚，有何所苦于公议，有何不允？”上曰：“若明其平生罪状，废放可也，不当因此事害之。”安石曰：“移邓州安抚，害甫何事？”上又言：“‘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安石曰：“此固然，但恐以非道为道，以道为非道，即错处置事矣。”翼日，王珪、吕惠卿进呈滕甫乃徐禧未言以前，上令移之。上又言刘瑾与世居往还书简比甫更多，有不容居内之语。安石曰：“不容居内是何意，不知谓陛下不能容，或谓执政不能容，或谓简汰不容，皆不可知，亦未可深罪瑾也。”上曰：“然要不可令作帅。闻说瑾甚惧朝廷放弃。”安石曰：“宗室如此事，近世未有，瑾自宜恐惧。”吕惠卿又言：“王巩与韩绛亲戚，取下状三日不奏，王珪点检，方奏元状，甚疑韩知情，后勘得乃无罪。若使巩与臣及王安石亲戚，三日取下状不奏，因王珪点检方奏，即大涉嫌疑也。”上曰：“巩情不佳。”安石曰：“巩情亦无甚可恶。”上曰：“巩见徐革言世居似太祖，反劝令焚毁文书。”安石曰：“杜甫赠汉中王瑀诗云‘虬须似太宗’，与此何异？令烧毁文书，文书若烧毁，即于法无罪。既与之交游，劝令避法禁，亦有何罪？罪止是不合入宫邸耳。”上问处置世居事，安石曰：“世居当行法，其妻及男女宜宽贷，除属籍可也。今此一事，既重责监司，厚购告者，恐开后人诬告干赏，官司避罪，将有横被祸者。愿陛下自此深加省察。方今风俗，不惮枉杀人命，陷人家族以自营者甚众。”上曰：“事诚不可偏重也。”及是，断狱如安石议。士宁初议免真决，韩绛力争之，遂依法。
［四月二十二日］比扑河东义勇、保甲养马，密院检详，故落三司状，妄作比扑数，要作义勇养马所省不多。上曰：“密院兵房比扑得全不是。”然上欲且依旧令兵士养马，安石曰：“陛下欲训习义勇、保甲令可用，故将以省募卒，宽河东一路也。今又不令保甲、义勇养马，即民兵无马，民兵无马则异时何以为用？且用募兵五千骑之费，可养义勇、保甲万骑，所养义勇、保甲与募兵之费又不同。义勇、保甲教成之后，精勇但有过于募兵，无不及焉。不知如何不令义勇、保甲养马？若欲且存骑兵马额，即义勇、保甲养马所费，可令三司出备，候一二年教得义勇、保甲精熟，即马军别取旨。”上曰：“好。”
［四月二十八日］金部员外郎、检正中书户房公事吕嘉问兼提举市易司。王安石言：“近京师大姓多止开质库，市易摧兼并之效似可见，方当更修法制驱之，使就平理。”上曰：“均无贫固善，但此事难尔。”安石曰：“秦能兼六国，然不能制兼并，反为寡妇清筑台。盖自秦以来，未尝有摧制兼并之术，以至今日。臣以为苟能摧制兼并，理财则合与须与，不患无财。臣尝论廪饩当称事，政为此也。”后数日，吴安持辞市易，上不许，安石曰：“臣与嘉问亲厚非有他，但与议市易而已。然其被诬，臣以亲厚之故已难为之辨明，况臣女壻，恐有事愈难为言，乞别选人。”上固不许。
［是日］欲令侯叔献籴淤田麦，上疑叔献虚诞，向论訾家口，以为万世不易之口也。余曰：“非叔献虚诞，有自来作奸坏訾家口者。”上令根究。
［闰四月三日］前此上言侯叔献虚诞，以訾家口为万世之利，诚可长用，但李立之等作奸闭塞，上令根究。至是，根究宋昌言不合闭口事状甚明，此乃冯京使其如此，以余尝奏訾家口可常用故也。盛陶因索水涨，乃云不合汴河开两口。今检到水历，方是时汴水乃减四寸，索水乃添六尺。陶又言尝溢岸。勘会是岁乃无溢岸。云不合开两口，乃自来多开两口。上曰：“宋昌言闭口不当，一岁凡八次开闭汴口，非特枉费人工物料，又汴水不通，阻滞纲运甚众。”余曰：“陶前奏以淤田故两日水浅靠阁，损破舟船甚多，京师惶扰，及勘会得并无一船靠损。及此八度开闭口，劳弊公私，舟船皆不通，乃无言，何也！”上曰：“不干盛陶，却是薛向。”余曰：“向奏，臣所不知。盛陶即有札子降在中书，不知薛向为近臣，如此诬罔圣听，合行法否？诬罔如此而不治，不知于义理何所当？”上但笑。
