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波过后，又是百鸟压音。讨厌的人统统被逐出了视野，似乎什么都没发生过。

张居正的位置，稳如磐石。来自后宫的信任与小皇帝的眷顾，一点儿没有衰减，但是，在他的内心世界，却有一个东西崩塌了。

在夺情风波之前，他很自负，认为自己在官场的平步青云，是才华超群使然。当了首辅后，令出如山，无有阻碍，就更是被权力的幻觉障住了眼，以为自己无所不能，是上天唯一钟情的人物，以为其他人都是碌碌无为之辈。

环顾大明浩漫疆土，傲视天下万千苍生，所谓“不世之才”，谁行？谁配？

但是他忘记了，凡是上天赋予一生灵以头脑，这个生灵，就有他的好恶，有他内心的尊严。

屈居在你之下的，或因时运不佳，或是机遇未到，没有谁能把某个人真正看作一尊神。

在夺情风波中，张居正的楷模形象，被滔滔议论瓦解了。他第一次惊讶地知道，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可他的权威，并不是在任何时候人们都不吝自己的笑容。

他们随时可以把最恶毒的评价加在你身上。

你只是一个平凡的人，平凡到连起码的道德都不完美。

文渊阁往日的宁静，飘然远去，张居正猛地感到自己是走在荆棘丛中。人心，不可测。不仅是门生能够反目，连亲手提拔起来的下属，居然也会背叛。

还有什么是可以相信的呢？

权力，唯有手中的权力，才可以让一切人俯首！他不再指望征服他们的心了，只想征服他们的尊严。

从刘台发难，到夺情风波，张居正失去了往日的稳重。《国朝献征录》说他神志渐恍惚，面对异己力量，不再企图以德服人，而是欲以威权强行压制，越发无所顾忌。《明史》也说，他从此“闻谤而不知惧，忿戾怨毒，务快己意”。

权力失去了道德的约束，就很可怕。当年十一月初一，当风波尚余尾声时，张居正就对官员队伍开始了“快意”的清洗。他以应对“星变”为由，建议万历下诏京察。京察按例是每六年一次，临时性的京察称作“闰察”。万历立即允准，半个月后，吏部宣布“闰察”结果，共查处五十一名官员，都是反对夺情一派的。其中，南京操江都御史张岳，才名本来极高，只因反对夺情，反倒以“才力不及”降调。

反过来，对拥护夺情一派的人，则尽力提拔。南京吏部尚书潘晟（shèng），官声素不佳，因为拥张立场坚定，反而被擢升。

张居正当年在逐走高拱后，尚能重用几个高拱一系的人才，并不是一律排挤，如推荐张嘉胤为浙江巡抚、张学颜为户部尚书、吴兑为宣大总督，现在则已完全失去了那种气度。

此次清洗，并非出以公心，从而严重败坏了官场风气，致使见风使舵者高兴，表里如一者沮丧。今日的张居正，变成了他昨日曾猛烈抨击过的大昏大庸者。

看别家的病易，剜自身的疮难。谁能逃得了这铁律？

待张居正死后，到了万历十三年（1585），当时的吏部尚书杨巍上疏说：“执政为了清除异己，才举行闰察，众心不服，请永停闰察。”万历皇帝照准执行。取消闰察的原因，就是因为张居正在这次闰察中做得太不公平。

自这次闰察后，一个以乡谊、年谊、姻亲、师门为纽带的新官僚体系，完整建立起来了。张居正不想再陷入朝议的汪洋，他要的是一群没有自己嘴巴的人。

平心而论，这个新形成的依附集团，收纳的并不都是品行恶劣者，其中也有官声正直的人。像工部尚书曾吾平，曾经平定西南土司叛乱有功，勤勉从政，从不打小报告，就是比较好的一个。

但明代官员的士大夫气还是比较重的，直臣虽多赞同张居正革除弊政，但却不齿张居正排斥异己的做法，宁愿回避，也不愿受垂青。比如礼部尚书陆树声，他是张居正的前辈，威望卓著，张居正一再表示想延揽他入阁，但陆不屑为之，始终装聋作哑，后来索性装病挂冠而去。

张居正对于内阁的同僚，不再礼敬，而是开始颐指气使。《明史》说，当时，政事一决于张居正，张居正全不推让，视同僚如无物。

他执政时的内阁组成，是经过精心筛选的，多是柔顺听命的仆从。万历皇帝给张四维的任命，甚至只是跟随张居正在内阁办事，形同秘书。

即便这样一个内阁，也并非与张居正同心同德。在高拱被逐后首先调进来的吕调阳，为人谨慎，遇事模棱两可。张居正始终不大看好他的能力，而吕调阳内心，也未见得服气张居正的一些做法。入阁六年，吕调阳无所作为，在阁办公时，常怏怏不乐，仰望屋顶叹息而已。至万历六年（1578）中，坚决上疏请辞，负气走了。

