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立太子的事，几乎所有的朝臣都和皇帝拧着劲儿，后世史家大多认为，万历就为这事气不过，从此开始怠工。

从万历十三年（1585）起，他刚刚亲政了三年，就这么甩手不干了。正如明清史名家孟森先生所归纳的那样——不视朝，不御讲筵，不亲郊庙，不批答奏章，中外缺官亦不补。从此君王不早朝，主动放弃了皇帝的职责，朝政也随之进入“醉梦之期”。

皇帝每天就是和宦官、宫女泡在一起，逢酒必喝，每喝必醉，日饮不足，继之长夜。如此怠工近三十年，再未跨出过紫禁城一步。人家法国有“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的国王，万历这里，还没等死，就不管它洪水滔不滔天了。

由于他的怠工，奏章如山，根本得不到答复，有阁臣哀叹“一事之请，难于拔山”。到了万历三十年（1602），南北两京部院和各省的主官，竟然空缺三分之一。知县也缺员，有时一县之长还要兼任邻县的长官。

有这样的特殊皇帝，就有充满特殊情况的国家。整个大明的国家机器在运转，但是没有了操盘手，不知它是怎样在转的。

张居正要是能起于地下，见到如此情景，一定会惊讶得合不拢嘴，这哪里还是他辛辛苦苦教育出来的学生！

当然，万历怠工，也是有他充分理由的，他宣称自己有病——头晕眼黑，力乏不兴，还经常“动火”，因此不能视朝、听课、祭太庙，理所当然。

万历究竟有什么病，那时候就搞不太清楚，现在的人也不好判断。那时，群臣当中对此流言甚多，都认定了他是纵欲过度。一国之君，作风不检点总是不好，于是大家就委婉地劝谏，劝皇帝要清心寡欲、慎节起居，不要贪恋衽席之娱，要讲究一点保身之术，注意养气宁神。

这都是旁敲侧击，因为话不好明说。

万历哪能不明白这指的是什么，气得半死。因为朝臣的这些奏疏，大多都是要通过邸报公告全天下官员的，这不等于骂人吗？

万历十七年（1589）底，更有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上疏，不再绕弯子了，直接请皇上戒酒、色、财、气。万历看了，气得肝火复发，躺在床上起不来了。

转年正月初一，万历破例把首辅申时行召到毓德宫暖阁，跟他推心置腹地解释：我确实有病，但哪里是什么酒色财气！据万历自己的讲述，他除了头晕目眩外，还有胸腹胀满、足疾、掌灯之后眼睛看不清字等等。

话说得挺琐碎，最后万历恨恨地说：“我气他不过，要重重地办！”申时行耐心听完，建议将老雒的奏本留中不发，省得扩散出去影响不好。对老雒的处理，申时行也从中做了斡旋，最后革职了事，免去了挨板子、充军。

今天有一些人认为，万历有病只是借口，他主要还是太宠爱郑贵妃，与群臣闹别扭，才不理朝政的，因而他的怠工不可宽恕。但是，据今人杨仕、岳南所著的《风雪定陵》披露，1958年，在考古大师夏鼐的指挥下，万历的陵墓定陵被挖开，对万历尸骨进行了检验，发现他上半身为驼背，右腿明显比左腿短，看来确实是有病，当时臣子们对他的道德批判是太过主观了。

群臣不能体谅他的病痛，万历当然更觉得郑贵妃亲，他跟申时行交心时说：“朕只因郑氏勤劳，朕每至一宫，她必相随。日夕间独她小心侍奉。”

——这些家事，我还要跟你们解释多少遍才算完？

君臣长期尖锐对立，申时行作为内阁首辅，只能从中调解，但他两头不讨好，万历认为他压不住阵，群臣认为他贪恋高位不敢讲话——内阁的力量，比张居正时代是差得远了。一个重要原因是，万历当初清算张居正，搞得太过火，让后来的阁臣寒了心，谁还愿意为国事拼老命？隆、万之际的强势内阁，从此以后变成了弱势内阁。

