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忠贤又碰上了好运气。若在嘉靖以前，一个宦官再怎么牛，也不要指望会有大批廷臣来投靠，若有人愿意跟你暗通款曲，就已很不错了。但是到了万历末年，情形已大为不同。士大夫（知识分子）里有一批人，基本上连脸都不要了。

不要脸的原因，在于道德已经崩溃。

明朝是最先将科举试题八股化的朝代，做文章一讲八股，就等于把道德文章变成了技术性文章。学孔孟，成了大家公认的敲门砖，用完了就可以扔，傻瓜才会在实践上照着办。

道德一松弛，人与禽兽也就相差无几，社会上就该信奉狼性了。世俗族群中，宗教的力量一般不能约束人的行为，唯一能让人在作恶方面有所收敛的，是死后的名声。但是，恶人看问题，一般都着眼于利益兑现，谁还管他死后如何？

明朝到了晚期，一切末世的景象都出来了。不光是做官的，连普通老百姓都竞相追求奢靡。金银打造的溺器，在富贵人家很流行；小民则宁肯背债，也要穿绸缎装阔。笑贫不笑娼，笑廉不笑贪，成功就在于腰包里的银子重量。士大夫在这种背景下，不要脸自然是大势所趋了。

当道德的裤腰带一松，就什么都敢干了！

过去，廷臣要是想勾结宦官，通过宦官在皇帝那里美言，须得偷偷摸摸。一旦泄露，那就跟在闹市里偷窃被当场擒获一样丢人。

万历初年的首辅张居正，就是因为跟大太监冯保结成了政治同盟，很为士林所不齿，影响到死后名声也一直不大好。

现在不同了，有奶便是娘啊。一批人忽然想明白了，宦官的奶又毒不死人，怕什么？无非就是“人而无仪”——不要脸就是了。

从天启二年（1622）起，在与东林党的前哨战中，魏忠贤欣喜地看到：一批重要官员要来吃他的奶了。

他的策略是：来者不拒。

这与东林党的人事策略形成鲜明对照。东林党是一伙正人君子不假，但是在官吏任用上有极端倾向，非我一类，务要斩尽杀绝。

天启二年，正是东林党气势最盛的时候，一批中间人士甚至少数邪党中人，都有前来依附之意。如果东林党此时宽以待人，不难达到天下晏然。可是他们恰在这个时候，又重新追论“三大案”，其调门之高，等于全面宣告党争。浙党党魁方从哲，被他们指为炮制红丸案谋害泰昌帝的主谋，有“十罪”“三可杀”之说。同时，还指责有关涉案官员大逆不道，便是诛杀亦不能抵罪。

都说“水至清则无鱼”，可他们偏就要求水至清！

这样，大批在三大案前后表现不佳的官员，地位就受到了威胁。虽然天启听取了东林党人中头脑清醒者的意见，并未对三案有关人员实行严讯，处理得非常谨慎，但是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一部分邪党人士仍感难以自处，不得不另外寻求保护伞。

他们在惊惶中忽然看到，魏忠贤那里，正高高地撑着一把大红伞。

真是天助我也！

人们提倡从善如流，但实际上从恶也是如流的。哪个地方好投奔，就往哪里奔吧！

从天启元年（1621）开始，陆续有百余名文武臣僚投靠魏忠贤，成为魏控制外廷的爪牙。据有人统计，这批外廷诸臣中，进士出身的比例相当大，这无疑是给魏忠贤送来了一支劲旅。

正因为有这些无耻官僚的加入，阉党才能成为一大势力。阉党的成员，实力已不输于东林党半分了，所不同的无非就是鲜廉寡耻。

这些阉党官员，按照官职高低和各自特长，分为几个层次。

头一等，阁臣级的，有两位大佬：顾秉谦和魏广微。

顾秉谦是昆山人，万历二十三年（1595）的进士。原任礼部尚书，在天启元年就开始依附魏忠贤，两年后得以入阁。《明史》对他的评价是“庸劣无耻”。杨涟则公开说他是“门生阁老”，谁的门生？魏大宦竖！他曾与魏广微共同编了一册《缙绅便览》，也就是官员名录，其中在东林党人的姓名旁点上墨点，所恨极重者三点，次者二点，又次者一点。共点了叶向高等七十余人，交给魏二爷，让魏在天启面前品评官员时参考。

魏广微，北直隶南乐（今河南省南乐县）人，是原侍郎魏允贞之子。魏允贞是个很正直的官员，但这个儿子却不肖，其人阴狡。他是万历三十二年（1604）的进士，任南京礼部侍郎。魏忠贤势大后，他以同乡同姓相结交，随后升礼部尚书并入阁。他怕魏忠贤搞不清内廷宦官谁是自己人，就向魏进呈了一份六十人名单，按照亲疏程度，在姓名旁各加三圈、两圈不等，让老魏陆续起用和提拔。他当了阁臣后，交付魏忠贤的书信，封皮上都要题上“内阁家报”四个字，公开认了同宗，时人索性称他为“外魏公”。

