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这桩离奇的案件中，要负最大责任的，恰恰是受害者泰昌帝本人。他此时的主要身份是患者，要用什么药，应该听内阁和御医的，但他偏要行使皇帝职权。诸大臣由于明哲保身，又不敢力阻，于是事情便向着不可控的方向，急剧地发展了下去。

到中午，李可灼调好了红色药丸一大粒，送到了御榻前。估计这东西，起码有一颗李子大小，主要成分究竟是些什么，到头来谁也没弄清楚——这药，就是所谓的“红丸”，此案便以此物而得名。

泰昌帝是一个很懂人情道理的君主，他怕大臣们不放心，特地把他们都叫进寝宫，让大家看着他服用红丸。把这东西吞下去之后，感觉很不错，连声夸赞李可灼道：“忠臣，忠臣！”

诸臣悬着的心，这才略略放下，都退至便殿守候。不大一会儿，太监出来传话说：“圣体用药后，暖润舒畅，想吃东西喝水了。”

众人一阵欢呼，终于彻底放下心来，便都从宫中退出了。

到了傍晚时分，李可灼匆匆从宫中出来，到内阁求见方从哲，说有情况要通报。

他说：“方才皇上怕药力减弱，想要再服一丸，然御医都说不宜再服。”

方从哲忙问服了没有。

李可灼表示，上意难违，且催促很急，只好遵命，已经服了第二丸。

聚集在这里尚未散去的众大臣，都围了上来，急切地询问皇上目前的状况如何。

李可灼很有信心地答道：“圣躬安适如前，平善如初。”

可是第二天，也就是九月初一的凌晨五更天，情况突变。宫内太监慌慌忙忙跑来紧急宣召，说皇上不行了！

方从哲等一批大臣连忙赶到宫中，可是迟了，皇上已经升天了。

可怜的泰昌帝，登基时是八月初一，刚满一个月。

消息传开，举朝震惊。皇上昨天傍晚才服的药，怎么会天一亮就驾崩了？众臣心头立即疑云大起——那李可灼是何人？彼辈并非医官。那红丸又是何物？所呈并无药方。

此事太过于吊诡！

人们不能不将一连串的事情联系起来看：先有郑贵妃进美女，耗损皇上身体。又有崔文升用泻药，致使皇上病倒。现在又来了一个李可灼，进呈红丸。这不是合谋弑君又是什么？

“拥长”一派官员的心头，充满了悲愤：国本之争三十年，好不容易将常洛拥上了皇位，仅仅一个月，就一命归西，这不是太残酷了吗？而且，一系列的异常迹象，与郑贵妃的干系甚大。可怜的常洛，到死也没摆脱父皇的阴影！

于是，廷臣们开始追问两个问题：一是，红丸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二是，这么做究竟由谁指使？

关于红丸的性质，后世的人有三种看法。

第一种观点认为，红丸就是道家服食的丹药，含有大量丹砂，所以呈红色。丹砂又叫作“朱砂”，是一种棕红色的彩石。新石器时代的先民，就曾应用丹砂做颜料，这是有文物可证的。丹砂的主要化学成分是硫化汞，在湖南、贵州、四川等地都有出产。古时以产在辰州（今湖南沅陵等地）的品质为最佳，叫作“辰砂”，中医拿它来做安神、镇定的药。

这一说法，根据比较充分。因为李可灼自称这是仙方，就是一个佐证。另外，泰昌帝服用以后的反应很安适，也是一个证明。在当时，一般持这种看法的人较多。

但这丹砂也有害，按中医的说法是性热，大概就像晋朝流行的“五石散”一样，吃了会产生内热，散发不出去，就要命。泰昌帝身体本来就虚，先是崔文升以性寒之药大黄，泻了一通，没过几天，又用性热的丹砂加了把火。一冷一热，把命给催没了，是完全可能的。

况且，这丹药里边，除了辰砂之外，还有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细菌超标害死了人，也说不定。

第二种观点，说红丸是春药。明代诸帝大多好色，纵欲、服春药，是相沿的习惯，因此大多寿命不长。明中叶以后，社会上讲究奢靡，春药大肆流行，宫廷里就更甚。

第三种观点认为两种都不是，说红丸不过就是一般补药。丹药和春药都是伤身体的，李可灼不可能不知道，他怎么会有胆量进这两种东西？除非他疯了，要拿性命来赌。

关于药是什么性质，当时大致有了一个定论，就是丹药。接下来的问题是，指使李可灼这样干的幕后黑手是哪一个？

令首辅方从哲万万想不到的是，他本人竟然成了众人怀疑的对象。

大家怀疑方从哲，是有一定根据的。他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入阁，次年就接替叶向高任了首辅，到现在短短几年间，经历了三代皇帝。明末三案，也都发生在他任阁臣期间。就红丸案来说，公平地讲，他处置得不算太糊涂，但不够果断与聪明，结果惹祸上身。