［闰四月五日］又诏雄州移牒涿州，沈括回谢，不可以审行商议为名。先是，契丹欲改括使名为审行商议，涿州已再牒雄州，又同日牒称括趁五月二十三日入见。上与辅臣谋之，王安石言：“彼诚有争心，则必不肯令括过界，候改得审行商议指挥，乃令括过界。今同日牒令过界，即其事非坚可知。设若彼要括商议，但答云：“受旨回谢，不合预商议。然南朝本自不欲争小故，务存大体，所以不较曲直，割地与北朝。今北朝却要审行商议，必是顾信义，不欲无名受地，但请遣泛使尽赍合照证文字来南朝理辨曲直，庶早得了当。”缘契丹习见朝廷惮其泛使，故每言难免往复。今明许其来，来有何伤？”上以为然。诏雄州牒涿州如安石言。既而复令进呈牒本，谓安石：“彼若果遣泛使来当如何？”安石曰：“彼以我为惮其泛使，今示以无所惮，彼或不遣；示以惮遣，则其来决矣。泛使于我何苦而惮其来也？”上曰：“来此偃蹇不去如何？”安石曰：“乡者萧禧来，陛下两开天章阁议事，又连遣使就商量地界，乃所以长其偃蹇。今若复遣泛使来，待彼说一句即答一句，若不说即勿语，或不肯去，即厚加馆饩节次，牒报契丹，彼亦无所发怒，何由使至交兵？然边探屡云契丹欲传国与耶律浚，浚好杀不更事，恐为其国干赏蹈利之臣所诱，或妄生边隙，不可不戒，宜早为之备。”上曰：“善。”令只依前牒指挥。安石曰：“前指挥雄州未得发牒，今令依前指挥。缘雄州机事从来不密，传闻契丹或有以窥我，谓宜少变前指挥，使不测所以，止住前牒之意。”乃改云候沈括过界数日即牒过。
［闰四月十四日］余曰：“唐太宗行义至不修，陛下修身与尧、舜无异。然陛下不能使群臣皆忠直敢言者，分曲直，判功罪，不如唐太宗故也。如程昉尽力于河北，与万三千贯修桥，乃用此钱修桥了，更修廨舍营房，置都日掠房钱八百文。又置到水植二万七千贯，所开闭河四处，漳河、黄河外尚有淤溉，又出田四万顷。自秦以来水利之功，未有及此。以法论之，千顷合转一官，即昉须转四十余官可也。乃并数处功转一官，又令与宗师同放罪。陛下放宗师罪，已是屈法，又更抑程昉。臣恐非但今日天下以为非，书之简册，臣恐后世有以议圣德。”
［闰四月十七日］龙图阁直学士、给事中李师中卒。王安石言师中悉心奉公，畏法勤事，虽见识不高，然近臣如此者至少，谓宜赙之加等，上以为然。
［闰四月十八日］韩琦奏倚阁预买紬绢，赊买、借贷斛斗；倚阁税，今虽或七分熟，须五七年拖带送纳。王安石谓韩绛此不可行，绛曰：“民纳不得，须着宽恤。”及进呈，安石曰：“近岁以来，方镇、监司争以宽恤百姓为事，以希向朝廷指，仓库不足，则连乞朝廷应副。如预买紬绢，自祖宗以来，未尝倚阁，去年李稷乃乞行倚阁，朝廷因亦从之。若言灾伤，即祖宗以来，岂是都不曾值灾伤？又赊卖银绢，本因配买伤民，遂令供抵当，情愿赊买。韩琦执政十余年，固尝值灾伤，不知曾倚阁预买否？不知曾配卖银绢否？向时配卖，一户或陪钱数百贯，无灾伤倚阁指挥。今来取人情愿赊买，不知如何却须要五七年拖带送纳？”上欲下监司体量相度，安石曰：“近岁监司惟以媚民为事，却不斟酌有无。河北西路监司乃李稷、吴审礼、韩宗道，李稷固已擅倚阁预买，吴审礼、韩宗道亦必不肯违俗，但恐其过为宽贷以媚民。今方镇意必不肯以用度不足故急民也，且宽恤百姓，固是美名好事，人臣优为之。然如近岁，上下大小争以此为事，无复屯其膏者，恐国用不继，缓急却不免刻剥百姓尔。如去年体量放税，所失至多，但长侥幸，何名宽恤？昔苏秦说齐厚葬以明孝，高宫室以明得意，用破弊齐。今方镇用心有如此者，陛下岂宜不察？”上曰：“韩琦用心可知，天时荐饥，乃其所愿也。前访以此事，乃云须改尽前所为，契丹自然无事。”安石曰：“琦再经大变，于朝廷可谓有功。陛下以礼遇之可也，若与之计国事，此所谓启宠纳侮。”上曰：“初亦不意琦用心如此。琦尝对使人云：‘先帝，臣所立；陛下，先帝儿子，做得好，臣便面阔，做得不好，臣亦负惭愧。’”因称郭子仪事，代宗以为忠顺。
