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忠贤等的就是这个效果，连忙矫诏发了下来：准刘一致仕回乡。

一个最微妙的时刻到了！

在外廷，大家都把形势看得很清楚——须有一个关键的人物出面，说服天启，坚决挽留刘一。

这个任务，唯有刚刚回到内阁的叶向高能胜任，可是叶向高并不很积极。

他对刘一有误会。

本来刘一是个心胸坦荡之人。在方从哲去职以后，按例是应由刘一递进为首辅，但刘一坚决不干，要把首辅位置留给将要回来的叶向高。

这个态度，可谓一片冰心在玉壶，叶大人却完全不能理解。

早就投靠了魏忠贤的霍维华、孙杰，偏巧正是叶向高的门生（叶是他们考进士的主考老师），两人不断在老师面前搬弄是非，为魏忠贤粉饰，对刘一大加诋毁。他们说，刘一对叶向高的复出非常嫉妒，很不情愿让出首辅的位置。

三人成虎，乃万古定律，叶阁老心中不可能没有阴影。

叶向高本来就不是个激烈之人，受了门生的鼓惑，对魏忠贤还抱有一定幻想。他不是看不到客、魏坐大之势，但总想以“调停”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不想与之发生正面冲突。而对刘一的困境，则采取冷眼旁观态度，尤其在这个时候，更不想出手相救。

他还有一个门生叫缪昌期，比他清醒，跑去劝说道：“刘一乃国之栋梁，如何能坐视其被逐？宫中诏令，可不必听。”

叶向高问道：“天子有诏，怎能不听？”

缪昌期疾言道：“师翁如能出面一争，则局面可为之一变，且可挫魏阉气焰。如听之，则矫诏一次，去国家重臣一次，他日又如何收场？”

一番话说得叶阁老默然无语。

后来他终于去说了情，天启也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慰留。但刘一的心凉透了，坚卧不起，连上十二道疏求去。

魏忠贤的意思，是只要他走了就好，于是在批红时也做了一点让步。事情拖到天启二年（1622）三月，刘一总算是体面地致仕了。

刘一的离职，后世有评价说，这是东林党与魏忠贤争斗中的第一次惨重失败，对天启后期的政局影响甚大。

刘一是顾命大臣，威望极高，此次不过是魏阉方面几个小丑出手，就把他给撵走了，这无疑大长了阉党的志气。过去，魏忠贤还不大敢挑战内阁，如今，他已开始酝酿，下一步要全面控制内阁了。

当然，阉党也并非一帆风顺。沈潅作为阁臣，被刑部尚书王纪点名责骂，老脸丢尽，他马上就进行报复，把王纪牵进辽东经略熊廷弼冤案中，导致王纪被削籍为民。

这样为非作歹，朝议对沈潅就愈加不利。

叶向高此时也认识到刘一是个君子，霍维华说的那些都毫无根据，于是想为刘一出一口气，他很巧妙地对天启说，沈潅与王纪互相攻击，均失大臣体，如今只斥逐王纪，如何向公论交代？

首辅有了这样的说法，就意味着：沈潅的板凳也坐不稳了。另有阁老朱国祚也以相似理由求去，认为自己不能与沈潅这样的家伙做同僚。人际关系搞得这样僵，沈潅只好求去。在刘一走后，他也离开了。

沈潅回到家乡湖州后，过了一年就死了。他这是走得好也死得好，毕竟活着的时候还保住了体面，没有等到后来被崇祯皇帝追究。

就在刘一离去的同时，东林党的另一员大将、吏部尚书周嘉谟，也被阉党逼走。

在其中起重要作用的，还是那个小角色——兵科给事中霍维华。

这个霍维华，是北直隶东光（今河北省东光县）人，万历四十一年（1613）的进士，曾任金坛、吴江县令。应该说，他在做吴江县令的时候，还是个挺有良心的好官。他发觉地方上的徭役有轻有重，富户与穷人苦乐不均，便率属下对各乡地亩逐一清查，编造图册，防止隐瞒或遗漏徭役，并除掉了酷吏，以减轻百姓的赋税负担。

