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东林党崛起的过程中，一批道德污浊的官员也纷纷结党，东林党人视之为“邪党”。其中齐、楚、浙三党，以科道（监察）官员为主。

在万历末年，东林党与邪党互斗，波澜迭起。双方激烈纷争的焦点有三个——

一是争国本，本书前面已经介绍过。

二是李三才入阁之争。李三才的资历比较老，是万历二年（1574）的进士，曾以右佥都御史总理漕务，历任凤阳等地的巡抚。

李三才有名望，有务实能力，亦有正义感，曾劝谏万历帝撤销矿税太监。顾宪成在吏部的时候，就曾力荐李三才入阁。但是邪党一哄而起，给他加了“贪、险、伪、横”四大罪名，说他借道学为名，热衷于交结，暗指他与东林结党。

工部郎中邵辅忠，甚至捏造说：世人一时只知有三才，不知有陛下。

邪党揣摩万历帝长期懒于理政，最怕的可能就是这种舆论，故而才有这毒计出来。顾宪成见势不好，便给叶向高等人写信，申明事实，论救李三才。但不料此举却激起邪党更大的反对声浪，使李三才陷入危机。最终，不得不连上十五疏，告病请辞。

此后，邪党官员怕李三才东山再起，又挖出他盗用皇木（修建皇宫用的木料）营建私邸的丑闻，将李三才彻底搞垮。顾宪成也因此受到影响，在满朝诽谤中，郁郁而终。

为此事，邪党在攻击东林党时有一句名言，说是一入其党，贪官也被说成是廉吏。东林党在这件事上，比较被动。

三是争京察之权。明朝惯例，京官每六年考核一次，四品以上自察，五品以下由吏部、都察院、吏科等部院会同考核，以其功过得失来评定升降。因此，由哪一党的官员主持京察，就显得尤为重要。

自万历中期以后，两派早在京察上互有胜负。万历三十九年（1611）京察，正值东林党人叶向高任首辅，主持京察的是吏部尚书孙丕杨，万历对他比较信任。在孙丕杨的提议下，将一批齐、楚、浙等邪党人士罢免，但是由他推举的一批东林党人，却未获任用。这样，实际上的形势是邪党势力已逐渐坐大。

到了下一次京察，即万历四十五年（1617），浙党方从哲任首辅，三党完全得势，言路已无“正人”，在京察中尽斥东林党人。

再后来，东林党翻身，是在梃击、红丸、移宫三案相继发生后。东林一派坚持维护正统，不惧淫威，制止了郑贵妃、李选侍谋求垂帘听政的企图，使泰昌、天启两代皇帝顺利即位。两位皇帝自然对东林党心生好感，同时三党也发生内讧，导致形势陡转。

泰昌元年（1620）和天启元年（1621），周嘉谟任吏部尚书，万历时期被罢斥的大批正直官员被召回，东林党重新得势。这个势头，甚至一直延续到天启三年。

这就是史书上说的“熹宗初政，群贤满朝，天下欣欣望治”（《明史·赵南星传》）。

在这个时候，任何人都想不到：一个中下级的宦官正在悄然崛起，日后会拉起一个在声势上一点儿都不亚于东林党的“阉党”来。

这个突然冒出来的魏忠贤，以权术取得皇帝的信任、压制后宫势力，都还不难达到目的。但是，要想摧毁天启的政治根基东林党，恐怕要难！

这一盘棘手的棋局，他能够走得通吗？

——可惜，当时所有正直的人，都低估了他的智慧。

想在大明的最高政治层面上称霸，魏忠贤与客氏起初所具备的优势，仅仅是天启的恩宠，这其实是不够的。明朝的政治，和我们想象的并不完全一样——不是在任何时候、任何事情上都是皇帝说了算。

明朝这部国家机器，运转了二百多年，始终限制着皇帝为所欲为的有三大法宝：一是礼法，也就是孔孟那一套。不过纸面上的大道理，很难约束活人，所以就有第二宝——祖制，有着从朱元璋以来的历朝祖宗定下的制度。但制度是由人来执行的，它本身不具备紧箍咒的无限法力，因而就有第三宝——建言机制。这是皇帝与廷臣在长期的共同执政中，磨合出来的一套体制。

