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倒张”运动中，三百个银火盆之类的说法是信口开河了，一旦查不到东西，谣言会自生自灭。可是，有一件事，是铁案如山的，人们至今记忆犹新，它被适时地翻了出来——

这就是“废辽案”。

该案在万历六年（1578），刘台弹劾张居正的奏疏里，就曾提到过一次。那时张居正如日中天，大家也没敢多想什么。

这一次，最先翻起这旧账的，是兵科给事中孙玮。他于万历十年（1582）十二月，紧随杨四知之后，弹劾原福建巡抚劳堪，秉承张居正之意，将秉公调查辽王案的刑部侍郎洪朝选下狱逼死。

万历看后，只把劳堪罢官了事，并未追究张居正的责任。他大概不想利用一个废王做什么文章。

到了万历十二年（1584），洪朝选的儿子洪兢上疏，字字泣血，要求惩办冤案的制造者。都察院副都御史丘橓（shùn）也上疏，提到了应该对劳堪定罪。

万历仍未同意，只叫法司去查，看已故的侍郎洪朝选还有什么遗漏的冤屈没有。

所谓“废辽案”的余波，本来就到此为止了。可是，冷不防却跳出来一个云南道御史羊可立，无中生有，诬陷张居正“隐占废辽府第田土”。

还是“废辽案”，但是攻击的角度变了，变成了经济问题。万历有了点儿兴趣，命湖广抚按核查。

看来这问题有所松动，怀恨多年的辽王家属也开始发动了。辽王宪早已死掉，他的次妃王氏呈了一本，要求调查“大奸巨恶”设计陷害亲王、强占王坟、霸占产业、侵夺皇室的罪恶。这个奏本，是要全面地翻“废辽案”。里面还特别提到了一句：辽王家财，有金宝数以万计，都入了居正府。

从年龄上推测，这个辽王的遗孀，年纪不会很大，应该不超过二十八岁，复仇的勇气确实可嘉。她的奏疏，估计是羊可立之流给出了主意，说到了要害处。

只要提到财产，万历皇帝的眼睛就会放光。

一年前“倒张”运动刚刚发动时，恰逢潞王要结婚，李太后与万历商量筹措费用的问题，万历就曾埋怨，以前官员们只知道给冯、张送钱，财富都跑到他们两家去了。

对张居正家的财产，估计万历是有过想法的，不过在政治上已经把人家剥夺得干干净净了，再打人家财产的主意，总要有个像样的理由才好。

现在，就有了理由。

这次万历有了明确态度，下诏说：“张居正侵盗王府金宝，其父墓地侵占王坟，掘人坟墓，罪恶深重。你等如何不究治？”然后下令，派人前去照着奏本内的原王府所有财产，包括湖泊水田，一应财产，全部抄没入官，变卖后将银子拿回来（这才是实质问题）。金银财宝也要查明白，都追缴上来，不许隐瞒和包庇（吸取查抄冯保家的教训），如有人敢这样做，要拿下重治！

圣旨的最后一部分才提到，废革辽府的情况，也要从公勘明（“从公”二字堪可玩味）。

派去抄家的人，有司礼监太监张诚、时已迁刑部侍郎的丘橓、给事中杨王相、锦衣卫都指挥曹应魁。这一行人到湖广后，再会同抚按一起查抄。

圣旨一下，天下震惊。一年前免去张居正各职衔的时候，还仅仅是个犯了错误的官，现在，则已经是拿他当罪人看了。

昨日热泪涟涟阿谀张公的，现在都缄口无言了；但朝中仍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都察院左都御史赵锦，逆潮流而动，上疏谏阻。他以当年查抄严嵩家产为例，唯恐查抄会累及当地百姓。当年查抄严嵩，因为嘉靖事先把严氏的家产估计过高，结果抚按抄不出那么多来，害怕承担包庇的罪名，就在江西地方上株连搜求，抄没的财产多半出自无辜百姓。

赵锦是个偏不服“墙倒众人推”的人，直言张居正不可能有太多财产，人说他家有三百银火盆之类，都是由于人心愤恨，言过其实。要是这么兴师动众地查下去，张居正老家的百姓，将百倍苦于严嵩老家的百姓。况且对张居正的惩罚如此之重，也没有必要，今后大臣哪个还敢做事？张居正因为平生操切，擅权专职，与名教决裂，惹恼的人太多，可是绝对没有异志。受顾命之后，辅佐皇帝您于幼龄，日夜勤劳，中外安宁，这功劳怎能泯灭？

