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启元年（1621）看明朝高层的人事变化，总有让人想不通的地方。一方面，东林党人的扩张意识很强，一路似乎都在高歌猛进，其势头直到天启四年（1624）都没有止住，到这一年的年初，还是可以称为“众正盈朝”的。但另一方面，东林党人中的重要人物，却在一个接一个地倒下——被魏忠贤分而击之，逐出舞台。

当最终的决战爆发时，阉党居然能轻松得手。

所有的正人君子，于一夜之间飘落。史书上，用了一句极其悲凉的话来形容：“正人去国，纷纷若振槁。”

——就像有人在摇晃枯木一样。

为什么会这样？大明朝为什么永远是魔比道高一丈？

难道，这就是它的宿命、是它百年的轮回？

天启元年六月，东林大佬叶向高起复，入京做了内阁首辅。这一年的内阁名单，看上去还是很令人欣慰的。你看：叶向高、刘一、韩、何宗彦、朱国祚。

个个都是“正人”，也几乎个个都很能干。除了朱国祚没有显著政绩外，其他人各有各的作为，即便朱老夫子也绝对是个好人。

可是到了七月，内阁里挤进来了一个人——沈潅。

这个家伙是方从哲的人，浙党骨干。早年他在翰林院为词臣时，曾在内书堂教书，给宦官们授过课。因此《明史》上说，魏忠贤、刘朝等人都是他的弟子。对这一点，有人不信。因为魏忠贤一直就不识字，而且内书堂是培养小宦者的，魏大叔似乎没有资格入学。

姑且听之吧，反正是两人在宫内就有相当深厚的渊源。

这个沈潅，除了是最早一批投靠魏忠贤的文官之外，他在历史上，还做了另一件非常有名的事。

万历四十四年（1616）的时候，他任南京礼部侍郎，在方从哲的支持下，驱逐了当地所有的天主教士，此为天主教在华传教的一大“教难”。而我们现在熟知的科学家徐光启（曾任礼部侍郎）与叶向高等人，一向对传教士是很友善的。

沈潅入阁，并非出于魏忠贤之力——那时魏大叔还没有这种能量。早在万历末年“会推”（评选阁臣候选人）时，沈潅就被三党人士提名，还没来得及任用，万历帝就死了，然后泰昌帝才将他列入阁臣人选。等到实际入阁，已经是天启元年的七月了。

阴差阳错，东林党人把持的内阁，忽然就打进来这么一个楔子。

他一来，从此事多！

东林党人的各路大员，从这一刻起，就宿命般地开始了多米诺骨牌式的倒下。

沈潅为了交好魏忠贤，公开支持开内操。其实，开内操并不是魏的发明，前代几个皇帝时都有过。但是像天启这样百事不问，只顾玩，情况就比较危险了。一万人的武装人员进出皇城，很容易出现参与政变的事（后来在天启死的那天，情势就相当危急）。

东林党人看不过眼，群起攻击沈潅为“肘腋之贼”。其中刑部尚书王纪，攻击尤力，干脆撕破了脸，直指沈潅为当代蔡京。

彼时刑部有一个主事徐大化，笔头功夫甚好，主动投效于魏忠贤门下，给魏出谋划策、代写文书，还常常出头乱咬正人君子。王纪恼恨徐大化的劣行，上疏弹劾他玩忽职守。王纪在奏疏里质问徐大化：“大臣中有交结权珰、诛锄正士如宋蔡京者，何不弹劾？何故非要与正人君子势同水火？”

王纪那时在天启帝面前说话很有分量，不久，徐大化就被罢。徐大化的同党、御史杨维垣颇为不平，上疏向王纪叫板：“你说的大臣没说出姓名，请指实！究竟是说谁？”

他原本想将王纪一军，猜想王纪大概不敢指名道姓，这样便可压一压王纪的风头。

哪知王纪根本不信这个邪，立刻上疏说：“此大臣不是别人，正是内阁大学士沈潅。他与宋奸相蔡京，代际不同，所为相似。至于贿交妇寺，窃弄威权，中旨频出而皇上不悟，朝柄阴握而皇上不知。”

这一激可倒好，王纪这下不仅点了沈潅的名，也等于公开点了客、魏二人的名。“妇寺”之意，就是妇人和宦官，明朝人都知道这说的是谁。

客、魏听说这事后，慌了，双双跑到天启那里痛哭流涕，替沈潅洗清，也为自己辩白。天启也知道沈潅跟客、魏确实扯不清，但还是给了客、魏面子，说王纪的话说得太多，应该给予申斥。就这么表示了一下，也就不了了之。

沈潅这个家伙，白做了一回斯文书生，自甘下流到了不堪的程度。在阉党之中，他是第一个投效的高官，也是第一个投效的阁臣，所起的示范作用极其恶劣。甚至，由此引发了魏忠贤想控制内阁的念头。

