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四年（1624），这是个注定载入史册的年份，大风起兮，四海不宁。对于大明朝廷的三大政治势力——皇帝、阉党和东林党来说，这一年的开始，不是什么好兆头。

年初一，长兴县的民众起事，烧县署，杀县官，四海为之震动。

二月，日赤无光，天气异常，华北一带地震，连皇帝住的乾清宫也摇摇晃晃。天启受了惊吓，竟害起病来。

三月，杭州兵变。五月，福州又兵变。

魏忠贤方面，上一年渗透外廷大获成功，一口气连扫东林多员大将。蚁附于他的一帮干儿干孙们见老大实力可观，都想借这尊神荡平东林，于是纷纷吓唬他：“东林将害翁！”

魏忠贤做贼心虚，知道东林党已视自己为死敌，深恐遭到反弹。细数朝中，仍有叶向高、韩主持内阁，邹元标、赵南星、高攀龙把持部院，左光斗、魏大中、黄尊素当道言路，哪个不是对他虎视眈眈？

东林党这面，眼睁睁看着魏忠贤羽翼已成，权势远胜过正德时期的刘瑾，内又有客氏相助，依恃上宠，力可拔山，怎能不忧心忡忡？眼看再退让的话，就是全线崩溃；但是想要反击的话，强弱早已易势，胜负很难料。

不管对哪一方来说，成败兴衰，必有一战。

双方蓄势已久，到天启四年（1624）中，终于一触即发！

事起吏科的一次人事调动。

二月，吏科都给事中程注年，任期已满，要升至另一职位。吏科的这个官职很重要，是人事部门监察组的总头儿，明朝时俗称“科长”。品级不高，权力极大，在官吏任免上有举足轻重的发言权。

程科长一走，空缺应按照职务次序，由给事中刘宏化接替。如果刘能够正常接替，则一天阴霾化为乌有，两派恶斗不至于这么早就爆发。不巧的是，刘宏化此时正遇到父丧，在外地出差路上，直接就回家守孝去了（丁忧）。此后，须离职三年，他做不成这科长了。

左佥都御史左光斗，马上把这消息通知了同乡好友阮大铖（g）。阮此时也不在京，正在老家探亲，按接替次序，是应由他来顶上。

阮大铖字圆海，怀宁（今安徽省怀宁县）人，万历年间的进士，属东林一系，和左光斗、魏大中的关系都甚好，但为人浮躁，官瘾比较大，名声不是太好。在家乡一接到消息，未等假满，就风尘仆仆赶回京城。

但阴差阳错，事情有了变化。吏部尚书赵南星、刑部右侍郎高攀龙、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杨涟，三个人都对这个人选持有异议。因为本年稍后将有一次例行的京察，在京察中，吏科都给事中的作用举足轻重，而阮大铖此人，显然不是合适人选。

官员调动，还是赵南星说了算。于是他另选了性格刚直的工科给事中周士朴，来担任这个关键职务；而准备让阮大铖平调至工科，顶替周士朴调走后的空缺。

但是天启没有批准这个推荐人选。后来有史家认为，这是因为阮大铖没有升成官，愤而投靠魏忠贤，从中作了梗。

事实上，阮大铖此时与魏忠贤，还没有什么瓜葛（想投靠也不会这么快就见效）。

周士朴的受阻，另有原因。在天启三年（1623），周曾多次上疏，攻击苏杭织造（太监）李实侵权，以内侍身份干预地方行政。当年六月，还曾发生过千余名宦官喧闹工部大堂，为索取冬衣而侮辱工部尚书钟羽正的事件。那一次，正是周士朴上疏斥责宦官跋扈，为钟羽正鸣不平。

这两件事，足以惹恼魏忠贤。在魏的鼓动之下，天启把吏部意见留中，不予答复。

吏部见皇上迟迟没有发话，知道周士朴不合上意，没办法，只好又推荐阮大铖。

这次批复得很快，但阮大铖得不偿失，因为这么一折腾，全天下都知道他阮大铖实际上是不够格的。几乎所有的人都一致认定：从这次蹊跷的任命过程来看，这家伙一定是投靠了阉党。