［五月十五日］王韶言：“陛下如此，恐内外相倾成俗。向来军器监点检内臣折剥弓弩，自此成隙。今却以内臣比较，按军器监，则内外相倾无已。”上曰：“比屡说军器监事，若不比较见事实，即中外更以为听小臣谮愬。今比较见事实行法，乃以明曲直。”王安石曰：“诚要如此，若每事分曲直，明信诞，使功罪不蔽，则天下治久矣。”上曰：“如程昉敢向前勾当，亦为中书察知，故敢尽力。如昨来卫端之该减降，只合科杖罪放，特追两官。内小臣有罪，行之必不肯少贷。”安石曰：“外臣若如卫端之坏却许多官物，亦未尝有科杖罪放却者。如程昉亦恃陛下以公道主张，故敢尽力。然比苟简偷惰之众人，则其危殆亦已甚矣。凡如昉者，众之所疾，有十件罪发，未抵别人一件。缘别人更相容庇，如昉则众共攻之，若非人主保庸，即何由自立？不知大臣、执政于内外庶官有何适莫？但内臣即要深行，非内臣即便末减，如此用心，必是奸人内怀爱恶利害，欺罔人主。不知如此人，陛下何故使之执政？”上曰：“如卿有道，岂肯如此，然他人岂免如此！”
［五月十八日］韩绛先乞罢相，上谓王安石曰：“绛恐为范纯粹，不特为刘佐也。”
［六月三日］王韶又言军器监事不须比较。上以为事不比较，无由见枉直。安石曰：“诚然。庭者，直也。朝廷治事，惟欲直而已。若不考校，何由知其枉直？若为其有劳，且欲含容，亦须待考校见曲直，然后计其劳与罪孰多，加恩末减可也。不然，则无罪之人或蒙谗谤，乃误受含容之恩，而实遭诬污之累矣。”
［六月十二日］司农言保户均出赏钱事，上谓王安石曰：“既出钱免役，又出赏钱如何？”安石曰：“赏钱自来不因役出，兼每户出钱，一火强盗不过六十，窃盗不过三十，贫乏又免，无所苦也，比旧人情必悦。”上曰：“利害加天下，极宜审之。”安石曰：“固应如此。”他日，上又欲以役钱代赏，且言：“二百五十家同任责非是，当令二十五家均出，宁厚无伤，亦所以惩之。”安石请如圣旨施行，然不可厚也。
［六月十六日］进呈闭訾家口官，余请以汴口及宋昌言为一等，夺一官；李立之等为一等，赎铜。上曰：“却是刘璯说此事。”余曰：“诚如此，兼璯前开訾家口有功，欲以功免此一罚。”上曰：“好。”更令余勘会侯叔献劳绩取旨。叔献乃与璯同救得訾家口者也。上又令李立之与郡，珪言昌言专受指去相度，宜更重。余曰：“见王珫言昌言明说得执政意指须要闭，珫屡争不得。”上曰：“既如此，不奏乃依违，何名守官？”余曰：“此所以欲与昌言同罚，然昌言诚当更重。”上乃令与昌言一郡，余曰：“李立之即令替昌言知陕府。”上曰：“好。”
［六月二十一日］又进呈军器监比较文字，上曰：“如御前生活所改变桥瓦省功，岂是有指挥令军器监不如此改变？”安石曰：“自祖宗以来，只是用全木为桥瓦，今御前改为木合成，即未经外庭试验经久牢固比旧如何。假令比较与旧牢固一般，又省费，即御前生活所可奖。军器监官员未为有罪，以所造桥瓦是祖宗以来承用法式故也。如昨来三司有人言造三灶留滞言事，令二年甚困苦，而不为之定夺。及中书差官试验，果有利如此，乃可以责三司，然朝廷亦不责三司也。今桥瓦事又未尝有人言此利便于军器监，而监官沮抑不行，若比三司，尤不可责也。”
［六月二十二日］上谓王安石曰：“沈括奏契丹地界事，似已说得了当，不知实如此否？彼或更不遣泛使来。”安石曰：“契丹固宜无他，既见朝廷许再遣泛使无所惮，则必不再遣也。”
［六月二十三日］辛未，诏：“修经义检讨官转一官，选人循两资。张济、叶原、刘泾候教授、直讲有阙日与差，举人各赐绢五十匹。”王安石初议举人酬奖，欲与免解。上不许。
