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命运，在他的手里操持；万千生民的命运，在他的手里发生改变。

文渊阁里造型考究、线条流畅的桌椅，都透着一股沉静气。在这个房间里，治国，是一件烦琐的工作，并非只是百僚之上的荣耀。

少年狂想是一回事，而案牍劳神则是另一回事。

张居正的日常生活中，少有文人曲水流觞的快意，多的是军国大事压下来的沉重。

他并不热衷以大言博得喝彩，近十年来，只是如牛负重。

长期的劳神竭虑，压垮了他的身体。万历九年（1581）入夏以来，他觉得精神委顿，睡眠与食欲也都不佳，一连数月不得安宁。到七月，终于难以支撑，病倒在家，不能办公了。

万历马上派了四名御医，前去诊疗。张居正在上疏谢恩时，趁机提出了请长假的要求。据他自述，自己的病是因为体弱过劳，内伤气血，外感暑热，以至于积热伏于肠胃，最后变成下部热症。

万历对情况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只是让张居正一面疗养，一面在家处理公务。又几次派文书官前去探视，还带了不少赏赐去。

到八月中，“热症”慢慢痊愈了，张居正复又上朝。君臣一个月未见了，一见之下，两人都很高兴，马上谈起了具体的事务。万历和张居正当时都没想到，这样的状况，已经维持不了多久了。

这一年的十一月，张居正十二年考满，万历对他大加褒奖，又加了上柱国、太傅等勋荫。

转过年来，万历十年（1582）二月，张居正再次病倒。他说的所谓“热症”，其实就是痔疮，常年伏案的人，易得此病。

据王世贞的《嘉靖以来首辅传》说，张居正的病，是因为房事精力不足，每天吃“房中药”，药力引发燥火，不得已又服用寒剂下火，结果生成痔疮。

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也持这一说，说张居正服用房中药过多，毒发于头部，冬月里也不能戴貂帽。京官们见了，不知就里，以为这个样子很酷，竟然纷纷效仿，大冬天都光着脑袋。

上述两人所说的，是不是事实？

两人的治史态度，后世的评价都还是不错的。清人认为，他们的著作，可以补充正史的不足。

因此，张居正致病的原因，似乎也就是这样。

还有更具体的说法，传言张居正之所以房事精力不济，是因为戚继光送了他两位胡姬——波斯美女，附带又送了些海狗肾。这海狗肾，就是强力春药。

但是今人也有提出怀疑的，写了《张宅并非辽府考》一文的作者陈礼荣，对此事就持有异议。他说，张居正在执政期间，曾经严厉整顿过学政，毁了不少书院，后又发生夺情事件，这些事，大大伤害了当时的士大夫阶层。所以在那时的野史笔记中，士人都乐于记载张居正喜食海狗肾之类的逸闻，不足为凭。

在这里，只能存疑了。

张居正这次病倒后，感到有必要找高手来好好治疗一下，便请了徐阶的医官赵裕。赵医官看过，才弄清楚了病症，并做了痔疮切除手术。在张居正疗病期间，内阁的公务都是拿到其寓所来办的。

首辅病倒了，影响甚大。百官不知所措，上演了一出祈祷大戏，其中甚有可观之处。

几乎所有的大小官员，诸如六部大臣、九卿五府、公侯勋戚、翰林、言官等等，都陷入了一种狂热中，纷纷做佛事、摆道场，为首辅祈祷。接着，五城兵马司、锦衣卫也动了起来，于仲夏赤日之下，舍本职而朝夕奔走此事。六部的主官们，手捧香炉，于烈日之下，长时间跪拜精心撰写的祈祷辞章。有些人因为跪得太久，竟然站不起来了！

所拜过的那些辞章，要用红色锦缎蒙起来，呈送张居正。张居正深居不出，见不到面，百官们就贿赂其家人，务求一见。只要首辅大人出来开颜一笑，或点头表示赞赏，众官就心满意足。为了写好阿谀文，各官争相招揽辞客，不吝花费，就为求得张居正点一点头。

旬日之间，南京衙门也群起效仿，继而各省抚按也纷纷开始烧香拜佛。

但这套花样，是起不了作用的。张居正的病情日甚一日。六月初，他向万历上了一份奏疏，请求致仕，说：“今若不早求休退，必然不得生还。”

万历未允，张居正再上一疏，说：“今日精力已竭，强留于此，不过行尸走肉罢了，还有何用？”

字里行间，不胜哀伤！

万历虽然恼恨张居正严苛，但事到临头，也不免慌乱。据说，张居正病后，他深感忧虑，涕泣不食，常派御厨为张居正送饭菜。一时间黄门使者，道路相望，京中有人见了，甚至有感叹下泪的。

六月十二日，因辽东获镇夷堡大捷，有上谕论功，张居正又加太师，其一子可荫锦衣卫指挥同知。这个太师，为最显赫的荣衔“三公”之首。由此，张居正成为大明二百多年中唯一活着获此殊荣的人。

这是人生的极顶，但是，奈何岁月如逝水滔滔。

六月十八日，万历派司礼监太监张鲸，携手敕慰问张居正，并询问其身后的国家大计。张居正此时，已将近昏迷，强撑着安排后事，上了一封密奏，推荐前礼部尚书潘晟、吏部左侍郎余有丁两人入阁。稍后，又推荐了张学颜、梁梦龙、徐学谟、曾省吾，许国、陈经邦、王篆，称他们可堪大用。

次日，万历照准潘晟、余有丁入阁，其余人的名字都贴在御屏上，以备召用。另再派太监慰问，就便继续询问其身后措置，但张居正已陷入弥留状态，说不清话了。

万历十年（1582）六月二十日，张居正走完了所有的路，溘然长逝，时年五十八岁。

悲风骤起，盛暑也觉寒彻。

整个大明的疆土，仿佛都在瑟缩。

万历十分哀伤，下令辍朝一日。第二天，派了司礼监张诚主理治丧。这一天，皇帝、两宫太后、皇后都有赏赐下来。

谥号也定了，赐为“文忠公”，并赠上柱国衔，荫一子尚宝司丞，赐祭十六场，一切可谓备极哀荣。谥号中的“文”，是曾任翰林者的常用谥法；“忠”是特赐，意谓“危身奉上”。这个谥号，还是比较贴切的。

灵柩即将启程归葬时，申时行等人上疏，请求派员护送。万历照准，派太仆少卿于鲸、锦衣卫指挥佥事曹应奎，护送灵柩回江陵。张居正的七十老母赵太夫人，也乘坐驿车同时回乡。

这是自嘉靖以来，唯一死于任上的首辅，死后仍威仪赫赫。

一支浩大的队伍缓缓南行，随行人员共乘了七十条船，使用船夫、马夫等有三千余人，船队迤逦十余里。

“必然不得生还”，还真是一语成谶啊！

世事轮转如流水。谁也料不到，张居正尸骨未寒，身后就骤起一场又一场是非争议。

历史的走向，开始诡秘地转弯。

所有的问题，都因人事问题而起。张居正生前推荐的人当中，入阁的潘晟，是大有来头的。此人是张居正中进士时的座主，两度出任礼部尚书，为人庸碌且不廉，两次在尚书任上，都是被劾而罢职的，此时正在浙江新昌老家闲住。

在内阁里安插潘晟，是冯保为应变而走的一步棋。他见张居正不行了，想在内阁预留后路。内阁是他权力地位的一个支撑，不能因张居正的离去，而失去这一方面的支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