阮大铖因得官而名誉扫地，当然不能自安——以东林分子而投靠阉党，这比小人还卑鄙！当朝官员就是再坏，也多少要点儿脸，假如名声太臭，一般是干不下去的。像前面提到的沈潅，贵为阁老，最初与魏忠贤交结时，也不敢公开化，只能偷偷摸摸进行。至于阉党的公开化，那还是在后来势力独大之后。

众口铄金的压力太大了！任职还不到一个月，阮大铖终于顶不住，请假回乡了，这个位置又空了起来。

赵南星考虑到下次京察，将是与阉党的一场恶战，吏科的领军人物应该是一个硬骨头，于是又推出礼科左给事中魏大中，来顶这个空缺。

魏大中，字孔时，号廓园，嘉善（今浙江省嘉善县）人。年轻时，他曾受业于高攀龙，万历四十四年（1616）中的进士。他出身贫寒，生活简朴，一贯注重名节。中了进士之后，还经常徒步去拜访客人。在“行人司”（掌传旨、册封、抚谕等）任职时，奉旨出使藩国或到各地慰问，都不惊扰地方。他在京中任职，却不带眷属，家中只有两个老仆伺候。人一上班，家门就紧锁。想对他行贿的人，都畏惧他的清正，谁也不敢上门。

天启二年（1622），他曾经两次与周朝瑞上疏弹劾沈潅，内容涉及客、魏，阉党对他相当记恨。

吏部尚书赵南星很欣赏他的为人，常与之议事。魏大中也经常趁机向赵推荐正直人士，因而他在东林党内威望很高。由于他写的奏疏逻辑严密，条理清晰，就连三党人物也不得不表示佩服。

阮大铖在家乡，听说是魏大中来接了他的职位，更加窝火，疑心是高攀龙、左光斗、魏大中几个人在联手搞鬼。他痛定思痛，决定与东林诸人反目，从此投降阉党，出这一口恶气！

但是倒戈也得有门路才行，阮大铖找到了好友、刑科给事中傅（kuí）。傅前不久因意见不合与东林交恶，投靠了阉党，还和魏忠贤的外甥傅应星认了同宗，称兄道弟。

这条路，果然一走就通。

当然，后来也有人认为，阮大铖与东林反目不假，但并未实质性地投靠阉党。他日后被崇祯列入逆案，是东林烈士子弟恨其无行，强行将他扯入的。这可以聊备一说，但是，阮大铖在这个微妙时刻的所为，确实是极不利于东林党的。

也许是受阮大铖的情绪感染，傅决定向魏大中这个东林老顽固下狠手了。

恰在此时，东林党的内讧又加快引燃了导火索。东林党并不是一个严密的组织，只是一批观点接近的官员声气相通，而不是铁板一块。在他们内部，因地缘关系，形成了一些小派别，彼此有亲疏上的不同。

魏大中曾经有一次上疏，驳斥过浙江巡抚刘一焜。刘是江西人，结果这一来，得罪了所有江西籍的东林党人。他们不顾大局，群起而维护老乡的利益，对魏大中颇有烦言。

江西籍官员章允儒，与傅是同事，听说傅要上本参魏大中，就极力怂恿傅赶快参。

有人给壮胆，傅信心大增，于四月二十一日上疏弹劾魏大中。为了让魏忠贤高兴，他还把左光斗也扯了进去。

这个疏本，指责左、魏二人貌丑心险，表里不一，道德有亏。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勾结中书舍人汪文言，干乱朝政。

这个汪文言，是个很活跃的人物，官职不高，能量却很大。

傅说他本名为汪守泰，原为南直隶徽州府歙县（今安徽省歙县）一名库吏，因监守自盗被判遣戍，后来脱逃来到京师，改了名字，投奔在王安门下。傅还揭发说，左光斗明知汪文言的丑史，却为之隐瞒，引为心腹。魏大中更是拿钱供着他，让他招摇过市，招权纳贿。现在，左、魏二人口口声声要搞倒“权珰”，不过是以攻权珰为名，结党营私。说他们二人把持选拔官吏的大权，能升官的人全是出自旁门左道，正人君子备受压迫。长此以往的话，必将祸国乱政。

