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第一相”张居正去世的时候，给万历留下的，是一个殷实的家底。由于“一条鞭法”利国便民，到万历十年（1582），太仓（国家仓库）粮食可支用十年，国库存银近八百万两。在政治、军事等方面，也是一派大国气象。官吏勤于政事，“四夷”无不宾服。从那时候起，万历帝要是稍有一点儿明君的样子，就算他说出“真想再活五百年”的狂言，也不是太离谱。
但是，大国运祚，也如逆水行舟，只要有二三十年国主不谋正事，国势眨眼间就会稀里哗啦地垮下去，任你使了吃奶的劲儿，也是回天乏术。
万历后期的大明，君臣干的都是不太正经的事，国家也就渐渐生出了三大毒瘤。
哪三个呢？一是“党争”，二是“矿税”，三是“辽事大坏”。
这三大毒瘤，由内到外，由上至下，把如日中天的大国搞得千疮百孔、不堪一击。
国运走下坡路的时候，往往就是党争起、赋税重、民怨兴、外患至。内忧外患，就像两个持刀的孪生兄弟，至于谁砍下了最后那要命的一刀，其实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大明这个烂透了的庞然大物，已经到了一刀就足以毙命的程度了。
在这里，我们稍微先费一点儿笔墨，把这三大毒瘤分别说一说。
明末的党争，主要指东林党与浙党、阉党之间的斗争。万历十年（1582）以前，控制朝政的，或是强势皇帝如嘉靖，或是强势首辅如高拱和张居正，哪会有人敢闹小派别？
万历十三年（1585）后，皇帝不大管事了，朝政日益败坏，廷臣也就有了门户之别，这就是所谓党争。这里所说的“党”，与现代社会的政党含义不一样，指的是官僚的派别。
明末党争里，最重要的一方是东林党，之所以名为“东林”，得名原因很有些风雅。万历三十三年（1605），吏部郎中顾宪成被革职，随后与志同道合的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等人，在他家乡无锡东门外的东林书院讲学。
他们这种讲学，不是为了普及《论语》，也不空谈心性，而是重在“经世”，也就是想着怎么样能够治国。他们讽议朝政，品评人物，抨击当道，以天下清流自居。这个姿态，在当时很得人心。《明史·顾宪成传》里说，不得志的知识分子和下野官员，都纷纷跑来投靠——可算找到“精神家园”了。据说，当时把东林书院的客舍都给住满了。
顾宪成这一批精英，号称“东林八君子”。在他们的带领下，江浙一带的文士，集会立约，互称“同志”。东林同志们的活动，得到了淮阳巡抚李三才的支持。朝中有些官员，如赵南星等人，也愿意与之结纳。
与他们相对立的官员们看不惯，指其为朋党，诋毁他们是“东林党”。
所以东林党这个称呼，一开始是个恶名，后来叫开了，才慢慢变香了。
东林一派的官员，一开始听着也嫌刺耳，于是反唇相讥，按地域给人家取诨名，斥对方为齐党、浙党、楚党。
由此，东林党与三党相互倾轧，争斗不止。而那一边的齐、浙、楚三党之间，也有矛盾，但都以攻击东林、排斥异己为能事，结成了联合战线。
三党中浙党势力最大，内阁首辅沈一贯、方从哲，都是浙党的首领。到了万历末年，三党的人相继执政，将东林党人从朝中一扫而光。
东林党一时受挫，似难以翻身。但事有偶然，后来东林一派里有个监生汪文言，设计离间齐、浙两党官员，造成他们内讧，使东林党官员在天启初年又逐渐得势。东林党人叶向高、邹元标、杨涟、赵南星等人，一手把持朝政，三党一度受到排斥。
遗憾的是，这一段风光并不长久。很快，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宦与部分官员勾结，形成了所谓“阉党”。这个阉党，名字不好听，但能量极大，致使东林党遭受重挫，上演了明末的一场大悲剧。
明末党争，最初是从万历二十一年（1593）的“京察”开始的，一直到明亡后的南明弘光小朝廷，就没有停过。无论政治、军事、钱粮，什么事都要争论不休。前面已经讲到的国本之争、三王并封之争、福王就国之争，还有那个惊心动魄的梃击案，都是明末朋党之间长期争论不休的话题。
说到东林党人，大多为正人君子，其目的，无非想重建道德权威，挽救颓局。由于他们富于人格魅力，才学与道德均属上佳，故而无论是言还是行，都颇能激励人心。
这个党争，看起来好像很能激活政治，防止僵化。可是，在皇权制度下，党争不可能形成现代民主政治，即便东林官员们唱的是道德高调，到最后，也大多变成党同伐异的借口。高调之下，有不少行为太过偏狭，以现代的眼光来看，好像仅仅就是为了与人争斗以图痛快一样。
东林一派的成见太深，排斥异己太甚，把不少可争取的人，都推到阉党一边去了，这也是东林党最终败给了阉党的原因之一。
此外，东林党人受出身局限，建言多为书生议政。在台下时，批评人家头头是道，上台之后，却无张居正的施政本领，在晚明，一再错失扭转大局的良机。
绵延几十年的党争，使大明的行政机器其实已处在半瘫痪状态。梁启超先生有个好比喻，说是明末党争，好比两群冬烘先生打架，到明朝亡了，便一起拉倒。
这话是有道理的。一般的言官，只要陷入党争，就不惜夸大其词，混淆是非。最叫人痛心的一个例子，是在边帅的任用上，由于党争掩盖了对贤愚的判断，以致辽东军事屡次出现用人不当。你犯错，人家可不犯错，建州女真就这样趁势而起，给大明套上了一道致命绞索。
近世更有人认为，党争纷乱如麻，肯定是要有人出来收拾局面的，后来魏忠贤的专权，起的就是统一政治的作用。这个说法，也是一种看问题的角度。
明末的党争，实际是政治精英的内耗，即使在“三党”中，也有政绩与才干原本很不错的官员，但是一旦卷入党争，力量就都用到如何整人上面去了。
就这样，皇帝怠政，官僚纷争，一个庞大的国家失去了权力重心。张居正时代那种政令统一、上下齐心的局面，已恍如隔世。
国家中枢的控制力弱了，下面又是民变四起，强邻也悄然坐大，国家安得不亡？故此，说党争是明亡的重要原因之一，也不为过。
再来看看明末的第二个毒瘤——矿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