说来，赵锦并不是张居正一系的人。相反，在万历初年，他看不惯张居正的霸道作风，曾提出过意见。张居正授意言官，弹劾赵锦“妄议朝政”，迫使他挂冠而去。

现在，赵锦敢如此仗义执言，也是有这一段往事做本钱，否则余孽的帽子立刻就能被戴上。

可是，万历此时已财迷了心窍，根本不听。

派去查抄的两个主事者，张诚和丘橓，也是万历精心挑选出来的。张诚是万历的亲信宦官，长期负责监视张居正和冯保，没受过张、冯的什么恩惠。丘橓为人强直，喜欢弹劾别人，张居正一向厌恶他，不予起用。

万历的考虑是，派这两个人去办差，下手一定会狠。不狠，财产就弄不上来。

时任侍讲官的于慎行，知道事态不好，很为张家担心，便写信给丘橓，请他务必手下留情。这位于慎行，并不是张居正的人，当年也是反夺情一派的。张居正当时对他说：“我待你甚厚，你也这么干？”于慎行答道：“正因为张公对我好，我才这样做！”张居正气得拂袖而去，于慎行很知趣，没几天就自己辞职了，直至张居正死后才得以复职。

他写给丘橓的信里，有几句话，是在后世广为流传的，堪称千古名言，他说：“江陵……当其柄政，举朝争颂其功而不敢言其过；今日既败，举朝争索其罪而不敢言其功。皆非情实也。”

——是啊，世态炎凉，不正是如此吗？

于慎行的劝告，丘橓不可能听。

丘橓是山东诸城人，嘉靖二十九年的进士。这人很耿直，初任刑科给事中时，就曾上疏，说是“权臣不宜独任，朝纲不宜久弛”，直接批评严嵩，也不怕掉脑袋，被他扳倒的官员不计其数。嘉靖末年，又迁兵科给事中，莫名其妙地惹恼了皇帝，被打了六十下屁股，斥为民。离京的时候，身边仅有敝衣一箧、图书一束。隆庆初年起复，任南京太常少卿，后又晋升大理寺少卿，因病免职。

万历即位后，言官纷纷推荐丘橓，然而张居正厌恶他，不予召用。万历十一年（1583）秋，张死后才被起用，任左副都御史，上任时乘坐一辆柴车上路，堪称廉洁。他虽然强直，但其高风亮节，为时人所称道。

看来，这是个海瑞式的清官。万历派他去，很放心，金银财宝不至于流失了。

果然，张诚、丘橓受命后，决心甚大。一行人立即驰往荆州，准备要穷搜极讨，挖地三尺！

丘橓出发前，先派人通知荆州地方官员，从速登录张氏家属名册，一个不能让跑了。

地方官谁也不敢怠慢，把张家人赶到旧宅里，将门封住，禁止出入。当张诚等赶到开门查抄时，里面老弱，已经饿死十几口了，连死人骸骨也被饿狗食尽。

两位钦差到后，死命追赃，广事株连。他们按照万历的思路，预先估计的张家财产，大约应该值银二百万两。

几日内，便将查抄结果上报：江陵宅内，大概有金二千四百两，银十万七千两，金器三千七百两，金首饰二千四百两，等等。北京这边的府邸，刑部查抄后也报上来，折银一万零六百两。

这个数额，和万历想象的相差天地。哪里能跟“严嵩跌倒，嘉靖吃饱”那个程度相比。况且荆州张家的财富，多为张居正的老爹和兄弟搜刮来的，严格来说并不是张居正所为。

“三百银火盆”乎！何在？

这台阶该怎么下？

丘橓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下令严刑拷打，追逼到底！

张居正的三子懋修受刑不过，只好诬攀他人，称有大约30万两银，转移到了曾省吾、王篆、傅作舟等人家中。

张居正长子敬修（原礼部主事），实在熬不过，上吊身亡。临死时写下绝命书一封。

这封绝命书，是字字血泪，其大意如下——

四月二十一日闻报，二十二日移居旧宅，男女惊骇之状，惨不忍言。五月初五，丘侍郎到，初七日提审敬修，其吏卒咆哮之景，皆平生所未经受者。更有身被刑具，头戴蒙布，死命拷打之苦！

敬修受难固不足惜，但非要诬陷先公以二百万两数。先公自任官以来，清介之声传播海内，不仅变卖财产达不到此数，就是粉身碎骨也难以充数！又要我诬陷寄放在曾大人那里十万两、王大人那里五万两、傅大人那里五万两。

