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李选侍对首辅方从哲还抱有幻想，希望他能援手。李选侍有这样的考虑，也不算错，因为方从哲和郑贵妃关系密切，与李选侍也有过交往，应该属于盟友关系。可是方从哲在不久前的红丸案中，刚惹了一身骚，正愁撇不清呢，此时面对群情汹汹，哪里还敢袒护李娘娘？为了减轻自身的压力，他反倒是力主移宫的一位，只不过态度不那么激烈罢了，认为拖一拖再移亦无妨。

首辅的这个态度，在一批臣子当中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加上有人听到关于李选侍即将垂帘听政的谣言，有人看到所有奏折已先送李选侍过目，心中都不免畏惧，怕站错了队，将来遗患无穷。

因此，初四这一天的局势，还只能说是呈胶着状态。

到了九月初五，离正式登极只有一天时间了。皇帝明天就应堂堂正正地住进乾清宫，再住在慈庆宫的话，何以向天下交代？

事急了！

这一天，杨涟按捺不住，反复在朝房、掖门、殿廷等处向人陈说利害，最终促成了顾命诸臣在慈庆宫门外集会，商议办法。杨涟提议，首辅方从哲应去催促李选侍赶快移宫。

方从哲态度犹豫，想了半天，才说：“迟亦无害。”

杨涟容不得他这样首鼠两端，激烈反驳道：“以前作为皇长子住太子宫犹可，明日就是天子了，难道反而要住太子宫以避宫人吗？即使是两宫圣母在日，如夫死，亦当从子。选侍何人，敢藐视天子如此！”

此时，从乾清宫那边前来探听情况的太监，往来如织。其中一个听到这话，忍不住插嘴道：“李选侍也是顾命中人！”他的意思是说，先帝临死时受顾命的，不光是诸臣，还有李选侍。未来天子交给李选侍监护，于理也不悖，诸臣何必逼得那么苦？

这话一下激怒了杨涟，他厉声斥责道：“这是什么话？先帝是如何说的，选侍也听到了。如果先帝说过这样的话，那就请李选侍到太庙，在祖宗神灵前起誓！你辈莫非吃的是李家的俸禄，才这样子帮她说话？”

杨涟越说越激动，索性冲进慈庆宫，大呼道：“能杀我则已，否则今日不移，我死也不离开！”

他的情绪感染了众人，在场的重臣刘一、周嘉谟也疾言厉色，随声附和。众人随杨涟一起冲入宫中，齐声大呼：“快快离宫，快快离宫！”

一时群情激奋，呼声震天，连身在宫内的由校都被惊动了。

事情闹到这个程度，各方面事先都没有料到。太子由校感觉自己不出面不行了，就派太监传谕，让领头的杨涟先退出宫去，给现场降一降温。

杨涟退出慈庆宫后，立刻又写了一疏，再次申明观点。他的文笔好，此次又是义愤填膺，奏疏写得字字如刀。文末，他再次疾呼：“此移宫一事，臣言之在今日；殿下行之，亦必在今日；阁部大臣，推动此事，不负先帝之托，亦在今日！”

一连几个“今日”，句句敲响的是李选侍的丧钟。

杨涟此疏一上，立刻在群臣中引起轰动，舆论更是沸腾。李选侍在这个关键时刻，被群臣这种不要命的阵势给吓住了。

外廷大臣在慈庆宫高呼口号，声势夺人，她毕竟未见过这大阵仗，已经胆战心惊。杨涟奏疏又是寸步不让，无法辩驳。此时王安也连连对她进行恐吓，让她还是不要把事做绝为好。

巨大压力之下，李选侍不知所措。据后人推测，此时魏忠贤的态度也一百八十度转弯，不愿再做李选侍的死硬派了，而是劝李选侍要识时务，赶快撤退为好。

李选侍万念俱灰，只得认了命，答应马上离开乾清宫。

大树倾倒，一派凄凉。在仓促中，李选侍等不及侍从准备好，就自己抱着亲生女儿（皇八妹），徒步去了仁寿殿哕（huì）鸾宫。这个地方，是明代嫔妃宫女的养老处，靠近紫禁城的东墙，孤零零的，凄凉之极。

按她此时的名分，只能来这里居住。她之所以赖着不移宫，也是忍受不了这个巨大的落差。但是她在与顾命诸臣对抗的过程中，只顾使蛮力，光是坐在乾清宫里打发太监去哄骗太子回来，没能充分利用在宫内的权势，采取非常手段，控制住局面，结果处处失了先机，只落得个孤家寡人的结局。

移宫之后，李选侍大权尽失，就此完全退出政治舞台，再没翻起什么浪来。她本人后来的命运倒也还不错，经历了明清之际的变乱，竟安然活到清康熙十三年（1674），至少活到了八十岁。

轰动一时的移宫案，终告落幕。太子由校于九月初六正式登极，紧接着要办的事，就是定年号。

定年号本来不是一件难事，但君臣在一阵大乱之后，终于平心静气来做这件事时，才发现：他们遇到了开国以来从未遇到过的大难题！

按照明代仪典，新皇登极，就要诏告天下改元，也就是从下一年起，改变年号。新皇帝即位的这一年，仍然沿用旧年号。

可是这个万历四十八年（1620），在一个月多时间连死了两个皇帝，麻烦就大了。泰昌帝的年号“泰昌”当然已经定下，但还没等使用就一命呜呼。新皇帝的年号“天启”也很快就定下，那么，下一年究竟叫什么，就成了问题。