［六月二十四日］上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匹夫亦须令自尽，况勾当生活所使臣？”安石曰：“御前生活所使臣何缘不获自尽？中书既比较了便，送与看详，彼自不肯看详，不知令比较官如何措置？陛下若尚疑未尽，即容臣等检寻文字，子细进呈。”上疑比较不尽，盖比较官向宗儒与生活所宋用臣有隙故也。上曰：“如生活所支食钱，只令依实比较，然却言缘生活所支食钱，乞朝廷详酌指挥，便取工匠状。若支食钱，亦乞依得生活所便凭虚比较。”安石曰：“若谓御前生活所使臣皆陛下近习，当依违之，则诚如圣旨。陛下于宫中、国中，宜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即有司如此比较，不为过当。且军器监自然支得食钱，即亦造得如何，抑亦辞以为造不得？若依所乞，支与食钱，待彼造不得，然后重罚，彼亦何辞？若未见其造不得，即令用其说比较，兼已依实比较，然后别更作一节声说。如此比较，非不平直也。”翌日，进呈比较文字，照验甚明，上乃大悟。
［是日］上与王安石论及官员不肃事，安石曰：“‘震惊百里’，乃能‘不丧匕鬯’。”上曰：“造言法令不便者，官员耳。朝廷但见官员纷纷，而百姓便于新法之情无由上达。”安石曰：“诚如此，此所以要耳目得人。”
［是日］王韶论不当罢客军招河清致费财，上曰：“但当论河清可减而已，罢客军非不利也。”安石曰：“诚如圣旨。”
［是日］内批令改定《经义序》。余进呈，上曰：“以朕比文王，恐为天下后世笑。卿言当为人法，恐如此不便。且如‘陟降庭止’之类，朕岂能如此，岂不自知？”
［七月十六日］韩缜等图上河东缘边山川、地形、堡铺分画利害。诏：“双井水峪、瓦窑坞分画地开壕立堠，增置铺屋控扼处，并依奏。石门子铺如在三小铺外，更不拆移。其见安新铺以东，接胡谷寨地元非分画处，若北人言及，即以此拒之。如固争执，奏取朝旨。其白草铺，西接古长城，先从北与之议，毋得过分画地界。其古长城以北弓箭手地，听割移。”上与王安石日论契丹地界曰：“度未能争，虽更非理，亦未免应副。”安石曰：“诚以力未能争，尤难每事应副，国不竞亦陵故也。若长彼谋臣猛将之气，则中国将有不可忍之事矣。”
［七月十七日］上批：“检取熙宁初始定兵额文字进入。”王安石言：“中书每取兵数，料兵食，盖常事。前此蔡挺乃令人传语云，不敢公然送去，容密写纳。缘枢密院尝得旨，若中书取兵数，即具奏故也。”安石因请自今乞依例应报，上从之。于是安石又为上言：“臣不知兵数须密，有何义理也？”
［是日］章惇论密院添兵事，上曰：“章惇必别有意，非特为添兵，前乃乞留中，不降出札子，因进呈兵数，须得密，有何义理？”
［七月十九日］河北第十九将、内藏库副使杨万等充夔州路体量安抚司，听候差使。王安石言万可了南川獠事也。
［七月二十七日］进呈弓箭手愿养马，上曰：“固知其愿如此。”因令具府界保甲养马数及所免物数进呈。
［五月十四日］上谓王安石曰：“王韶疑卿迫之，力求去，恐复如吕惠卿。韶幸无他，冀后尚有可任使，卿宜勉留之。”又言：“韶论事时不烛理，然不忌能，平直。”安石曰：“韶缓急足用，诚亦豪杰之士。”王珪言昨缘马瑊、高遵裕事，必不悦。安石曰：“高遵裕害马瑊，既不见听，遂乞自引避。瑊以为非我莫能守熙河，朝廷竟移瑊江西，若监司才守法，便为方镇倾害，则国家纪纲败坏矣，此臣所以不敢阿韶所奏。臣与韶无他，陛下所知。又熙河事臣始与闻开拓之议，今所以治遵裕等，正欲成就本议，不贻国家后患而已。”
［五月十八日］诏新知渭州、龙图阁直学士蔡延庆降授天章阁待制，以不能措置茂州边事也。先是，上谓王安石曰：“昨以御前札子宽慰延庆，彼无兵固宜败衄，且善抚存百姓，勿令惊扰，持重以待秦兵至乃攻贼。”安石曰：“陛下慰安延庆，甚善。延庆怯，既败军，又畏朝廷谴责，必惶扰失度，得陛下宽慰，乃始有精神处事。如延庆最知向上，不敢有他，其才不足，无奈何，虽责之何补？人主最欲识人臣向与不向也。”
［五月二十三日］韶又言于上，以为：“熙河宜且静候年岁，不然有疎失，臣岂免责？”上曰：“治作过官吏，使来者不敢复然，省浮费，实边备，乃所以使熙河无疎失也。”安石曰：“今按作过官吏及浮浪之人，于熙河安危何所系？若扰蕃部不抚结使向汉，则熙河危，若使犯法官吏知恐惧，浮浪人不敢往，乃所以静熙河。且人常言省静，省乃能静，烦而能静，难矣。”