按明初以来自然形成的中枢体制，内阁的“上克下”权力，与言官的“下克上”权力，原是互相作用、互为制衡的。

弱势内阁的一大弊病，就是原有的“上克下”文官体系，逐渐失灵，以首辅为龙头的文官群，失去与皇帝权力之间的平衡，压不住言官力量。使得言官与皇帝的冲突、言官与内阁的冲突，日益呈现激烈化，屡次形成政潮震荡。

一面是越来越大的舆论压力，另一面是装聋作哑的顽固态度，两面受压的内阁，到最后，终于被压垮了。

明代的皇帝对廷臣，可以说是历代君主中最不客气的，以廷杖作为一种常规刑罚，来折辱臣子的尊严，这在前朝后代简直不可想象。但是明代的文官集团对皇帝的牵制，又是最有力的，这也为历代所罕见。

除了像武宗那样的无赖皇帝，其他的皇帝，大凡想维持做君主的尊严，总不能对舆论完全置之不理。所以在上奏和批答过程中，经常会出现皇帝与臣子互相驳难的情形，有如顽童斗嘴。

在立储问题上，群臣早已识破万历的拖延战术，他们也有对策，就是不让你有一刻的安宁。你说皇子还小，我就举例说明他已经不小。有的奏疏，甚至举例举到了万历本人的头上，说皇上您就是在六岁被立为皇太子的，而今皇长子早已超过六岁，何谓太早？

两三年间，就这么不断有立储的奏本飞入阙内，搞得万历坐卧不宁。还有人干脆指名道姓地说，郑贵妃就是立储的最大障碍，并痛斥郑贵妃的父亲郑承宪和哥哥郑国泰，是“怀祸藏奸，窥觊储贰（太子位）”。

万历见这么闹下去影响太恶劣，只好使用缓兵之计。万历十八年（1590）十月，他要太监去向内阁传谕：“若明年廷臣不再骚扰，后年春天一定册立。否则，就要等皇长子十五岁时举行。”

——这完全是小孩子的任性：你们要是再啰唆，我就再拖上六年。

当时内阁里的申时行、许国、王锡爵三人，都在休病假，只有王家屏一人操持公务。

他得了这谕旨，真是哭笑不得。想来想去，在向礼部转达时，还是略掉了如再骚扰，十五岁时再册立一句——这实在太不像话了。

廷臣们半信半疑，暂时不作声了。到第二年的年中，大家因为信不过皇上——失信的次数太多了，怕他忘了或假装忘了，就接二连三地旁敲侧击：日子可是快到了啊！

万历十九年（1591）八月，工部主事张有德上疏，请求先把册立太子要准备的东西订好，以免到时手忙脚乱。这个提议，当然也是迂回战术。

万历一看，好！这不是送上门来的口实嘛，立刻批道：“立储是我们父子的事，岂要你辈来邀功！你这是琐言窥探，挑拨离间。本来已定好日期，此辈又屡屡催激，那就再延期一年。如复渎扰，还要再延。”

皇帝也耍无赖啊！

廷臣一片大哗。有人上奏说，还是明年春上按期册立太子为好。

次辅许国也写了个奏疏，附和廷臣们的意见。这道疏本，是以申时行、许国、王锡爵三阁臣的名义，联名上奏的。

万历看了，很不高兴，派太监去责问申时行：“先生怎么和小臣们一起胡闹？”

申时行只好回答：“这是同僚列上了我的名字，我其实并未参与。”

他怕这样还解释不清，就写了一道密揭给万历，说：“臣这一向告病在家，关于册立的事情不大清楚。既然圣意已定，就按您的意思办，不要因为小臣而有所妨碍。”

万历看了，很满意，用御笔批了几句“好好养病”之类的安慰话。

——就是这份密揭，给申时行惹来了大麻烦。

密揭与公开的奏本不一样，它是君臣之间商议事情用的秘密文件，其他人无权拆开。可是万历一时糊涂，把它给放到其他奏本里，一起转到内阁去了。内阁负责收发的文书官，根据内容又转给了礼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