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魏忠贤手下，文有“小诸葛”，武有“来俊臣”，又愁何事不成？

再往下一等，则是“十孩儿”。这一层，属于散布在朝中的骨干力量，代表人物为御史石三畏、太仆寺少卿鲁生等。

又下一等，是“十狗”，顾名思义就是狗腿子。代表者有吏部尚书周应秋、太仆寺少卿曹钦程等。

最后，还有“四十孙儿”，估计是死活都要往上巴结的虾兵蟹将，攀不上“义子”，当孙子也成——脸都不要了，认个没卵的爷爷又有什么丢人？

除了这些无耻“儿孙”外，还有大批文臣也在阉党之列，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地都有魏氏死党。

这个外廷爪牙团队，也是个严密的金字塔结构。魏忠贤在整个天启年间，不断在充填这个框架，从刚开始一个小小的给事中来投靠，他都欣喜若狂，到后来对阁老也敢颐指气使，如斥家奴。

正是无良朝臣的软骨，使魏忠贤的胆子越来越大，对“众正盈朝”的东林党阵营，也敢步步进逼了，直至迫使对方退无可退，唯有背水一战。

据今人苗棣先生统计，在后来被定为“逆案”人员的二百多人中，除去魏、客及其亲属亲信外，共有一百九十四名各级文官在列。其中，竟有一百五十九人为进士出身，占总数八成以上。这个统计，令人震惊。

一个高素质、高学历的邪恶集团，一个以孔孟之道为招牌的无耻队伍，他们所玩的花样，远比文盲加流氓更精致，同时，他们的堕落也就更不可饶恕。

明朝，是唐末以来太监为祸最烈的一个朝代。本朝的王振、刘瑾，几乎已玩得登峰造极了。当然，他们的下场也极其悲惨。王振被人用铁锤砸烂了脑袋，刘瑾被剐三千三百五十七刀。尤其是刘瑾，死前被杖刑、扇耳光，备受侮辱。行刑的头一日，剐了三百五十七刀，晚间羁押在宛平看守所，尚能食粥两碗。第二天继续剐，因他在行刑过程中不断说出宫内秘事，刽子手便往他嘴里塞了两个核桃堵嘴，又割了几十刀后气绝。剐够了刀数后，有圣旨下，予以锉尸、免枭首（锉尸一般是把尸体砍烂，然后砍头）。刽子手接旨后，对准死了的刘瑾，当胸一大斧，骨肉顿时飞出数丈远，受害之家争抢其肉。

前朝这样的史实，进士出身的知识分子官员不可能不清楚。阉竖专权，罕有好结局。可是，他们为何还要前赴后继地投靠阉竖？

说白了，还是为了贪，为了威风。苗棣先生总结道，投靠阉党的文官分三类：位置本来就很高的公卿，要保官；原是邪党成员的，要翻身；下层的小官僚，一心想往上爬。

只有当了高官，才能敞开怀抱受贿，安插私人，挟嫌报复，把几十年寒窗苦读的投资加倍捞回来。

他们根本不想留一世清名，更不想留万世英名。捞一天算一天，等船翻了再说船翻的事。

他们也有理念，那就是投机主义——老天是瞎眼的，百姓是无权的，皇帝被彻底蒙蔽住了。天地间，还有什么人能阻挡我辈为恶？

他们知道，唯有“清流”能做到。

因此，他们视东林党为寇仇。有我，就没有你！

外廷东林党人与魏忠贤的大战，在天启四年（1624）呈白热化。而其前哨战，则自泰昌元年（1620）的年底就已打响，只是史家多不论及罢了。

当时，魏忠贤首选的发难目标，是在移宫案中立有大功的杨涟。当然，他那时的实力，还远不能与杨涟相比，因此他用的是阴招儿。

杨涟，字文孺，号大洪，湖广应山县（今湖北省广水市）人，长了一把大胡子，想必是“美髯公”。杨是万历三十五年（1607）的进士，曾任常熟知县，在任几年，野无饿殍，狱无冤囚，是受百姓拥戴的好官员。在几次考核中，他的政绩和廉洁度都名列全国第一，引起了吏部重视，不久就提为户科给事中（财政系统监察官），后又任兵科右给事中，这是吏部看中了他的耿直与疾恶如仇。