沈潅一肚子坏水，却长了一副好皮囊，大概也是一表人才。据说，他跟客氏还有一腿。前面曾说到，有一段时间客氏经常私自跑出宫去，就是与他幽会。

魏忠贤耳目灵通，早摸清了这情况，但又不敢得罪客氏。于是到后来，只要客氏一跑出去，魏忠贤就矫诏下旨，说有急事让客氏马上回宫。

圣旨谁敢违抗？明知是假的也得遵守。魏忠贤就是以这个办法，来阻止客氏给他戴绿帽。这个事，在一定范围内被传为笑谈。

在沈潅挤进来之前，内阁中就已先走了一位东林骨干——孙如游。孙如游，字景文，浙江余姚人，万历二十三年（1595）的进士，原为礼部右侍郎。泰昌在位时，他因抵制郑贵妃谋封皇后有功，被拔为礼部尚书。在移宫案中，是个主张撵走李选侍的坚定分子，因此上了魏忠贤的黑名单。在杨涟被挤走后，魏忠贤就瞄准了他。

但是，孙如游在个人品质和为官上，是个无可挑剔的人。于是，受魏忠贤的指使，几个言官就在他的入阁程序上做文章。孙如游是由天启“特简”（直接任命）入阁的，没有经过会推。言官们就说他的任用不合法，要他走人。

其实，皇帝特简任用阁臣，在前代就有过很多先例，并不能说完全不合法。只要任命得当，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但是，这次言官的攻击，只抓住不合惯例这一点做文章。

而且东林党人的行动也不够协调，比方，同是在移宫案中立了大功的左光斗，竟然也加入了反对孙如游的行列，以标榜自己公正无私。

这样孙如游就非常被动了，同时他也不愿跟魏忠贤较劲，于是先后十多次上疏求归。

倒是天启还明白，下诏说：“累朝简用阁臣，都是皇帝说了算，前论已明，如何又无事生非？”

他说得没错。嘉靖、万历两代的内阁中，就有张璁、夏言、徐阶、李春方、陈以勤、张居正、赵贞吉、许国、赵志皋这样一批名相，都是特简的，干得很不错。不知为何到了孙如游这里，就成了问题。

到天启元年（1621）的二月，由于讨厌耳根不清静，皇帝最终还是把孙如游免了，但是给的退休礼遇很隆重。

孙如游一走，下一个轮到的就是刘一。

刘一人品也很好，怎么会成了靶子？祸端还是起于沈潅这个花花阁老。

沈潅支持开内操等诸多劣迹，引起了言官的普遍不满，对他交章弹劾。弄得老沈焦头烂额。在方从哲退休、叶向高回京中间有几个月，内阁实际上是没有首辅的，只有刘一的资望最高，目标也最明显。沈潅不思己过，反而怀疑是刘一在幕后发动，于是就授意给事中孙杰，上疏攻击刘一。

这下可把刘阁老给冤枉了，因为刘一自恃清白，从来就不跟言官勾搭，甚至连好脸色都没有。言官们对他怨望颇大，不可能给他当枪使。

——小人之心，真是防不胜防。因为疑心，就要干掉人家。即便冤枉了又怎样，冤枉好人又不会有什么危险后果（好人不会心狠手辣，也不会报复），所以就放心整人，这也是一种典型的思维。

刘一之所以被锁定，还有一个潜在的原因，就是在泰昌元年九月，他曾经向天启当面申奏，要求驱逐客氏。因此，搞掉刘一，肯定在客、魏的计划之内。

此外，刘一在那时，还坚决要求处死盗宝案中的刘朝、田诏等，对以修陵（万历之墓）有功的名义荫封魏忠贤，持有异议。这些老账，都是要一块儿来算的。

不过天启对刘一在移宫案中的护卫之举，印象极深，还不至于立刻就忘恩。首攻刘一的候补御史刘重庆，就被天启怒而贬官。但是接下来，攻势并未减弱，反而越来越猛。

刘一，字季晦，江西南昌（今江西省南昌市）人，也是万历二十三年（1595）的进士，原为礼部右侍郎。泰昌即位后入阁，在拥立天启的问题上态度坚决。当时外有刘一、韩、周嘉谟，内有王安，人们普遍认为大明朝总算中兴有望了。哪里料到，刘一的位子才坐了一年多，就坐不稳了！

最让刘一感到沮丧的是，不仅郭巩、霍维华这类渣滓蹦得欢，就连素有直声的给事中侯震旸、陈九畴，也加入了攻击的战团，讥讽他结纳王安。前面那些混账跳出来，刘一心里很明白，是魏忠贤在搞报复；可是侯震旸等人为了博取直声而口无遮拦，就未免让人太寒心了！

以明朝士大夫的一贯观念，最恨也最怕人家说自己进身不由正途，勾结了宦官，这是一个很大的污名。刘一不得不连上四道疏，为自己辩解，并按惯例请求解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