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忠贤在内廷和后宫横行霸道，所遇到的抵抗很微弱。王安虽有威望，但性格疏阔，心肠软，太低调，不似老辣的政治人物，被魏忠贤施以诡计轻松干掉。后宫的娘娘们更是缺乏政治斗争经验，无法招架客、魏这一对恶狼。

但是想要专权，仅仅摆平了宫里边还不够，因为明朝的中枢行政实行的是二元制，皇帝和司礼监掌握着一部分权力，另有一多半的政务，是掌握在外廷大臣手里的。就政务的透明度和君臣制衡机制的有效性来说，明朝要远超过以前各代。因此，魏忠贤必须要在外廷也打开局面。

说到泰昌和天启初年的外廷局面，可以说是最不利于魏忠贤这样的“大珰”胡闹的了，因为那时候有个势力强大的“东林党”。

东林党，这个名字很响亮，与正人君子几乎是同义词。

在这个名头下，聚集着一批赫赫有名的正直廷臣，如顾宪成、高攀龙、钱一本、赵南星、郭正域、叶向高、孙慎行、邹元标、刘一、韩、周嘉谟、周朝瑞、杨涟、左光斗等。这样的正直之士，朝中只要有一两个，就够魏忠贤喝一壶的了。何况在天启之初，他们盘踞了各路要津，深受泰昌、天启两代皇帝信任，势力正盛。甚至史书上有一个成语，似乎就是专为他们而创制的，叫作“众正盈朝”。

东林党，巍然挺立。看魏忠贤掀起的滔天浪，如何能击垮这一条正义的大堤！

老奸巨猾的阉竖，终于遇到头疼的问题了。

在这里，我们先略为回顾一下东林党的来历。

东林党的得名，源远流长。追溯到最早，是万历三十二年（1604），与顾宪成有关。

顾宪成，字叔时，号泾阳，无锡泾里人。他家境穷苦，老爹是开豆腐店的，但他人穷志不短，自幼以学为乐，万历八年（1580）考取进士。入仕途之后，从户部主事做起，后任吏部文选司郎中，这是个主管官吏迁升、改调的职位。

顾宪成素来直言敢谏，不阿权贵。万历年间，首辅张居正有病不起，举国都设醮坛为之祈祷，官员们都要掏钱。顾宪成独不赞成。别人怕他得罪当道，替他出了钱，把他的名字写在祈祷辞章后面，他得知后，飞马赶去，亲手抹掉自己的名字，以示绝不趋炎附势。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顾宪成任吏部文选司郎中，因为上疏为常洛争太子名分，推荐的入阁候选人名单也不合上意，触怒了万历帝，被削职，回了无锡老家。

罢官之后，他致力于研究学问，四处讲学，反而步入了人生最辉煌的阶段。

万历后期，朝政败坏到不成样子。那时候，丧心病狂者多，心灰意冷者多，醉生梦死者多。顾宪成却傲立浊世，一反王阳明所说的“无善无恶是心之体”，不当鸵鸟，直面人世，力求挽救危局。

他有一句话流传于后世，足以振聋发聩——

“即使天下有一分可为，亦不肯放手！”

其时，顾宪成刚被罢黜，名望益高，慕名前来求教的人极多。他不论贵贱，一视同仁，以至于小小的泾里镇上，连祠堂、客栈和周围邻居家，都住满了前来求学者。如此，住宿处还是供不应求，顾宪成与自家兄弟就在宅边造了几十间书舍，供来人居住。由夫人朱氏给学生们烧饭做菜，学生来此，都觉如归家中。

那一阵子，泾溪南北，昼则书声琅琅，夜则烛火辉煌，也是末世的奇景了。前来求学的人，因苦闷而苦读，以求精神上能找到一扇窗子。甚至一些素有才名的学者，也争相前来求教。

当时顾宪成讲学的足迹，遍及苏州、常州、宜兴。还常与吴中名人聚会于无锡惠山的“天下第二泉”，讲学议政，指点江山。

在顾宪成的经营下，讲学活动渐成规模。他此时感到，有必要设置一个讲学大本营，进而对全社会产生影响。大本营的选址是现成的，无锡县城东门外有一所旧时的东林书院，是宋代学者杨时的讲学之地，可以利用。但房舍因年久失修，多有坍塌。顾宪成与其弟顾允成，遂倡议修复书院。

他们的主张，得到常州知府欧阳东凤和无锡知县林宰的支持。万历三十二年（1604）四月十一日，重建工程开始，至九月九日告竣，共用银一千二百多两。首倡者顾宪成捐银最多，官员和缙绅也多有捐助。

当年十月，顾宪成与顾允成、高攀龙、安希范、刘元珍、钱一本、薛敷教、叶茂才（此即“东林八君子”）发起东林大会，制定了《东林会约》，成立最初的学术团体。前来此地讲学的人，多为失意的中下级官员。因为是官场过来人，对时弊也就看得更透彻，他们崇尚实学，锋芒毕露，所虑皆天下家国事。

书院大门上的一副对联，则成为此后的万古绝唱——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东林会约》规定每年一大会、每月一小会，将分散的游学变为组织化的讲学。书院广招学员，不分尊卑，不限地域，无论长少，学费全免。讲学内容以儒家经史为主，兼及自然科学知识与应用管理学。讲学的形式也不拘一格，演讲中间还穿插诗词朗诵。主讲者随时回答学生的提问，有时还开展集体讨论——这已经很像是现代学院的风气了。

在明末颓靡之时，这个书院的创立，无疑是开了一代新风。“东林”一词顿成时髦，天下影从，四方云集，每年的大会有时多达千人。书院实际上成了一个舆论中心，并由学术团体逐渐发展成为政治派别。随着东林声名大起，顾宪成也被人尊称为“东林先生”，成为影响力巨大的一代精神领袖。

东林学人在讲学之余，经常讽议朝政，品评人物，指摘当道者之愚，忧心于天下汹汹的民变征兆。其影响达到京师之后，部分正直的官员也与之相呼应。顾宪成的许多学生，后来陆续走入官场，同气相求，在朝中形成了一股较大的政治势力。

社会是熔炉不假，但它不可能将所有的道德良心化为渣。当一个社会腐败到极致时，就会煅打出铁一样不屈服的角色！

然而，好事多磨。

万历三十八年（1610），东林书院受政局牵连，开始陷入困境。当时廷臣中针对亲东林党的官员李三才的褒贬，掀起了一场大政潮，就李三才能否入阁的问题发生激烈党争。掌京畿道的御史徐兆奎，首攻东林党人结党营私。见此形势，不少士人心生惧意，不敢再与东林书院有瓜葛。

顾宪成则不改初衷，独力支撑，一年一度的东林大会也照旧进行。

万历三十九年（1611），是例行的“京察”之年。是时，尽管有东林党人、首辅叶向高主持其事，希图化解纷争，澄清吏治，但万历帝仍听信徐兆奎的一面之词，对东林官员实行打压。这次京察之后，邪党成员趁势而上，纷纷占据要津，朝局愈加恶浊。

这时，参加东林聚会的人数也呈锐减趋势，仅余下寥寥数人而已。次年，顾宪成抱恨去世，享年六十二岁，留有著作《小心斋札记》《还经录》《证性篇》《东林商语》等。

明代的士风，也就是廷臣的风气，一直到嘉靖初年都还比较正。经过嘉靖一朝乌烟瘴气的影响，士风开始大坏。官员们徇私舞弊、道德沦丧，居然都不以为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