他的从政与为人，后世认为是“性柔懦，不能任大事”。如果仅此而已，还不至于招骂。关键是无能之外，还兼贪婪。为了保住位置，这类人所用的办法，一般都是依附权势。所以，他不可避免地成了倒向郑系一派的人物。

李可灼进红丸惹了塌天大祸，舆论当然要怀疑，这多半又是郑贵妃搞的鬼！方从哲心里是向着郑贵妃的，为压制舆论，就借拟遗诏之便，以大行皇帝的口吻夸奖了李可灼，并赐银五十两。

他想得有点儿太简单了。他是想，既然泰昌帝信任李可灼，这是有目共睹的，那么以死皇帝之口，封住满朝活人的嘴也不难。可是，他想不到，再有威权的死人，又怎能压服得了长了脑子的活人？

大家都恨不得将李可灼千刀万剐，居然还有人要褒奖这个家伙！

怒火立刻就集中到了方从哲的身上，他自己却浑然不觉。先是御史王安舜上疏，论李可灼庸医杀人罪，其言汹汹。方从哲感觉到，舆论还是有些厉害的，便退了一步，票拟了对李可灼罚俸一年的处分，稍后又加重为回籍调理。

由红丸事件，自然要牵起崔文升滥用泻药的事，于是又有御史郑宗周，奏请“寸斩崔文升”！方从哲则票拟，交司礼监议处——让太监们自己去管这事吧。

他的意图，就是想把这件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可是，想借这件事说话的人，满朝都是，他怎么能压得住？这种拙劣的遮掩，立刻引起言路大哗。人们索性把他和崔文升、李可灼拴到了一起，都成了郑贵妃那根藤上的瓜。很快，给事中惠世扬上疏，指名道姓指责方从哲是徇私枉法，有违人臣之道。

方从哲没想到连自己也陷了进去，手忙脚乱之下，指使人出面为崔、李两人辩护，说他俩不过是用药有误，非要说成是谋害，岂不是将大行皇帝陷于“不得寿终”之列，凡属臣子，于心何忍？

这一步，又是臭棋！大伙彻底被激怒了，谋害就是谋害，还敢拿死人压活人？

新一轮发起攻击的人，不仅有权位更重的言官，连大臣们也纷纷加入。发难者中，有大名鼎鼎的左都御史邹元标、礼部尚书孙慎行等。先前的攻击，还仅仅是指桑骂槐，这次干脆撕开了脸皮，大家要明明白白论方从哲的罪，把他平日的那些恶德败行，也一并给揭露。

其中，尤以礼部尚书孙慎行的话说得最狠。他说：“臣以为，从哲纵无弑君之心，却有弑君之罪，推掉弑君之名，也难免弑君之实。”抡完了大棒之后，又戟指怒骂道，“其罪恶逆天，万无可生之路！”

邹元标也附和说：“元辅方从哲，不申讨贼之义，反行赏奸之典，即使自称是无心，又何以向天下交代？”

这两个人位高权重，素有威望，他们的奏疏，无疑是重锤落下，把方从哲打入“弑逆”一流，使其陷入了道义谴责的汪洋之中。

方从哲顿显狼狈不堪，真是没法向舆论交代了，只得上疏，自请削去官职，并表示愿意远流边方，以谢天下。

此时，虽有一些内侍为方从哲说好话，但形势已极为险恶。万一哪根弦绷断了，当了七年阁臣、六年首辅的他，就有可能步早年几位首辅的后尘，身败名裂。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有人站出来说话了。内阁辅臣韩上疏，如实讲明了红丸事件的经过，认为与方从哲无关。他还建议，将崔文升、李可灼二人另行处治。

韩是在红丸案发生前几日新入阁的大臣，一向老成持重，并不是方从哲一伙。他的话，具有很高的可信度。此外，曾经对红丸事件很了解的张问达与汪应蛟，也证实了韩的说法。

方从哲固然道德有亏，但绝无弑君的胆量和动机。在激烈的争斗中，有人能持这种公论，实为不易。

三人的意见一出，方从哲总算解脱了出来。但泰昌帝之死，终究是他仕途上抹不掉的一个阴影。首辅这个位子，毕竟不那么好坐了。就在这一年的十二月，他经过六次请求，终于获准致仕，回老家去了。

方从哲从万历末年国势由盛而衰时起，曾长时期独秉国政，因此后来有人认为，他要对大明的灭亡负责。这种看法值得商榷，他固然没起什么好作用，但还不至于有亡国之责。

在红丸案中担有很大嫌疑的崔文升和李可灼，最终的处理结果是：崔文升发往南京安置；李可灼判流戍。这都是按照用药失误来判决的，好歹还没丢命。

纷纷攘攘的红丸案，就此落幕，但在此案中对峙的几大势力没有变动，换了一个皇帝，他们还是要斗。因此，紧接着，就爆发了明末的第三大案——“移宫案”。</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