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青史低头袖手，问红尘缄口回头。”元人吴西逸在《蟾宫曲·山间书事》中，写了这样一种情状。当士大夫群体中弥漫着这种欲言又止的情绪时，无论如何，这个时代便不能称为盛世。

“万历新政”进行了六年多，当一切都在高歌猛进时，突如其来的顿挫，使得正直的人们纷纷沉默。

张居正，一个起自布衣的读书人，跨入庙堂，荣登首辅，将南柯一梦的神话变为了现实。他不从俗流，自比上古的名臣伊尹、傅说，有起衰振隳的雄心大志。可是，一朝权在手，也同样不能免俗。他的生命之流，在惊涛怒卷朽木的同时，也渐渐地浑浊不堪。

看别人如何昏庸，自己做起来也一样。年轻时立志剿除的疽痈，同样长在了自己身上。

身自清流出，而终为浊流之首，这难道是摆脱不了的宿命？

张居正登临权力顶峰之后，最大的问题，就是“喜谀”，欣然接纳谄媚小人。

在科举仕进的生态场中，总有一批能力低下但向上爬的欲望很强的人，也有一批把升级视为生命全部意义的官吏。这两种人，等不及按部就班的提拔，又做不出超群绝伦的业绩，于是谄媚就成了他们晋升的唯一手段。

高明的在上者，对他们应远避之而唯恐不及，或者把那些谀辞只当作寻常寒暄，衡量下属的唯一标准，应该只看才干如何。

张居正太多地吸取了前辈首辅的消极经验，未能形成一个与自己志趣相投、才干相当的中枢集团。他唯一的一个政治盟友，是那个连权术也玩不大好的宦官冯保。

对才干上稍差一些的内阁同僚，他失之苛刻，驱使如奴仆。对一些为人正直但持有异议的部院官员，他又视为异己者。于是，他能够感到亲切一些的，就只剩下笑容可掬的谄媚小人了。

张居正在用人之道上，不要说与上古三代圣贤比，即使是与朱老皇帝比，也相差甚远。

他只是想如何制约皇权，以保障能出一个好皇帝；却没有考虑如何制约自己的权力，以保证自己永走正途。

在亲近小人方面，张首辅与凡夫俗子无异。有人送给他一副对联——“上相太师一德辅三朝，功光日月；状元榜眼二难登两第，学冠天人”（《万历野获编》），上联说的是他辅佐嘉靖、隆庆、万历三代皇帝；下联说的是他两个儿子，分别得中状元、榜眼。辅三朝显然是夸大，儿子的荣耀也大有问题，至于“日月”“天人”就更离谱了。但这样肉麻的吹捧，张居正也能欣然接受，将其悬挂于家中厅堂。

有一位荆州同乡刘珠，是张居正老爹张文明的同年诸生，几十年了也考不出个名堂。隆庆五年由张居正主持会试，刘老童生这才高中进士，不过当时年纪已过七十。万历二年（1574），他为张居正贺五十大寿，特撰一联，曰：“欲知座主山齐寿，但看门生雪满头。”难为老爷子了，马屁拍得这么响亮，然而，张居正竟也笑纳。

“江陵柄政”期间，官员们摸透了张居正的脾气，阿谀之风大盛。六部大小官员视张居正为再生父母，起先还只是谀居正为伊、周，后竟升级至尧、舜，张居正也愈加自负。

在张居正执政晚期，被人诟病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亲属谋私与纵容奴仆。

张居正共有六子：敬修、嗣修、懋修、简修、允修和静修。他对大的三个，期望很高，督促他们走科举一途。其中懋修才学最高，张居正视其为“千里驹”。按照大明的规矩，大臣在建功或考满后，可以荫子，分为文武两类：“文荫”，是其中一个儿子可以进国子监读书，毕业后任尚宝司丞、尚宝司卿；“武荫”可做锦衣百户、千户，再升指挥同知，这也算是仕途，但不能升到大学士和尚书。

张居正希望儿子当中，也能出一个“国器”，逼迫兄弟三人走乡试、会试的正途。

万历二年，他的长子张敬修会试落第，这是考官没有买他的面子。张居正为此恼恨，竟决定当年不选庶吉士，为此朝中曾有不少议论。万历五年（1577），三子张懋修因前一年乡试没过关，只有长子张敬修、次子张嗣修进京参加会试，张敬修仍落第，但张嗣修中了二甲一名，由皇帝拔为一甲二名，也就是榜眼，世人大为惊讶。万历八年（1580），三子张懋修终于及第，且中了一甲一名，是为状元也，同期，张敬修也中了进士。端的是，一门两中，天下大哗。