另一个阁僚张四维，倜傥而有心计，曲意逢迎张居正。他精通官场明暗规则，又擅长边务，但有时仍难免做事不合张居正的意，累遭训斥，也感到极度郁闷。张居正对他，逐渐也产生反感。张四维曾经一度与冯保关系密切，张居正得知后，予以呵斥，不准他擅自交结冯保。此后，张四维心里就越发怨恨。

尤其是张四维对老上级高拱的结局深感不平，常怀为其平反之心，不能释怀。

这些过节，导致张四维在张居正死后，成了推翻张居正既定政策最有力的人之一。

马自强入阁的时间较晚，只在万历六年干了几个月，就病逝了。他任期虽短，却不像其他阁僚那样，对张居正只是唯唯诺诺，对张的做法，总是力图有所纠正，说是“我不能让千秋之后，只得一个伴食之名”。

申时行是与马自强同时入阁的，但在位时间极长，前后共计十三年。他在张居正死后第二年继任首辅，主持大政八年。这是一个老猾的官僚，善于见风使舵。张居正得意时，他一意阿附；张居正一死，他立刻就迎合万历之意，把张居正所有的改革措施基本停掉了。

张居正蔑视同僚所付出的代价，不可谓不大。在其死后，这个班子不但没起到延续政策的作用，反而成了迅速埋葬他改革成果的掘墓人。

不过，所有这一切不祥之兆，眼下都还在隐伏中。

张居正把反夺情的风潮压下去后，益发注意巩固自己的权势。

此时的情况还很不错，万历似乎更加信任首辅了，所有写给张居正的手札，都称其为“先生”，此乃大明朝前所未有。张居正也欣然接受，常以萧何、张良自居。

他一面对万历有倨傲之态（以此镇住小皇帝），一面对冯保卑辞逢迎，认为只要这两方面不出问题，自己便权力稳固。

万历六年二月二十九日，万历皇帝“大婚”礼毕。张居正认为万事妥当，便递上《乞归葬疏》，要请假回乡葬父。

此次回乡，除了安葬父亲之外，也有衣锦还乡之意。

岁月匆匆如逝水，明镜怎奈华发？距离他上次翰林院毕业时请假回乡，竟已是十九年过去了！

万历开始时并不同意，后经张居正再次上疏，方予批准。他叫张居正于五月就要回来，并且嘱咐把张母也一起接到北京来。

万历还特意叮嘱道：“长途保重，到家少要过恸，以朕为念，方是大孝。”又援引前朝杨士奇、张熜之例，赐给了张居正“帝赉（lài）忠良”银印一枚，嘱咐他，如在途中发现朝政有问题，随时可密封奏报。

张居正在行前，对朝中有可能发生的人事变动，做了周密的分析。对有可能入阁的人，都特别加以提防，以备万一。数了一数，在野士人中威望最高的，当数高拱，但高拱在万历那里是绝对通不过的，因此可以放心。还有一个曾大闹过内阁的前阁老殷仕詹，则要加倍防范。

此外就是徐阶了。徐的情况比较特殊，年事已高，在家乡的处境又不好，不用防备。张居正曾考虑推荐徐阶回来，甚至已给徐老发了信去，但一想到那样的话，自己就要让出首辅位置，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后果。于是断了此念，还是推荐了马自强和申时行入阁——两个三流的人才，远不足以为虑。

人事安排好之后，张居正便进宫去向万历辞行。那一天，万历在文华殿听课。君臣相见，心里都有老大的不忍。

万历说：“先生近前来些！”

张居正走上两步。

万历殷切叮嘱说：“圣母与朕意，原是不放先生回的，因怕先生太伤心了，才特此允许。先生到家了，就快些回。国家事重，先生去了，朕何所倚托？”

张居正连忙叩头谢恩：“臣犬马之心，无时不在皇上左右。皇上大婚之后，起居饮食，一定要小心。这是第一要紧事，臣为此日夜放心不下，望千万注意。此外，这几年皇上把什么事都交给臣做，今后皇上要自己留心了。各衙门奏章，一定要自己看，亲自裁决。难办的事，就召内阁的臣子来，商量好了再办。”

万历说：“先生至忠，朕知道了。”

张居正顿了顿，又说：“臣目前还戴着孝，不便到宫门叩谢圣母，望皇上代为转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