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此时的境况,确实相当尴尬,他既认为“致君尧舜上”的理想必须坚持,同时也察觉到了万历与他之间,在执政理念上的巨大差异。最令他沮丧的是,让万历成为尧舜之君基本没有可能了,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充当监护人?
是坚持,还是退缩?他在犹疑不定。一方面他曾对友人表示:不惜破家沉族,也要做好公家的事,即使百官不配合,他也抱有死而后已的决心;另一方面,在万历成人之后,他又深感高位不可以久居,不能让人议论自己是个恋权的人。
万历八年(1580)三月的时候,万历皇帝到天寿山举行谒陵礼,这是小皇帝成人仪式中的最后一项。此礼行毕,就标志着万历可以亲政了。
随驾谒陵时,张居正偶感风寒,回来后在家中调理。几天后,他上了一道《归政乞休疏》,正式提出要退休了。他回顾了自隆庆六年受顾命以来的经历,表示了如释重负的心情,请万历恩准还乡,以保全名节。
他在做从长计议了,而且预感不是太好。
当年在归乡葬父的时候,皇帝曾一日三诏飞驰江陵,召他及早回京。这一件盛事,湖广巡按朱琏等地方官,始终念念不忘,要为他建造“三诏亭”。
他在给朱琏的复信中,发了一通前所未有的感慨。他说,修三诏亭,情我领了。但日后世事会有变化,高台倾,湖泊平,我的房子恐怕也不会存在了。这亭子若修起来,到那时也不过是五里铺上一个接官亭罢了,哪里还能看到什么“三诏”?这就是骑虎之势,难以半途而下啊,霍光、宇文护,就是这样终不免被祸的!
——霍光为西汉大司马、大将军,宇文护为西魏大将军、司空,都是主持过皇帝废立的摄政辅臣。霍光死后,祸连家族;宇文护因专权被皇帝所杀。
环顾左右,和者盖寡。仰望君上,天心难测。
这就是张居正在执政末期的心境。
他是个饱读经典的人,不会不知道威权震主可能隐伏的危险。史有前鉴,每个事例都触目惊心。
然而,万历此时还没做好亲政的思想准备,对张居正乞休的要求甚感突然,于是很快下诏挽留。
张居正上疏再辞,意甚恳切,说自己身心疲惫,难以负重。他还提出,可否请长假数年,以调养身体,这中间如果国家有事,他旦夕可以就道,随时应召。
万历对局面做了全面的权衡,认为首辅退下去也未尝不可,在犹豫之间向太后做了请示。
不料想李太后根本信不过万历的能力,斩钉截铁地答复:“等你到三十岁时,再商量这事,今后不必再兴此念。”
这个决定,令万历和张居正大感意外。万历那边,知道太后的意志是没法违拗的,自己短时间内亲政已是无望。于是再下诏挽留,请张居正务必尽忠全节,不要半途而废。
张居正这边,则明白有可能此生也息不了肩,不管前面是陷阱还是悬崖,只能一条路走下去了。
——他晚年唯一可避免身后惨祸的机会,就此失去!
重回内阁办公后,张居正有意放手让万历亲自处理一些政务。万历也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主见,对地方官员在公务上的敷衍,他都能看得出来,并穷究到底。
此时君臣二人的关系相当微妙。一方面,是张居正觉得既然退不下去,就应当以社稷为重,不能因畏祸而缩手。他认为,得失毁誉关头,若不打破常规,则天下事一无可为。
另一方面,万历觉得有这么一个位高权重的首辅压在头上,终究是束缚太多,甚至有时还会令自己陷入大尴尬。于是他暗自祈望,能早日获自由,所以难免愤结于心,久久难释。
后世史家在评价张居正时,都喜欢引用海瑞所说的“工于谋国,拙于谋身”的评语,这甚至已成为世人的共识。
但是,事情不那么简单。
张居正何尝不知谋身的重要?能跟别人提起霍光、宇文护的故事,那就是严嵩、徐阶之辈绝不具备的一种透彻。
但他为什么不退?是因为,张居正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无论赏罚功罪,都是奉天行事的,因而虽有谤言,又何足畏!在这一点上,他底气很足。
在他与万历有了微妙的裂痕时,心里完全明白,“破家沉族”的风险是存在的,但他仍在执政的最后一年里,以空前的力度,在全国推行了新政中最重要的措施一条鞭法。
他很清楚,仕途荆棘不可避开,那就只有一个办法,可使后世对他有一个公允的评价——要为苍生多积一点德!
一头是社稷,一头是百姓,这是必须要对得起的。
两件事,在他,其实就是一件事。
他做到了。
他以铁腕手段,惩治那些贪污挪用的钱粮官,规定一律用锦衣卫一百二十斤大枷,于户部门口戴枷示众两个月,然后遣送戍所。
他以严刑峻法,对付各地阻挠平均赋税的不法富户,声称为民除害要如鹰隼逐鸟雀,有什么可畏怯?
他厉行一条鞭法利国便民,到万历十年(1582),太仓粟可支十年,国库存银近八百万两,又免除隆庆元年(1567)以来各省百姓积欠赋税一百余万两。史称自正德、嘉靖以来,万历十年间的大明,最可称富庶。
明代史家谈迁说:江陵志在富强,力振其弊,务责实效;一时中外凛凛,不敢以虚数支塞。
清代史家夏燮说:张居正有经纶之才,使天下晏然如覆盂般安稳。当是时,钱粮充裕,国家最富,纲纪修明,海内殷实。
这是公允之论,亦是人心的标尺!
生民百代,劳劳碌碌,盼的是什么?图的是什么?
——就是这天下晏然如覆盂。
岂有他哉!</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