这个魏广微与魏忠贤的关系，有些曲折。一开始，他还不是死心塌地，还想跟东林党人也拉上一点儿关系。他的父亲魏允贞，与东林党要人赵南星是至交，他入阁后，曾经三次登门拜访赵南星，想拉关系。但赵南星就是不见，并且叹息曰：“魏允贞无子！”自此，魏广微才铁了心跟随魏忠贤。但后来在杨涟上疏事件中，他又颇不自安，上疏为杨涟讲情，因而触犯了魏忠贤，在天启五年（1625）不得不请辞，脱离阉党。当然，最终还是被定为逆案中人，判了充军。

这两位阁老，位极人臣，却不顾脸皮逢迎魏忠贤，甘受奴役，开了阁臣为宦竖充当走狗的恶例。

在他们两人之后，还有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等入阁，同样也充当了魏忠贤的走狗。

阁臣往下，就是文臣中的“五虎”，专为魏忠贤出谋划策。

“五虎”之首崔呈秀，蓟州（今天津市蓟州区）人。这是阉党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是万历四十一年（1613）的进士，天启初年为御史，后又巡抚淮、扬，为人卑污狡狯，不修德行。最初东林党势力极盛时，他有心依附，力荐李三才入阁，并要求加入东林，但遭到拒绝，闹得灰头土脸。天启四年（1624），都御史高攀龙揭发其贪污受贿，吏部尚书赵南星等建议将他发配充军。天启也下诏同意将他革职，听候审查。

崔呈秀见大势不好，连夜奔走魏忠贤的宅门，叩头流涕，请求援助。他声称：高、赵二人是挟私报复，请魏公公做主，并表示愿给魏忠贤做儿子，呼之以父。魏忠贤当时正受到廷臣空前规模的围攻，急需在外廷有人帮把手，见崔呈秀如此有诚意，大喜。第二天就出“中旨”（不用内阁票拟），免了崔呈秀的审查。

魏忠贤从此将崔呈秀视为心腹，日与谋划。崔呈秀和最早投靠魏忠贤的刑科给事中霍维华，同为阉党的高级智囊，直接参与内外廷各项机密。

到天启五年（1625）正月，给事中李恒茂上疏为崔呈秀翻案，天启也变了主意，认为崔是被东林党诬陷的，准他官复原职，不久后升任工部右侍郎，督修三大殿。魏忠贤当时借口巡视工程，每天要到外朝来一趟，每次都要屏去左右，与崔呈秀密语一番。

这个家伙还编撰了《天鉴录》和《同志录》两本东林党人黑名单，按等级加圈加点，提供给魏忠贤，以便逐一贬斥。魏忠贤按图索骥，清流善类由此一扫而空。

崔呈秀后来居上，深受魏忠贤信任。以至于一些趋炎附势之徒想巴结魏老大，都要通过他。很快在他名下居然也聚集起大批朝臣，俨然成为一个大盟主。

天启七年（1627）八月，阉党最鼎盛时，他任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一手抓兵权，一手抓监察，权倾朝野，不可一世。可惜戏到高潮时，也就快要散了。

“五虎”的其他四位是吴淳夫、倪文焕、田吉、李夔龙。这几个，大都是万历末年因故被劾被纠，又在天启五年以后，逐渐靠上阉党的。此外，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投靠阉党之后，都晋升得极快。尤其是吴淳夫，一年中六迁，官至极品，由兵部郎中累进工部尚书，加太子太傅。这是除了入阁以外，把官做到顶了。

与文臣的“五虎”相对应，武将里也有“五彪”，是专给魏忠贤充当打手和杀手的。

“五彪”之首是田尔耕，他是任丘（今河北省任丘市）人，因老爹当过兵部尚书，他本人得以荫锦衣卫职，官至左都督。天启四年后，执掌锦衣卫，成了特务总头子。其人狡猾阴险，又与魏忠贤的侄儿魏良卿是好友。魏忠贤兴起大狱整治东林党人，他出力甚多。

《明史》称，彼时侦卒四出，罗织无辜，入狱者皆不得出。在田尔耕把持下，锦衣卫如同地狱，外人望之，不啻屠宰场！就古代的通信水平和组织能力来说，这家伙在整治东林党时搞的恐怖活动，网罗之严密，反应之迅速，现代人远不及。那时的一位亲历者，对此有过非常生动的描述，留在后面再述。

田尔耕与魏忠贤关系密切，情同父子，时有歌谣称之为“大儿田尔耕”，且又与魏广微是儿女亲家，其关系盘根错节。凡他出的阴损主意，魏忠贤都言无不纳。那些想入阉党的无耻之徒，多是通过走他的门路来投靠的，以至家门都要被人挤爆。

“五彪”里的另一位许显纯，也极有名。他是定兴人，老爹是驸马都尉，本人是武举出身，任锦衣卫都指挥佥事。后投靠魏忠贤，当了魏的“义子”。天启四年（1624），魏忠贤觉得原镇抚司的头头刘侨办案不力，就换上了这个杀人魔头。

此人性情极端残暴，搞逼供信很有一套。东林党人里，有数十人惨死于许显纯之手，史书上的有关记载，可谓字字滴血！所有东林党人犯的“口供”，都是他一人编造出来的。每逢鞫问，魏干爹都要派人来，坐在他身后旁听，名曰“听记”。许显纯对干爹毕恭毕敬，如果哪天听记的宦官偶然未到，他就袖手不敢审讯。

“五彪”的其他三位是崔应元、孙云鹤、杨寰。三人都是厂、卫中级官员，凡是许显纯谋害东林党人的事，三人都有所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