前面说过，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大明开始多事。万历帝病危，郑贵妃恋权，图谋封皇后。杨涟挺身而出，力促让太子守候在万历帝床前，保证了皇权平稳过渡。万历死后，郑贵妃仍要泰昌帝封她为皇太后。杨涟再次出头，坚决反对。

杨涟敢于坚持原则，泰昌帝则报以青眼。在一个月后，泰昌帝病危，临终前，破例将杨涟这个小臣列入顾命大臣之列，其荣耀非同一般。

泰昌帝死后，其嫔妃李选侍又恋权，挟持嗣君，占住乾清宫闹事。又是杨涟冲锋陷阵，把李选侍从乾清宫撵走。“杨大胡子”因而名动天下。

杨涟并不是仇视李选侍，他只是不希望出现政局动荡。移宫案后，他曾经说：李选侍不走，无以尊天子；眼下她既然走了，就应厚待。这看法还是相当通人情的。

魏忠贤恰在移宫案中站错了队，被杨涟当面挖苦甚至呵斥过。泰昌元年（1620）九月，曾有一批廷臣上疏，请追究魏忠贤的罪责，杨涟是第一个起来揭发魏的。魏那时与外廷接触不多，于是杨涟就成了他在外廷的第一号仇敌。

泰昌元年（1621）十月二十四日，李选侍刚搬过去养老的哕鸾宫，突发大火，引起内外不安。魏忠贤和其他一些站错队的宦官，便趁机造谣，说给李选侍的待遇太不好，她已自缢身亡，唯一的女儿皇八妹也投井自尽了！御史贾继春等人听信谣言，给内阁写了信，为李选侍鸣不平。

对此，杨涟特地写了《移宫两朝始末记》，予以辟谣。天启那时脑子还清醒，也下诏说明了情况，指李氏恶毒，曾长期欺凌他的生母和他自己，现在如此对她，已算是很开恩了。

天启也知道杨涟忠心，对杨涟写的《移宫两朝始末记》大加赞扬，说杨涟是志安社稷，于国有功。

贾继春等人不服，又上疏诬蔑杨涟勾结王安，企图挤走当时的内阁首辅方从哲，自己当首辅。

这实际上就已经是东林党与邪党之争了。而杨涟在此时，表现出了东林党人的一贯迂执——你说我有问题，那好，我就辞职以明志。当然，这也是明朝文臣的习惯做法，只是东林党人做得比较决绝而已。

而这，无异让出了战场上有利的位置，不战自退，他们后来吃这战法的亏吃大了！

杨涟上疏自辩，引咎辞职，请皇上定夺。他说：“望皇上能明白臣的心迹，放臣为急流勇退之人。”——我退了，还能说我有拜相的野心吗？

交了奏疏后，他就打好行李，跑到京城以外去听通知了。

按惯例，像这种没影儿的事，皇帝是根本不会信的。臣下做个姿态，中外就都明白了，皇帝再下个诏挽留，不许辞职，事情便可了结。

一开始，也正像这个程序一样。天启觉得杨大胡子不能走，但杨涟此刻已经在城外待命了。这个姿态，很坚决，是否真的需要放他回去一段，以便洗刷名誉呢？天启有点儿犹豫了。

魏忠贤这时听到消息，心中大喜：天爷呀，真是想什么来什么啊！

这时他原本正处在郁闷中。九月，杨涟头一个上本，参他盗宝，众阁臣紧跟，连方从哲都联了名（可见浙党起初并非与魏忠贤穿一条裤子）。十一月，又被老家伙王安鞫问了一回，险些翻车。现在，总算是侥幸没事了，要抓住机会把杨涟撵走，以报一箭之仇。

可是，以他现在的狼狈处境，如何能干掉杨涟这当代第一大红人呢？

他跑去找客氏。

客氏冷静分析了形势，微微一笑，有办法了！她要为天启亲自办一桌“老太家宴”，做天启最喜欢吃的炒鲜虾和人参笋，请皇帝美餐一顿，然后在饭桌上进言，这就比较有把握。

人事问题有时候就是请客吃饭，客氏深谙此道。

天启果然上套，兴冲冲地来了。

大嚼之际，客氏站在桌边伺候，一面就信口开聊。聊到杨涟，客氏说：“杨大胡子劳苦功高，里外奔跑，不容易。今日他要急流勇退，陛下您应该如其所请，以遂其心。这样呢，他也可为人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