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万历帝的发明。“矿”，指的是派太监到全国各地去开矿。“税”，指的是派太监到各地去额外征税。开矿和征税，其实都是为了敛钱。

万历这个皇帝，不仅以懒闻名，且以贪财闻名。正如明清史研究名家孟森先生所言：帝王之奇贪，从古无若帝（万历）者。万历帝之所以派太监去搞矿税，就因为太监不是士大夫，没有法制观念，可以极尽搜刮之能事。

诸位可能会奇怪：贵为皇帝，为什么还要贪财？因为他日常花得太多了！

万历年间，曾有三次大的军事行动，叫作“三大征”，即：对内平定宁夏、播州叛乱，对外援朝抗倭。这一动兵，就把张居正攒的家底全花光了。可是万历帝并未收手，他还要建自己的陵墓，册封太子与诸王，举行太子冠婚仪式，重修几个大殿，哪一项都需要大把的银子。

国家没钱，万历不在乎，他没有这个概念，出手还是大方得很。光是太子册封与冠婚大典，就花去白银九百多万两，抵得上整个大明政府三年的花费。

万历总觉得，天下还有数不清的银子没搜刮上来。他派太监去敛钱，就是为了绕开行政系统，拿到的钱直接入内廷，不与中央财政分享。

用这个开矿的办法弄钱，其实有点儿猴急，万历却说得很堂皇，说是他不忍加派给小民。

话说得好，但实际执行起来，却不是那么一回事。因为派去的太监，自幼生长在深宫，对经济、民生一窍不通，哪里会懂开矿？不过是贪赃枉法，横行霸道，一味扰民而已。

天下之土，丰瘠不均。有的地方开不出矿来，矿税太监就责令富户或者地方官府承包，不足之数，则要赔偿或以财政抵顶。结果，开矿成了变相的摊派。

那些征税太监，也是百姓的一害。他们与地方关税不相协调，对行商们重复征税。当时在长江上往来的商船，一日之内，就要过五六道税卡，雁过拔毛，毫不客气。

矿监在各地闹得鸡飞狗跳，但征上来的矿税银，却不是很多。从万历二十五年（1597）到万历三十四年（1606），交上来的才有五百六十九万两。原因就在于，各地矿税太监几乎没有不贪污的。所得银两给皇帝的十之一二，暗入私囊的十之八九。若按上交百分之二十算，落进太监腰包的银子，就有三千多万两，皇帝只不过拿了个小头儿。

这是典型的聪明奴才坑了傻主子的案例。

矿监的这种贪污，等于有个“第二政府”在搜刮和花钱。那么，钱从何出？百姓又怎生承受得了？

最要命的是，这些矿税太监出了皇城之后，口含天宪，胡作非为，没人能管得了。史书说他们掘人冢，坏人庐，淫人室，荡人产，劫人财，简直就是一群穿黄袍的土匪！

《明神宗实录》里，详细讲了他们勒索富户的办法：矿税太监下到地方，今日枷一人，说你如此之富是因为违法；明日关一人，说你家里肯定藏有珍宝。凡是殷实的人家，马上就给你罗织罪名。逮住之后，先不审讯，用铁索锁住脖子，手脚戴枷，让你游街。而后把你关到船上的水牢里泡着，不给饮食。太监则假装上岸离开，把你交给皂隶看管，一日打你十几遍，备极惨毒。打得你求死不得，无奈，只能倾家荡产，求得活一命。

据记载，在山东，矿税太监曾经在三天内抓了富户五百人，大肆勒索。这难道不是皇家派来的土匪吗？

矿税太监在地方凌驾于官府之上，驱使地方官吏有如使唤奴隶，稍不如意，则辱骂、鞭笞、用刑，无所不用其极。太监的爪牙，甚至有白昼持刀闯入县衙大堂殴打官吏的。

这些恶行，引起了官僚集团的反感与抵制。无论在朝中还是地方，官员们纷纷上疏，指斥矿税的弊端。万历三十六年（1608），有吏部左侍郎杨时乔，反映辽东的情况时说：民之幸免荼毒者百无一二，而轻生思乱者已有八九！

时任凤阳巡抚的李三才上疏说：自兴矿税以来，万民失业。征税之使，急于星火；搜刮之令，密如牛毛；上下相争，唯利是闻。然而，皇上爱珠宝，民亦要温饱；皇上爱万世，民亦恋妻儿。为何皇上欲黄金高于北斗，而不使百姓有糠秕升斗之储？皇上欲为子孙万年，而不使百姓有一朝一夕。试看典籍，朝廷有如此政令、天下有如此景象而不乱者，可有吗？

据《明史》记载，自阁臣赵志皋、沈一贯以下，反对矿税的奏疏不下数百道，万历一概留中不发。凡地方官与矿税太监起冲突的，万历总是听信太监的诬陷，把大批敢为民请命的官员投入诏狱。

矿监和税监不仅敲诈勒索，还肆意杀人，辱人妻女。他们以百姓为草木、为瓦砾，似乎人可以不吃不喝，而且还不知痛苦。但是，草民虽然微贱，总还要活一口气，在没有活路的日子里，人们就要想办法来活了！

无休止的敲诈与搜刮，终于激成了明末势如燎原的“民变”。

百姓在忍无可忍之下，聚众鼓噪，包围和烧毁矿监的中使衙门，驱逐、殴打太监及其帮凶。

万历二十七年（1599）四月，有临清民变。小贩王朝佐，不堪忍受欺凌，前往税监马堂的衙门砸门，欲与之交涉。四千余名小民呼啸追随，包围了衙门，最后一把火烧掉了衙署。

同一年的十二月，有湖广民变。武昌、汉阳数万受害市民，会聚在抚按衙署门前，击鼓控诉。后又游行至太监陈奉的税监府，一拥而入，扔砖放火。

万历二十九年（1601）六月，有苏州民变。作坊织工数千人聚集，推出昆山人葛成，为众人首领，包围了税监孙隆的衙署，殴毙其爪牙多人。

万历三十四年（1606）正月，有云南民变。地方卫所指挥（低阶武官）贺世勋、韩光大等直接参与，率万名冤民冲入税厂，处死了税监杨荣及其党羽二百多人，投尸于烈焰之中。万历帝闻讯后惶恐不安，为之不食多日。

这仅仅是比较典型的几例。

明末的矿税暴政，不仅激化了政权与民众的矛盾，还导致了皇权与官僚集团的冲突。代表皇帝的太监如此疯狂地残民、刮民，使皇权的神圣性与合法性荡然无存，百姓视皇家为阎罗，视生存为炼狱。大量下层官员也开始与皇权离心离德，整个国家的统治，已开始分崩离析。

各地频繁出现的民变，由于法不责众，最终只能处置一两个为首的闹事者了事。这恰又暴露了皇权的虚弱，给后来大规模的农民造反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