［六月三日］初，季成与马昌同受命分路募兵赴广西。既而季成独不能募，上以为怯，欲令宣抚司斩之。长编卷二七八熙宁九年十月甲午条注云”上欲斩谢季成，见日录六月三日”。
［六月六日］上谓安石曰：“宣抚司言两江溪峒不可令其附贼，大是，温杲之言大非。”安石曰：“方官军未到，虽不令附贼，安能禁其附贼？既不能禁其附贼，因喻之使不反侧，坚心附贼，又或为内应，此不为失策。”上曰：“既附贼，便为贼质其老弱，反为贼用。”安石曰：“贼力能如此，我虽不指挥，安能禁其如此？”上曰：“不指挥即却不敢全附贼。”安石曰：“彼力能制两江，我又不能救，则两江何为不附贼？”上曰：“不如团结。”安石曰：“固已令团结。”上曰：“宣抚司自要团结，温杲乃以为非。曲珍向是西人，却便入得两江，温杲与溪峒十亲九眷，却不敢入。”安石曰：“温杲事初便要去团结两江，深入攻交趾。”上曰：“何不去？”安石曰：“后来邕州破，去未得。杲初去时，自云若邕州已破，即去未得。”上曰：“杲何故云团结不得？”安石曰：“杲云人方耕作，又无食，所以难团结。后来朝廷令厚给强壮，又赈赡老弱，如此而温杲尚有言以为不可，乃有罪。初不如此，而言难团结，杲又何罪？”上曰：“宣抚司要支与钱米。”安石曰：“温杲来说难团结时，未见说支钱米。”王韶言：“昨遣种谔时，欲及春末夏初且攻扰交趾，取其侧近州峒，至冬，宣抚司往乃易为力。”上曰：“兵何由到得？”安石曰：“臣初以为贼尚攻邕州未下，其国空，可轻行袭灭，则入寇之兵不攻自破。后来邕州已破，则袭灭之事更不可言。然当交趾乾德初立，州峒各欲内附，此事不过募二万精兵，择五六中材之将，必了得交趾。窃恐当时料有今日之不轨，则亦不惜一举。四境事若不图大于细，为难于易，则劳师费财，固其所也。”上曰：“前代兴王欲有为，须先练兵而后动。”安石曰：“举事则材自练，若不举事亦难练兵，但日夜教之坐作挽射，不知遇敌气果如何？但举事使尝之而有功，则人材不材自见，材者见赏拔，则不材者亦奋矣。”上曰：“举事亦须自家兵马可用，若宣王征玁狁，其饬治车马如何也！又须度力所可能胜。”安石曰：“譬如乾德初立时，用二万精兵足了，以中国之众，募二万人精兵，岂患无之？择五七中材将帅，亦岂患无之？一举灭交趾，则威立矣。以尝胜之众布之陕西，则陕西之兵人人有胜气，以其气临夏国，不足吞也。吞夏国则中国之气孰敢干挠？”
［六月八日］王安石言：“季成勇于战斗，非怯也。今与宣抚司不相得，则其不能募兵，诚无足怪，陛下所宜察。”
［是日］先是，诏安南招讨司招降杨光僭等，于是招讨司言：“蔡烨申杨光僭等必以死拒命，恐未易招降，顿兵挫鋭，妨讨交趾，兼无故贪其地，非义，不如候招讨司回兵讨定。”王安石曰：“烨前遣赵杨谕光僭等内附，又与蒲宗孟言，烨不去一两月须了。今以大兵胁之，乃云必以死拒，又以取其地为不义，却候回军讨定，何其前后反复也？”上曰：“烨在任自不能了，今恐功在他人，故如此。其为人险薄，大似其父。”安石曰：“迨‘天之未阴雨，绸缪牖户’，不及今胁取，恐南师既行，彼见中国无如我何，因交趾未服间，连结抚水，更为湘潭之患。兼恐南师归日，军人有功者自欲就赏，其归而无功者意气已索，难更举事。”上曰：“不知招讨司会蔡烨意否？”安石曰：“郭逵对臣自云回军日相度，臣曾奏此事。”上曰：“今讨定与回军利害等耳，彼见我军胜，呼之必至，如韩信令燕，从风而靡，光僭必不能过燕。”安石曰：“燕无并吞天下之意，则宜有所附，非附楚则汉尔，汉胜而招之，宜必往，况如韩信者，燕若不附，必不但已。今兵锐而无事之时，乃不敢呵问光僭，及军回之日，思归之士不可久留。光僭老贼，谙识事机，知南师思归，将帅又无坚忍之意，逗留不肯遽出，则南师自当舍之而归。且燕势必有所附，光僭志自擅而不出，则与韩信燕事不同。”上又曰：“事定后，蔡烨自可行遣。”安石曰：“且令分析前后反复意状，亦足以儆奸，朝廷不宜数为憸人所愚弄也。”