变化是从泰昌元年（1620）开始的。霍维华有个内弟叫陆荩（jìn）臣，在宫里当宦官。通过陆荩臣的引荐，霍维华认识了魏忠贤。此后，这个原模范县令就以一个恶徒的面目，出现在历史上了。

当年魏忠贤与王体乾达成交易，要干掉王安。这中间需要走一个程序，即外廷要有一个人出面弹劾王安，阉党再通过矫诏或进谗言的办法，把王安贬黜。

王安是一位老资格太监，在外廷要找一个人来参他，很难，几乎没有人愿意出头。

恰在此时，陆荩臣听到消息，就来鼓动霍维华下水。

霍维华权衡了一下利弊，两眼一闭，跳了下去。因此说王安的死，与他也有关。东林党人对霍维华既恨又蔑视，搞得霍在外廷无路可走，只能死命地靠住魏忠贤。

吏部的人对霍维华也不屑，找个机会把他给外放了，升任陕西按察司佥事（助理）。这一调动很巧妙，也可以说是整他，也可以说是正常升迁。

霍维华当然只有一种看法，他毫不含糊地认为，这是东林党的阁臣刘一和吏部尚书周嘉谟在搞他。

事实也是如此。这个周嘉谟，确实是个容不得小人的正人君子。他和杨涟一样，也是泰昌、天启两代皇帝登基时的护佑者，在两次危机中立过大功。泰昌以来，他大量起复在万历年间因“争国本”而被罢官的正直人士，一面对“三党”官员施加压力，把他们大部分逼走。

至于调走霍维华，不过是小菜一碟，他不认为霍维华算个什么人物。

但是，这一动，却激怒了魏忠贤。那时外廷里肯不要脸依附魏忠贤的人，很少，霍是一个，如果调到了陕西，等于断了魏在外廷的一条线。

这不是打狗欺主吗？魏忠贤决定反击。

于是他暗中嘱咐给事中孙杰，弹劾周嘉谟，说他朋比辅臣，受刘一指使，图谋为王安复仇。同时，还弹劾周嘉谟举荐辽东巡抚袁应泰、监军佥事佟卜年失察，导致辽阳失陷。

需要说明的是，那一时期对后金作战失利，确实跟袁应泰指挥无方有关，袁本人也战死沙场；但是任用袁应泰的，是前首辅方从哲，跟周嘉谟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这两条，都是诬陷。但是天启并未申斥孙杰，这就意味着，皇上认为事出有因。周嘉谟感到名誉受到损害，愤而提出辞呈。

魏忠贤还是那一招，矫诏：同意你的请求，走人吧你！

就这样，一个堂堂部院大吏，竟不能自保。天启元年（1621）十二月，一手开创了“众正盈朝”局面的周嘉谟，就这样很窝囊地走了。

三党的失地，由魏忠贤逐一来收复，这个诡奇局面，时人谁也没料到。小人们的额头，又开始放光了——他们看到了一个拯救者！

到天启二年（1622）中，魏忠贤的阉党已渐渐有了一点儿模样，网罗到了一些重量级人物。与书生气十足的东林党阵营比起来，阉党倒更像是一个政治派别。

这两派势力，都渗透在有关的朝廷机构中，其主要人物都同样受到天启的信任，而且从整体来看，东林党把持的机构还要更多一些。但是由于两派的组织结构和斗争路数很不一样，所以阉党得势与东林失利，应该说是必然的。

首先阉党有一个强势团队，其决策与行动步骤，都控制在以客、魏为首的核心手里，大小爪牙都要经过授意才发动攻击。他们对所有的事，都是先经分析判断，再定决策，所以无论是在扩张上，还是定点清除上，都显得很有计划。

且阉党的进攻没有什么道德约束，可以无中生有、信口雌黄，一切以扳倒对方为最高原则。这等于是泼粪战术，对于正人君子来说，最难应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