丘大人还说：“从则罢了，不从则奉天命行事！”恐吓之言，令人丧胆。

可怜身名灰灭、骨肉星散，且来日会审之时，又要罗织锻炼，命运皆不可测。人非木石，岂能堪此？

今被囚禁于仓室，风雨萧条，青草蛙鸣，令我不胜悲哀。故告之天地神明，决意一死而万古不愧！

天哪！人孰不贪生怕死，而敬修遭遇若此，想来日后也必无生路。

先公在朝时，有位高招嫌之惧，想去位，又有忧国之虑。唯思顾命之重任，只得以身殉国，不能先机避害，以至于此！而其功罪，自有天下公论。

家中祭祀祖宗之事，为祖母、老母喂粥饭之事，有诸弟在，我死可放心。

丘侍郎，任抚按，活阎王！你等也有父母妻子之念，奉天命而来，见我家如此情景，有何值得高兴的，为何忍心陷人如此酷烈？即是三尺童子，亦皆知怜悯。今不得已，以死明心。朝露散时，生平已矣，能不悲哉！

——这样的血书，真是不忍读，不忍想象。皇权昏聩之下，不知曾有多少这样绝望的呼告！

张敬修自杀，举朝震惊。

刑部尚书潘季驯闻讯，悲不自胜，毅然接连上疏，请求保释居正家属，直言“治居正狱太急”，提醒皇上说，张氏家属已有数十人毙于狱。

当时的首辅申时行，也上疏谏道：“现籍没其家，国典已正，众愤已泄。若其老母衣食供给不周，子孙死亡相继，皇上您也有所不忍吧！”

万历到此时，方才心肠软了一软。很快下诏，命拨给张母空宅一座、田地十顷，以资赡养。

后来，潘季驯终因说情一事，被李植弹劾，革职为民。他是深受张居正器重的治河能手，感念恩公的栽培，于人情汹汹之际，敢于出来说一句公道话，免去了张家更大的灾难。这让人看到，乾坤虽倒转，但当时的人心里，毕竟还有一点点暖色！

万历饶了张家的族属，但对于财产仍抓得一丝不苟，特别叮嘱张诚，马上把荆州抄出的财物押解进京，不便于运输而又来不及变卖的，如石牌坊等物，交由当地巡抚来办。在北京，刑部等衙门把张居正在京的财产尽数解入内库。到当年十一月，张诚也将在荆州抄到的财物，解回了北京。

财产虽不像想象的那么多，也尽可拿来用，废辽不废辽的，就是一个借口罢了。

辽王的小妾眼巴巴地望着，却不知，就算当年张首辅侵夺了你家财产，如今也不可能返还给你了——宫内急等着要用呢！

兴师动众地抄了一回，连房子带地，全部折成银子，总共不超过二十万两，还不及严嵩的十分之一。

这事情，实在难以塞天下人之口。辽王财宝在哪里？被侵夺的辽府，又在哪里？

这座被人纠缠了许多年的辽王府，据记载，是建在荆州的北城墙根下，永乐年间开始修建，历代又不断加建，极为豪华，内有著名的藏书楼——“味秘草堂”。荆州府衙的大小官员，每逢初一、十五早上，都要到北城墙根下列队，拜谒辽王。

这块宝地，岂是二十万两银子能拿下的？

所谓侵夺辽王财产之事，最初是由李植提出。他只是说，张居正侵夺了辽王家的坟地“以窃王气”。这个谣言，还算有一点原型，因为万历赐给张居正亡父的太晖山墓地，与辽王的祖坟毗邻。至于羊可立所说的，侵占辽府田宅事，根本就是瞪着眼睛胡编。

据今人陈礼荣考证，荆州的张宅是在城东。

陈礼荣先生说，张居正当年为了向小皇帝表忠心，也为了在家乡父老面前夸耀，请万历给他盖的新宅题赐额名。万历欣然为他拟写了楼名“捧日”，堂名“纯忠”。

推测起来，张居正在老家荆州城东建的这个宅子，最引人注目的建筑，当数“捧日楼”和“纯忠堂”了。抄家事件后，捧日楼被毁，但纯忠堂一直到清初都还在。

有一套地方史志《江陵志余》，成书于明末清初，里面将张居正荆州城东家宅的沿革表述得一清二楚。今日，在荆州古城东门内，建有仿古建筑一条街“张居正街”，也可印证，张宅的位置久已被确认不谬。

当年，荆州的地方官不可能不明白这事，但谁敢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