奏疏上提到的这个汪文言，立即被推到了舆论前台。

汪文言的履历，是否真如傅所说，不可考。可以弄清楚的是，汪文言本是一布衣，当过“门子”（官衙勤务差役，而非守门人）。因为门子是个贱役，没有前途，所以汪文言隐瞒了自己的历史，来到东林党官员于玉立的门下，当了书吏，于玉立被贬官后，隐居家乡，不知京中情况，就派汪文言进京了解动向，还为汪文言捐了个监生，以利于活动。

汪文言慷慨仗义，机灵能干，活动能力极强，加上又有于玉立的举荐，所以很快就和东林高层过从甚密。

他还结识了时任东宫伴读的王安，王安对他的才学很钦佩。他在王安面前，经常大言炎炎，品评人物，引得王安更是刮目相看。

那时正是万历末期，东林党倒运的时候，正人君子被邪党驱逐一空。

汪文言偏就看好东林党，使出了一套纵横术，在齐、楚、浙三党之间“用间”，也就是散布谣言，施离间计。弄得三党人士疑神疑鬼，彼此猜忌，在内讧中丧失了战斗力。

移宫案前后，汪文言奔走于王安与廷臣之间，起到了联络人的作用，为护驾也是间接立过功的。东林党人对他很赞赏，不少人将他引为知己。

而三党回过味儿来之后，当然对汪文言恨之入骨。堂堂朝士，竟被一个小角色玩了个团团转！大家就都憋着劲要整死他。

天启元年（1621）九月，王安被害。汪文言骤失政治屏障，立刻就有顺天府丞邵辅忠，出面来弹劾他，导致他丢了监生身份。汪文言见势不好，赶紧开溜，哪知一出北京城，又被御史梁梦环弹劾，被逮下狱。好在那时东林党势大，他在监狱中，并没吃多大苦头。

折腾了一回，最终还是无罪释放。汪文言锐气不减，玩得更欢了，跟公卿大佬们频频交游，一时门庭若市。

这颗政治新星，甚至还引起了首辅叶向高的瞩目，在请示了天启后，让汪文言当了内阁的中书舍人（内阁秘书，从七品）。韩、赵南星、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人，更是与他交情甚厚。

傅这次决定向东林党发难，所选的两个目标都是硬派人物，因此能不能奏效，他心里不太有底。在他的弹劾疏中，把这个小小的汪文言拿来做突破口，是想打击对方的软肋——柿子要先拣软的捏，老官僚一般都深谙此道。

汪文言也确实活该在这一轮冲突中最先落马，因为成为“突破口”的一切因素，他都具备：官职低（帮他的人就少）、经历复杂（容易挑出毛病）、知名度高（打击他能收到震撼效果）、与东林党关系密切（恰好借此株连）。

拎出这个人来，是傅经过精心考虑而做的选择。

据说，这背后是阮大铖出的主意，因为他与汪文言同是安徽人，最知汪的底细。另外也有史家认为，是魏忠贤及他的核心团队盯上了汪文言，早就想借他牵出东林的一大批人来，这次打击，就是由魏忠贤亲自授意。

这两种说法，在事实上都有可能。

但是这个精心策划的奏疏，起初在天启那里一点儿作用也没有。他根本看不出里面有什么名堂，也懒得动脑筋去想为何有这样一个无关痛痒的东西上来。平日里，廷臣们互相攻击的折子，他看得多了，不愿再做裁判了，就把傅的奏疏交给司礼监去处理——爱怎么弄就怎么弄吧。