陈升之曰：“已与王安石商量定却如此，且欲更与王安石商量。”
上曰：“此是朝廷法，不干王安石事。”
余曰：“陛下明是非好恶，使人知理分所在，则中人以下，亦多服从陛下，所为必不至于败坏。今多或以为陛下尚可欺，以其所为，故未肯悛革。譬如运瓮，须在瓮外方能运；若坐瓮中，岂能运瓮？今欲制天下之事，运流俗之人，当自拔于流俗之外，乃能运之。今陛下尚未免坐于流俗之中，何能运流俗，使人顺听陛下所为也？”
余曰：“陛下看商鞅所以精耕战之法，只司马迁所以记数行具足。若法令简而要，则在下易遵行；烦而不要，则在下既难遵行，在上亦难考察。”
余曰：“汉宣帝不足法。陛下圣质高远，当慕尧、舜三代盛王。如汉宣帝，不足以言。”上曰：“朕自视未有一毫可比汉宣帝。朕意趣诚广大，但才力庸短，未能运动天下事，所以每事畏慎，不敢妄发。”
上问及真宗时边事。余曰：“《真宗实录》言当时事，大抵君臣议论，未尝说到底，上下相与皆灭裂而已，则何以待夷狄！”
上又问：“尊号，此于朕无一加损，虽百字亦何补？”余曰：“受与不受，于理皆可也。”上曰：“三尺童子，亦须知受与不受无加损。”
上曰：“朕疑丧除未听乐而彻有嫌。”余极论其当如此。上又疑北使在廷，余曰：“此苟合于礼义，乃所以示夷狄也。臣度陛下圣质如此，必不以行此为难。”上曰：“此有何难，但恐此小节不足为。”余曰：“动容周旋中礼，所以为盛德之至。但恐内无其实，而外为小节以示人，乃非所以应天。”
上曰：“如蕃使坐位会聚处，别设提举官位，如何？”余曰：“州县会聚杂压，各有著令。若令提举官别设位坐，此事怪异，难以为条贯。”
上曰：“范纯仁又有文字，意甚忿，言：‘臣始见陛下用富弼、王安石，臣窃庆忭，以为必能以尧、舜之道致太平。今富弼家居不出，王安石乃以富国强兵霸者之事佐陛下。’”余曰：“范纯仁至中书亦责臣：“本以经术佐人主，今乃以理财为先。”臣答以“正为经术以理财为先，故为之。若不合经术，必不出此”。
余曰：“近日言事者，更曾及学校事否？”上笑曰：“却更不说着。”余曰：“初，李常宣言，以谓臣但以财利开导陛下，不及庠序之教。及今修成庠序、贡举之法，即更置而不言。陛下谓此等何意？”
余曰：“今欲理财，则须使能。天下但见朝廷以使能为先，而不以任贤为急；但见朝廷以理财为务，而于礼义教化之际未有所及，恐风俗坏，不胜其弊。陛下当深念国体，有先后缓急。”上颔之。余曰：“陛下天资超迈，非前代人主所及。然好理财。凡利于理财者，则汲汲而用。至于讲道，则不以为急。不急于讲道，何由见理？见理有不尽，何能运动群臣？”上大以为然。
上又论及榷茶，余以为难。上曰：“今酒亦榷，矾、盐亦榷，何独至于茶而以为难？”余以为榷法不宜太多。
余曰：“理财诚不可缓，然以理财为先，以使能为急，则人将机巧趋利。此俗成，则非人主之利，非天下之福。天下事譬如和羹，当令酸咸适节，然后为和。今偏于理财与使能，非所以为和。明礼义廉耻，以示人崇进忠良，恐不可缓。”
上令召何接求试问，余曰：“接求未可知，恐或只是能作文字，又无行义。”上曰：“言财利，恐不须问他行义。”余曰：“陛下即位以来，德义之教未有以加人；至于学校，则又不以为急。既不得已以理财为先务，更召致无行义之人，则恐于天下观听不足。”
上又问榷铁如何，旸叔亦多言铁冶利害，见讨寻本末。余曰：“汉盐铁所以尤致人议论者，以县官所卖铁器多苦恶，至于农器多不便于民用。今官吏大胜汉武时，若官鼓铸铁器，即必与汉同弊。”上又顾赵抃曰：“王安石造理深，能见得众人所不见。”
上曰：“流俗小人论说不可听。流俗人所共称以为好人者，却不是好人。如王安石，不是智识高远精密，不易抵当流俗毁誉，亦何由能安职？朕极知委他，相公且与协心施为。天生明俊之才，可以庇覆生民，须与他勉强施为，若虚过却日月，乃是自弃。”
余曰：“正士君子，固有不为功名爵禄事陛下。陛下似于君子、小人殊未察。”上曰：“知卿无利欲，无适莫，非特朕知卿，人亦具知，若余人即岂可保？”