第一种主张，是不用泰昌年号，第二年直接叫“天启元年”，可是这等于抹掉了一个皇帝存在的事实，将来的历史该如何写？第二种主张，是把万历四十八年取消，叫泰昌元年，可是这等于把万历帝在位时间缩短了一年，今后涉及这一年里万历帝的作为，就会出现时间错乱。第三种主张是明年叫泰昌元年，后年再叫天启元年，这主意就更荒诞了，泰昌元年竟然没有一个泰昌皇帝，岂不是更加混乱？

最后总算找到一个折中方案，就是把万历四十八年一分为二，从当年八月初一到除夕，称为泰昌元年，前面仍为万历纪年。就这样，可怜的泰昌帝，好歹捞到了一个年号。

在这个古里古怪的泰昌元年里，移宫案仍有余波。

在移宫时趁乱盗宝的一伙太监，刘朝、田诏、王永福等被抓住后，新登位的天启帝大怒，命全部下狱问罪，要求审案甚急。这些家伙怕了，就放出风说，新君对先帝嫔妃太过苛刻。还造谣说，李选侍差点儿被逼上吊，皇八妹也要跳井，等等，以图减轻处罚。

其他诸多太监、宫女，在移宫时可能也都各捞了一点儿，此时人人自危，便也恶意哄传，谣言一时竟闹得沸沸扬扬。

方从哲有个亲信御史贾继春，把这些传言搜集一处，上书内阁，认为新天子刚即位，众臣不应诱使新君违忤先帝，逼迫庶母，致使先帝尸骨未寒，妻女不保。

那时，贾继春依附方从哲，已被朝中东林党人目为奸党，而他不但不避嫌，反而公开为李选侍张目，这就惹恼了东林党众人。

当下就有给事中周朝瑞牵头，发动一批言官，围攻贾继春，指责他是“奸党”。

贾继春不服，继续上书内阁，陈述他所知道的事实，以证明自己不谬。内有一句骈体文，是说“伶仃之皇八妹，入井谁怜；孀寡之未亡人，雉经莫诉”，因词句华丽，竟传诵一时。刑部尚书黄克缵、给事中李春晔、御史王业浩等，也群起为他推波助澜，想解脱盗宝的一帮太监。

天启那时头脑还清醒，非常厌恶贾继春的妄言，疑其有朋党，想要对他严谴。

但天启的这一打算，受到阁臣刘一的谏阻。刘一认为，天子新即位，马上就怀疑臣下有朋党，以后难免要被奸人钻空子，士大夫必受其祸。他上疏开导天启，也为贾继春做了缓解，力言朋党无实。最终，贾继春不过是削籍而去。御史张慎言、高弘上疏欲救贾继春，天启想把他们一并治罪，也被刘一劝阻。

刘一在得势之时，不主张穷追猛打对手，不激化党争，看得出，他还是很有远见的。

天启对李选侍的愤恨，一时不能消除，为了对抗谣言，便传谕内阁，列举了李选侍殴辱圣母、挟制先帝封后等诸般恶行，让内阁拟旨，昭示天下。方从哲不愿这样做，动用了内阁首辅特有的封驳权，将皇帝的上谕封还，不予处理。

杨涟在此关键时刻，上了一道疏以正视听。他讲述了移宫的详细过程，驳斥了所谓“上吊”“跳井”的谣言，天启立即发了上谕，给予支持，舆论这才有所澄清。

在移宫案中，杨涟以一名小臣身份力挽狂澜，其忠心，其胆略，都殊为可叹。据说，在泰昌帝死，至天启帝登极这短短六天中，他耗尽心力，竟然须发皆白！

移宫案结束后，转入了天启元年（1621），大明的朝政可说是一派清明。声名不佳的方从哲被迫辞职，内阁陆续补进一批新人。到这年的十月，东林党人叶向高再回内阁，按惯例重任首辅。

吏部尚书周嘉谟，与东林党的关系也很不错，趁机大批挤走浙、楚、齐三党分子，起用了很多万历末年被罢的官员。

这时候的朝政，可说是东林党人一统天下，一派“众正盈朝”的大好气象。

至于内廷，则是由识大体的王安掌控。天启的谕旨、诏书，皆由王安执笔，一切井井有条。

天启在众臣的建议下，也开始了读书补课，初期的表现相当清醒，不像是个昏君的样子。

可是，谁也想不到，就在这东林党人的铁桶天下里，那个李选侍的原心腹魏忠贤，迅速改换门庭，从此左右逢源，进入中枢，渐渐拉起了一派政治势力——“阉党”。

在其后的政治角逐中，几次阴差阳错，魏忠贤最终将东林党人完全击溃，并打入了血泊之中，导致天启一朝，成了明代政治最黑暗的一朝。

正是在这个时期，既成就了一代权奸，也成就了一代忠烈。中国古代历史上最惨烈的正邪势力大厮杀，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展开的。</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