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番话虽是威胁，但说的也是实情。郑养性听了，不由得心虚，失魂落魄而退。诸大臣的意思，是让他将此话传给郑贵妃。果然没有几天，他就上疏，请皇上收回封郑贵妃为皇太后的成命。

崔文升用药之事，也有人开始追究。杨涟于二十日上疏，论崔文升胡乱用药之罪。他说：“医家看病，有余者泄之，不足者补之。皇上哀伤之余，一日万机，正宜清补，文升反投下相伐之剂，遂令圣上病情加重。而且还煽动党羽，胡说皇上是为女艺人所蛊惑，不加检点。他就是想以此掩盖自己的阴谋，既加重了皇上的病，又污损了皇上的名，罪过大了。请将此人收监，以平息舆论！”

在这道奏疏里，他还非常有眼光地提出，郑贵妃的名分和对她的安排，是事关治乱的大事，一定要果断处置。他说，封郑贵妃一事，尤为违反典章制度。她算什么？既非皇上的嫡母，又非皇上的生母。请皇上还是将秩序整顿一新，严格名分，以杜绝某些人的僭越窥伺之心，不负天下之望。

舆论压力非常强大，时势毕竟已与往日不同，郑贵妃就是再恋恋不舍，也不敢将事情激化，经过考虑，便乖乖移往慈宁宫去了，这才是她该去的地方。

这一番风波，在泰昌帝那里也有了回应。八月二十二日，他召见方从哲和新任内阁大学士刘一、韩（kuàng），还有其他一批大臣。其中，给事中杨涟也在列。叫一个小小的言官到他的病床前，显然是因为几天前上疏的事。诸臣见皇帝同时还召来了锦衣卫的校尉，都以为是杨涟的上疏太不留情面，触怒了皇上，今日只怕是要有打屁股的事发生。

惶恐之下，大家急忙嘱咐方从哲快跟皇上求情。方从哲没有应承，反而劝杨涟自己去跟皇上认个错。杨涟不干，说：“死即死耳，涟有何罪？就是今天穿胸烂骨，也还是那些话！”

这个硬骨头的言官，无怪乎后来能青史留名，他是大明官员中能把孔孟之道坚持到底的极端典型。从道理上来说，臣僚人人都该把孔孟之道坚持到底，但那只是纸上文章，实际上这样的人不仅少到万里挑一，而且几十年才能出一个半个。

这次召见，与众大臣想象的正好相反，不仅没见到什么廷杖的迹象，反而充满了平和之气。

皇上见了众人，心平气和，只是说：“朕自去年七月起，身体不适，到今年五月才好。即位后，政务不敢闲暇，以至病发，久久不好。”

他好像并不觉得宫内的事情，有外界猜测的那样险恶。孙如游说起李选侍封皇后的事，泰昌帝评价说：“她伺候朕有好几年了，甚为小心。”并不认为李选侍参与了什么阴谋。

方从哲提起，皇长子由校应该搬到慈庆宫去住。

泰昌帝说：“朕不忍离。”

刘一建议皇上以医药为辅，以保养为主。泰昌帝这才点头称是：“药没什么功效，已停了十多天不吃了。”

周嘉谟赶紧附和道：“药还是第二义的，唯有清心寡欲，则不用药也能好。”他委婉地劝谏泰昌帝不要那么好色了。

皇上对此也不恼，见该说的都说了，就叫侍立在身边的皇长子由校也说一说。

由校会意，便说：“宫中没有什么事，先生们请跟外边说，不要听信流言。”

这句话，才是皇上此次召见要表达的中心意思。诸臣当然有些疑惑，不过，倒也没有争执，宫中没事就好。

泰昌帝最后发了话，将崔文升斥逐出宫，郑贵妃封皇太后的事，也收回成命，算是对群臣的意见做了部分采纳。

他的态度，之所以没有跟着群臣的思路走，原因就在于，他自己知道自己的身体是怎么回事，不愿诿过于别人，因此也就拒不接受郑贵妃有异谋的说法。

事情如果到此为止，真的也就没事了。泰昌帝就算是身体从此垮了下去，那也是自然规律，不关乎政治阴谋。

大臣们心里松了一松。

哪知道，几天后就有大事爆发，而且在朝中掀起了极大的风波！

这件事，就是对晚明政治发生了重要影响的“红丸案”，三大案中的第二个。

本来，众大臣已经将郑贵妃逼出乾清宫，将她与皇上隔离了开来，使她不至于在治病问题上动手脚，这可以说是万全之策。

大臣们潜在的想法虽没明说，但内心对郑贵妃的“异谋”，是看得清清楚楚的。郑贵妃虽已失去了实质性的权力资源，仅有一个不太过硬的名分，但她手里还有两张牌：一是，如果泰昌帝死了，那么福王也有被拥立为皇帝的可能性，虽然机会很微小。二是，郑贵妃已经笼络住了李选侍，如果泰昌帝一死，起码她不用惧怕有朝一日泰昌帝再记起前仇来。且李选侍在郑贵妃的唆使下，已牢牢抓住了皇长子朱由校。泰昌帝一死，小皇帝即位，这两个女人就可以实行某种程度的垂帘听政了。