上曰：“朕仰慕卿道德甚至，卿似未体朕意，诸事切勿为嫌疑形迹。”
密院退，上曰：“人才岂不自知，朕自度不能远略，不过能保祖宗旧业而已。”余曰：“陛下不宜过自退托，以陛下圣质如此，何所不可企及？”
上曰：“张戬言：‘王安石负儒学，并未能为陛下做得事。’朕问他如何做得事？戬言当筑招贤馆，如常秩者，德行为众人所推，必大过人，致之馆中，令执政时往访问政事，陛下亦屈己师之。”
上问：“周公用天子礼乐，有之乎？”对曰：“于《传》有之。”“然则人臣固可僭天子？”曰：“周公之功，众人之所不能为；天子礼乐，众人所不得用。若众人不能为之功，报之众人所不得用之礼乐，此所以为称也。然周用骍而祭，周公以白牡，虽用天子礼乐，亦不嫌于无别。”
上问张端河北盐议，对曰：“亦恐未可为上言。”韩琦亦有文字，曰：“此事恐须少待，今且当以变通财利为先。”上曰：“但理财节用，亦足以富，如此事不为可也。”曰：“今诸路皆用刑辟榷盐，河北虽榷，似未有妨。”因言：“理财诚方今所先，然人主当以礼义成廉耻之俗为急。凡利者，阴也，阴当隐伏；义者，阳也，阳当宣着。此天地之道，阴阳之理也。若宣着为利之实，而礼义廉耻之俗坏，则天下不胜其弊，恐陛下不能得终于逸乐无为而治也。”
王氏云：“陛下诚能慎察义理，而左右不循理之人，敢为妄言以沮乱政事，诚宜示之以好恶。经或言知、仁、勇，或言仁、智、勇，未有先言勇者，独称汤曰‘天乃锡王勇知’者何也？《书》曰：‘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战战，罔不惧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听闻。’汤以七十里起于衰乱之中，其初为流俗小人不悦，艰难如此，若非勇知，何能自济？所以能自济，尤在于勇。陛下救今日之弊，诚患不可以不勇。今朝廷异议纷纷，小有才而不便于朝廷任事之人者不过数人，亦不必人人有意。但如今朝士不识理者众，合为异论，则举朝为所惑。”
上因问：“‘诚则明矣，明则诚矣’，何谓也？”余曰：“能不以外物累其心者，诚也。诚则于物无所蔽，于物无所蔽则明矣。能学先王之道，以解其心之蔽者，明也。明则外物不能累其心，外物不能累其心则诚矣。人之所以不明者，以其有利欲以昏之，如能不为利欲所昏，则未有不明也。明者，性之所有也。”
上患内藏、三司见钱少，余曰：“纳绢差多而不知变转见钱，则积日月至于不可胜多。去年三司以斛斗合纳见钱，乃令变转金银匹帛上京。在京已患金银匹帛多于见钱，乃更令送金银匹帛。外方既折纳到见钱，却须要金银匹帛，诸路不免科买；民被科买，至买银一两用钱千七八。此皆有司不知开阖敛散轻重之权所致。”鲁公曰：“只为人人皆言诸路若般却见钱，则钱荒不便。”又曰：“王安石常以为今钱不少，然人皆患钱少。”余曰：“假令钱少亦无可患，在唐贞观中米斗数钱，可谓钱少。然其时更为乐岁，人无所苦。唯唐中世用两税法，令百姓以钱为税，然后人始苦钱少。此由责人必变粟帛为钱输官，则人人皆当以粟帛易钱，则不得不以钱少为患。此乃上设法为患，非钱少为患也。今二税令人输粟帛，至今令输钱则取情愿，何由能致人患？”旸叔曰：“于古输诚然，今如官中给赐用钱不少，若斗米五钱，则斗米可折得五钱，官中合用钱，何由办给？则钱少亦不得不以为患。”余曰：“今官司用钱为多者，莫如粮草。若钱少而重，则粮草更不费钱。今近边百万贯，不能籴得百万石米。若斗米五钱，则五万贯足致百万石。至于其它用见钱，亦岂能多于粮草？就令用见钱处多，若钱重自可。如今合赐钱处折以他物，此乃人主轻重之权，何至更以钱少为患？”