魏忠贤见到这份奏疏，大喜。他和外廷的爪牙冯铨、霍维华、杨维垣等人讨论了很久，才定下处理意见。几个人看过这个折子，认为并没有抓住左光斗、魏大中的要害，连“貌丑”也成了罪名，显然是强词夺理。如果就这样下诏，去处置左、魏，人心肯定会不服，容易生变。但汪文言不同，汪的问题太多了，最易攻倒。拿下了汪文言，再让汪自己咬出左、魏，然后治左、魏的罪，东林方面就不好说话了。

首战务求必胜，魏忠贤对这次出击非常谨慎。

于是，核心团队拟了一道中旨，以天启名义发下，将汪文言逮入锦衣卫诏狱鞫问，左光斗、魏大中则不予问罪。

但是左、魏无缘无故吃了这一记闷棍，当然不服。第二天，两人就分别上疏自辩，并大揭傅之短。他们要让天启明白，傅这么做究竟是何居心。

左光斗说，傅的目的，就是要掀翻刚推举上来的吏部、吏科的几个“正人”。魏大中则怒斥傅为“小人之尤”。

东林方面，已经意识到汪文言问题的严重性——这个口子，绝不能被撕开。一向稳重、温和的叶向高，采取了相当决然的态度，向天启提出辞呈，说：授予汪文言中书舍人的官职，是我一人的主张，倘若有罪，尽可罪臣一人，而稍宽其他人，以释宫府之嫌。

他提出辞职，当然不是真心，而是以退为进，提醒“宫府之间”也就是内廷体系和行政体系之间，已出现了嫌隙，请皇帝注意。

首辅的这个姿态，异乎寻常，天启这一回是看懂了。汪文言案涉及的几个人，不仅是朝中一派的重要人物，也是国家栋梁，犯不着为一个小吏和大臣们闹翻脸。于是，天启立即下诏挽留，完成了一个必要的过场，让叶向高不要三心二意。而对左光斗、魏大中自辩的批复，也是温言相劝，说他们心迹自明，还是安心从政为好。

皇帝的态度很明确：没你们什么事。

可是这一来，就苦了汪文言。他一个人在狱中，东林方面的人，现在谁也不好出面来营救，这情形就尴尬了。

叶向高稍微做了一点儿努力，上疏请求把汪文言移交给刑部审讯，想把他弄到自己控制的范围里来，免得出麻烦。但奏疏上去以后，没有下文。

左、魏二人一向珍惜名誉，当此之际，自然要矢口否认与汪文言有什么瓜葛。左光斗的自辩，说得很清楚：“臣官阶已高，不必借人延展美誉，何事要引汪文言为腹心？”把关系撇得一干二净。

但是，把汪文言扔在那儿不管，对东林党来说，也实在太危险。东林人士里有一位御史黄尊素，素有远虑，感觉情况不妙，便找到锦衣卫北镇抚司指挥使刘侨，关照他说：“汪文言不足惜，不可借此案而移祸诸人。”

这是关键的底线：汪文言的死活都无所谓，但不可以在供词上牵连到廷臣——小人物玩政治，一般都难逃可悲的替罪羊下场。

刘侨与东林人士历来关系不错，当然愿意遵命。在他的操控下，汪文言的供词果然没有牵涉一人。明朝的司法这个东西，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橡皮泥，怎么捏怎么是。

当魏忠贤拿到供状一看，愣住了：居然连汪本人，也没什么大不了的问题？

天启本来就对这案子不感兴趣，至于汪文言供词说了些什么，就更无所谓了。

这可把魏忠贤气得要吐血。精心策划的一场攻势，到了关键一环，竟然被人给轻松化解掉了！

老魏一时无计可施，只能鼓动天启下诏，把汪文言狠揍一百棍，出一口恶气再说。

没过几天，他又鼓动天启免了刘侨的职，让自己的走狗许显纯来接替——今后，可不能再有这样的疏漏了。

这次的汪案，旋起旋落，前后还不到十天时间，天启可能根本就没记住这个芝麻小官的名字。魏忠贤没能得手，好像也就算了，仅仅调整了锦衣卫的人事。

事情就这么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