如果这样，那就是大明的不幸，更是大多数“反郑派”官员的不幸。

可是泰昌帝常洛的命运确实不好，他当皇帝，没搞死过一个人，却总有人前仆后继地要来搞死他。

祸端起自完全意想不到的方向。一个六品官员——鸿胪寺丞李可灼，便是这个事件的肇事者。

八月二十三日，这个李可灼跑到内阁，说是要向皇上进呈仙丹。这一天，刚好是新任阁臣刘一、韩第一天上班的日子。几位阁臣听了李可灼的要求，都沉吟不语。最后方从哲表了态，他考虑到崔文升胡乱用药，曾引起了一场大风波，费了好大力气才平息，这种事，还是不做为宜。

首辅的这种考虑，无疑是正确的，于是两位新阁臣就叫李可灼走了。

但李可灼不死心，不知他是想立大功呢，还是别有什么企图，偏要百折不挠地把这药呈送上去。过了六天，他干脆跑进宫里，找到太监，想通过太监这个门路，把药送给皇上。

鸿胪寺是负责朝会、仪礼和接待外宾的衙门，皇上有病，本不关这个衙署官员的事，可是李可灼却热心得令人起疑。

太监们这时候也很小心，不敢擅自做主，先行通报了内阁：“皇上已病危，现有鸿胪寺丞李可灼到思善门来，说要进药。”

又是这个家伙！方从哲等阁臣这次更警觉了，坚决制止，告诉太监说：“他说是仙丹，所以我们不能信。”

就在这一天，泰昌帝预感自己来日无多，强撑着召见了十三位大臣，皇长子朱由校也在场，这显然是有临终顾命的意思。

在乾清宫的病榻上，泰昌帝说：“朕的病，好像不行了。”他看着三位阁臣说，“国家事，请三位爱卿尽心。”

然后，又对部院大臣们说：“卿等要为朕分忧，好好辅佐皇长子，务必让他成为尧舜之君。”

他又让朱由校说几句，皇长子说得很得体：“先生们劳苦了，请记住父皇的话。”

接下来，泰昌帝谈到了棺椁和陵地的事。方从哲还以为说的是万历帝安葬的事，就说：“皇考的陵墓匠作，正在次第进行。”

泰昌帝摇摇头，指着自己说：“朕寿宫也。”

方从哲等人大惊，连忙劝慰道：“圣寿无疆，哪里就到这个地步！”

泰昌帝神色黯然，说了几遍此事重大，便闭目伤神。

众臣都不由哽咽起来，伏地不忍仰视。

大事交代完毕后，泰昌帝忽然问起：“鸿胪寺有个官来进药，他人在哪里？”

皇帝是如何知道这个消息的？显然是近侍太监传的话。

这也是易于被人忽视的一个细节：内阁已经否决了的意见，怎么又告诉了病中的皇帝？是无心为之，还是李可灼走了门路？此案从这一刻开始，谜团重重！

方从哲连忙照实禀报：“鸿胪寺丞李可灼，说过他有仙丹，但臣等未敢轻信。”

这个话，等于把大臣们的态度说得很明白了，但泰昌帝还是命人宣李可灼进宫，让他来诊视一下自己的病情。

李可灼很快赶到，给皇上号了脉，望了气色，然后谈了他的判断和疗法。泰昌帝听了，很信服，命他马上把药调制好呈上来。

方从哲立刻委婉地表示异议，提出是否与御医们商量一下再说。刘一则对众人说，在他的家乡，有两人服过此药，效果是一好一坏，可见不是万全良药。

众人疑虑重重，但就是不敢把话挑明。皇帝的旨意，还是传下去执行了。

泰昌帝是否迷信或服过仙丹，史书上没有记载。包括万历帝，也没有这方面的记载。明朝十六帝（因英宗两次面南，也有说明朝十七帝）中，最迷信丹药的有两位，即宪宗皇帝和嘉靖皇帝。尤以嘉靖皇帝在这方面搞得空前绝后，到晚年迷信得近乎白痴。

这次泰昌帝执意要服仙丹，一是求生的本能，二是内心的绝望。“死马当作活马医”“病急乱投医”等，他也是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