呈朱越乞小郡，上问朱越，佥取实对，又问越何处人，因甚人说他。余曰：“朱越是江宁人，臣久居江宁，与之相识。言者或以为臣欲差此人知建州，建州地远事繁，无职田，无锡赐，无酬奖。朱越素廉洁有行，居官无败事。又是大卿，比巩申、王秉彝辈只有过之，即无不及。理须与一郡如建州者。”上曰：“闻亦廉介，可惜年老。”佥言其不老，上曰：“若在京，好一见之。”余曰：“虽在京，陛下亦何须见？建州知州自来只是中书差，何足挂圣念？如臣者忠信诞谩之实，陛下乃当审察。若臣诞谩不足信任，便改命忠信之人，付之政事。以天下之大，岂无忠信可任以差除建州知州者？”上曰：“非为如此，只是人言欲考实。”余曰：“陛下每事欲考实，甚善，然所当考实乃有急于建州者。”又曰：“人主防人臣为奸，当博见人，穷理道，考事实。穷理道，考事实，则虽见奸人，无害。博见人，则人臣不能为朋党蔽欺。人臣为奸，尤恶人主博见人。故李逢吉之党相与谋，以为人主即位，当深防次对官上说。”
上论不尚贤，余曰：“尊尊亲亲贤贤，并用先王之政事也。老子不尚贤，是道德之言。”
上曰：“使释老之说行，则人不务为功名，一切偷惰，则天下何由治？”余曰：“如老子言道德，乃人主所以运天下。但中人以下不明其旨，则相率乱俗，陷为偷惰，如西晋是也。”上曰：“乃人主所以运天下，非所以训示众人者也。”余曰：“诚如此。若夫功名爵禄，乃先王所以役使群众，使人人薄功名爵禄，上何以使下？故先王所以运天下，必有出于功名爵禄之外者，而未尝示人以薄功名爵禄也。”
上曰：“商鞅何尝变诈？”余曰：“鞅为国不失于变诈，失于不能以礼义廉耻成民而已。”
“吕公著正所谓‘静言庸违，象恭滔天’。如陈襄奸邪，附下罔上，虽放流窜殛，自其常分。欧阳永叔乞致仕，冯固留之，上弗许。余论永叔：以韩琦为社稷臣，则修为忠良，否则修不免为附丽邪人。故如修辈，尤恶纲纪立，风俗变。如此人与一州即坏一州，留在朝廷则专附流俗，坏朝廷政令，留之何所用？鲧以方命殛，共工以象恭流。富弼兼此二罪，止夺使相，诚为未尽法。”
余曰：“如今要作事，何能免人纷纭？三代以前盛王，未有无征诛而治也。文王侵阮徂共，以至伐崇，乃能成王业。用凶器，行危事，尚不得已，何况流俗议论？”
呈内藏库紬绢许人户情愿纳见钱事，因曰上：“今岁两浙被三司令，人户情愿纳见钱折税紬绢。薛向近奏添俵预买紬绢钱，乃得平准轻重之意。”
鲁公曰：“议者以为提举官将先催常平，如王广渊义仓事。”余曰：“先催常平物固无害，与义仓事不同。义仓是朝廷令劝诱，岂可先以百姓税物充？常平是出官本贷与，先催有何不可？若不许先催，则是令税足之后，方以枷棒催常平贷物，则自然致人议论。枷棒亦不可废。今和买紬绢若不纳，可不决否？今民间赊贷亦须以枷棒理之。若明示百姓不可以枷棒理，即一散之后，何由可敛？既情愿贷官物，又收息少纵，使枷棒催之，亦何所妨？”
谕常平，陈曰：“此只是财利事，不行得有何所妨？臣在政府，日夕纷纷校计财利，臣实耻之。”余曰：“理财用者乃所谓政事，真宰相之职也，何可以为耻？若为大臣而畏流俗浮沉，不能为人主守法者，臣亦耻之。”
濮王不称皇，乃御史之力。上曰：“称皇是不得耶？”余曰：“无臣而为有臣，孔子以为欺天。濮王以人臣终而称皇，是无臣而为有臣之类。且孝子慈孙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推濮王之心，岂敢当褒崇？然则如此褒崇，非事死亡如生存之道也。”
潞言：“人多言仁义，鲜能行。”上曰：“实能言仁义者不为多。仁义之实，亦自难知。”余曰：“杨朱不知义，墨翟不知仁，惟孟子乃能知仁义。”
韩绛曰：“王安石忠于陛下，所以尽言。”又曰：“安石所言皆是，陛下但听之，三四年后便见效。安石所陈非一，皆至当之言可用，陛下宜省察。”及韩绛求去，安石则曰：“韩绛不宜如此，如此则遂无一人同正论。”
安石曰：“人君为天地万物主，须是盖抹得事过，乃能济天下。”
上云：“卿初任讲筵，劝朕以讲学为先。朕意未知以此为急。”
上云：“卿才德过于人望，朕知卿了得事有余。”</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