皇帝你可以胡闹，但臣子我也可以批评。你可以不听批评，但你却无法消灭批评。

因为有批评的机制在，有为批评而设立的言官制度在，而且谁也不敢把它取消，这就保证了一定程度的制衡。就连对廷臣的批评最感到厌恶的万历帝，也只能以不视朝来躲开批评。也就是说，一个明朝的皇帝，只要正常出来理政，他就要听到廷臣对他直接的批评。

虽然也有残暴的廷杖，但以古代的文明程度来衡量，这不过是皇帝对批评的一种激烈反弹、一种惩罚和制约，而非现代意义上的暴政。没有哪个大明皇帝曾公开讲过，要取消舆论、取消奏疏、取消邸报、取消内阁辅政制度，一切都由我自己来“暗箱操作”——这种独断，在明朝是不敢想象的。

这一点，也算是有点儿雅量吧？

正因如此，魏忠贤与客氏的政治图谋，在内廷坐大不难，但如果想控制外廷朝政的话，就面临着种种风险。他俩就是爬得再高，也高不过皇帝这个总的仲裁者。再者，这二人的身份，都有点儿名不正、言不顺。本来是伺候人的人，凭什么一跃而成朝政主宰者。明朝体制就是再开明，也要讲究一个身份资格与程序。

然而，皇权下所谓公正的历史，只是跨越多少年回看的总趋势。它的细部，往往是由无数荒谬组成的。客、魏在一开始时，只有固宠的小小野心，而意外的大幸运，却接二连三地降临于他们头上。

随着魏忠贤得势，很快就有人投奔。

这个不奇怪，因为王安一死，皇帝身边最亲信的太监就再无他人，只有魏二爷。现在，魏忠贤成了全明朝拥有政治资源最多的人。按理说，客氏的实力比他还强，这个女人，与天启的渊源比他还深，且又识字，记忆力在他之上；但不幸，客氏是个女人，又不想像武则天那样打算“牝鸡司晨”，所以客氏的资源，全都用来给魏忠贤加了分。

俗世中有一些现象，类似宇宙定律吧，是屡禁不绝的。比方，“有奶便是娘”即是之一，只要有资源的地方，就有人来投奔。尤其明朝的内廷，就是个赤裸裸的权力场，道德礼法很薄弱。因而魏忠贤这杆大旗一竖，扑过来抱粗腿的，就大有人在。

内廷里的几个“大珰”，很快就成了魏忠贤的心腹。我们先来说说魏忠贤在内廷的“五虎上将”。

头一个就是王体乾。他是北直隶顺天府昌平州（今北京市昌平区）人，入宫的时间很早，张居正还在的时候就进来了，先在杭州织造太监孙隆的名下。他的为人，史书上称柔貌深险，其贪无比，同时又好读书。这样的人，在现实中往往极难对付。

熬到了万历二十八年（1600），王体乾升了文书房，有了一点儿起步的资本了。在泰昌元年（1620）八月的关键时期，他以重金贿求李选侍的心腹太监李进忠（是哪一个李进忠，史家不明说。按理应该不是魏忠贤，因为魏那时虽然也属李选侍的心腹，但位置并不太高），如愿升了典玺局掌印太监，成了二十四衙门的头领之一了。一个月后，又升司礼监太监兼御马监，成为内廷里显赫的大人物。

移宫案发生后，李选侍倒台。魏忠贤“跳帮”跳到了客氏的船上，绝处逢生。王体乾也身手敏捷，紧跟着“跳帮”跳到客、魏的船上。实际上，那时的王体乾，在资历和位置上，都比魏忠贤要高得多，所以魏也乐得拉拢。王体乾知道魏忠贤参与盗宝的内幕，而且也知道魏忠贤已将罪责推给了另外一个李进忠，于是建议魏，干脆将那个李进忠灭口算了。杀没杀无法考证，但王体乾这主意够毒的，翻脸就不认恩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