张居正为了儿子的前途，没少使用暗箱功夫。万历八年，老大张敬修和老三张懋修考进士的策论，都是枪手何洛文顶替代笔的。何洛文因此被张居正授以礼部侍郎，同僚皆鄙视之。

张居正为子弟上进，不惜科场作弊，朝中权贵自然会效仿，由此带坏了科场风气。其时，有阁臣张四维和申时行、吏部尚书王国光、吏部侍郎王篆等人的儿子，也都陆续科场得意。

但是，正直之士也有不买他账的。大名士汤显祖，年轻时文名就甚高，时人多仰慕。张居正想让儿子的才学有所提高，便广搜海内名士，做儿子的朋友。他听说汤显祖和沈懋学素有才名，就让儿子们去交结。汤显祖断然拒绝，而沈懋学则答应了，后沈懋学与张嗣修一同进士及第。

对比之下，汤显祖的清介，为当时的士林所称道——宁可穷困潦倒，也不去做豪门的点缀。

海瑞此时正致仕在家，也听到了各种议论，便写信给担任会试总裁的吕调阳，希望他以公道自持，不以私徇张居正。

琼州至北京，不下六千里。身在海岛上的一个闲人，也能听到传闻，可见此事波及的范围之广。

张居正如此做法，在他死后，受到后世的谴责。一直到万历中期，王世贞还说到这个事。他说：国初以来，科场基本公道。自张居正始，公道全部败坏，士人至今唾骂未已。

到万历十六年（1588）的时候，王锡爵当辅臣，儿子在顺天乡试中第一，再次引起轩然大波。从那以后，辅臣当国的时候，儿子不允许参加会试，就成为一项制度。

辅臣是国家的最高管理者，一不应让子弟占尽国家的便宜，二不应为臣僚做出负面例子，三不应背负不忠诚的污名，失信于天下。后来大明的君臣，在这方面总算汲取了一点儿经验教训。

张居正纵容家奴游七，也是在当时招致士人非议的一件事。

游七是张居正的心腹家奴，相当会看脸色行事。张居正任首辅后，游七背倚大树，众官都争相巴结，托游七在张居正面前美言，因此而得到美差的，比比皆是。宫中的小太监、朝中的言官，都热心与游七交结，称兄道弟。一、二品的大臣见他，也都客客气气，呼他为“贤弟”或者“楚滨先生”。边防将帅，甚至也有出自游七门下的。

游七不过是个“苍头”，家奴的大领班而已，何以嚣张至此？皆因晚年张居正生活日渐奢靡，据说也有女色的嗜好，能办此类事的，非游七莫属。此外最要紧的，是在权力之争中，游七是他最重要的耳目与信使。张居正命游七与冯保的心腹徐爵结为兄弟，冯、张之间的一些密谋，就由这两个奴仆来传话。

当然，此辈并无长技，倚靠主子的威势张扬跋扈，结怨甚多。主子一倒或者一死，政敌也饶不了他们——往往让他们死得最难看。

执政后期的自我膨胀，使得张居正在处理与万历皇帝的关系上，也缺乏应变，过于执拗，从而埋下了身后名毁的伏笔。

万历初年，小皇帝还是一个孩子，受制于“铁三角”的严密控制。他很乖巧，不想去冲破这牢笼，反而设法讨张居正的欢心，以求换得稍宽松一些的环境。

万历即位之初，身边的男保姆——“大伴”冯保，自恃拥护有功，对他约束得相当厉害。小皇帝稍有不轨，冯保就会去报告李太后。太后管束万历，是出了名的严厉，常因小过失而切责之，而且总是说：“假使张先生知道了，怎么办！”

张居正和冯保都不过是臣子，在皇权制度下，如何能约束得了皇帝？所以关键的因素还在李太后那里。中国的人伦，在某些时候要大于皇权，李太后是在用母权压制着皇权。“铁三角”如果没有李太后做实际的支撑，很难想象会有这么大的能量。

但是在万历大婚以后，权力结构有所变化。李太后按祖制要退出乾清宫，回她的正地方——慈宁宫去，不能再以母亲名义与小皇帝同住了。

而且，大婚也标志着小皇帝已经成人，太后不能再干政。

李太后的退出，使张居正成了唯一能管束住万历的人。这就使以往并不明显的君臣权力分割的问题，凸显了出来。

以前是以臣诲君，以君谀臣，李太后退出政坛后，一时也还没有变。但这个“权柄倒持”的格局，不免就显得有些怪异了。

据韦庆远先生研究，以万历六年（1578）二月皇帝大婚为标志，万历性格中贪财好货、怠惰嬉游的一面有所爆发，而张居正也对是否能把万历培养成一代圣君，逐渐失去了信心。两人关系的蜜月期，实际已经结束。表面看来，万历对张居正一如既往，但已从原来的心甘情愿，变成了不得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