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五年（1577），本是张居正风光无限的一年。前一年底，他刚以一品九年考满，加左柱国、升太傅，并荫一子为尚宝司丞。这些荣衔，是大明臣子在生前可得到的最高荣誉了。刚转过年，次子张嗣修又是会试得中、进士及第。张居正上殿谢恩，万历答道：“先生大功，朕说不尽，只愿看顾先生的子孙。”

父贵子荣，皇帝又打了包票，张居正可以高枕无忧了。可惜，万历的这个承诺，到后来成了一种残忍的讽刺。

万历五年五月，万历果然开始看顾张氏子孙了，下诏荫张嗣修为锦衣卫正千户。

前途正如鲜花烈火之盛，但就在这时，忽然从江陵传来噩耗，张家老爹张文明于九月十三日，因病身亡！

九月二十五日，讣告到京。

年初，张居正就得知老父患病，本想回乡探亲，却正逢皇上要大婚，因此决定推迟一年再回。哪里想到这一延宕，父子俩竟成了天人永诀。

老父一死，张居正马上面临一个重大问题。按照大明的祖制，官员的祖父母或嫡亲父母丧亡，照例要解职回乡，守制三年，此谓“丁忧”。从闻丧之日起，不计闰月共二十七个月，期满才可以回来上班，谓之“起复”。

但先朝也有特例，宣德元年（1426）的金幼孜、宣德四年（1429）的杨溥、成化二年（1466）的李贤这三位大学士，都曾由皇上特批，在丧期内立即起复，穿素服办公，无须离职回家守孝。这就是丧仪中非常罕见的“夺情”。

由于夺情不符合典制，后来朝廷有明令，所有官员丁忧，统统都要回家，一律不准夺情。

那么，张居正是否要离职三年？

这个敏感问题，立即成为朝野关注的一个焦点。闻讣的次日，内阁的另两位辅臣吕调阳、张四维奏请，引用先朝杨溥等夺情旧例，请求皇上准许张居正夺情，继续任职。他们俩考虑的是，平时一切政务，都是张居正说了算，如果张居正离开这么久，朝中局面他们将完全无法应付。

几乎是同时，又有御史曾士楚、吏科给事中陈三谟，上疏请留首辅。南北各院部官员也纷纷跟进，大力吁请挽留，一时形成了所谓“保留”风潮。

都御史陈瓒（zàn），卧病在床已久，急忙抱病写信给礼部尚书马自强，说挽留奏疏上千万不要遗漏我的名字，我就等着此疏写下我的名字之后瞑目呢。这个超级热心的陈瓒，是张居正的同年，北直隶献县人。岁数老大不小，位列九卿，不知还这样死命地跟潮流图的是什么。因为南直隶还有一个常熟籍的陈瓒，跟他同名，所以老陈还特地叮嘱传信人，一定要讲清楚，我为献县之陈瓒，而非南直隶之陈瓒。

马自强接到信后，摇头叹道：“此老是快死了，因为心先死了！”

陈瓒果然不久后病殁，因为这件事，后来遭人议论，在史册上留下笑柄和污名。

万历一开始只是例行公事，下诏表示了慰问，并未提及“保留”。

张居正此时的心态非常复杂，如果夺情，那么与他一贯提倡的坚守祖制不符。如果去职，则一切改革事宜，都还在开辟阶段，反对势力不可小看，三年中将会发生什么，实难预测。几天里，他全无主意，只是在错愕不定中度过。

到了十月上旬，万历才醒悟过来，他哪里离得开张先生？于是公开表态支持夺情，宣谕吏部，准张居正过了“七七”丧期之后，便照旧入阁办事。同时，又赐张居正办丧事的香烛等用品数以百计，以示慰勉。

张居正这一方的人，更是高度关注事态发展。首先冯保就不愿让这位最强大的政治同盟者离开。在闻讣之后，马上就和张居正进行过密谋。待夺情倡议一起，冯保立作呼应。当日二更天时，诸臣的“保留”疏从宫门递进，未等天亮，挽留特旨居然就从宫中传出来了，真可谓神速！

据说，当天司礼监的随堂太监，将皇上赐的礼品专程送到张府，并将冯公公的密嘱，附耳告诉张居正。

张居正因惊悸、悲伤，正卧倒在床，勉强起来叩谢，感叹道：“我的脑袋，全赖冯公公才能保住了！”

这一天里，从宫中来传话的小太监，络绎不绝。

张居正的亲信、户部侍郎李幼滋，最先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索性捅开窗户纸，建议张居正力争夺情，以保住权力。

冯保当然是不遗余力，在太后和万历面前，以及有关的朝臣那儿，分头做了工作。

张居正作为当事人，也是唯恐一旦去职，他人将有谋己之图。并且，几天来已有令人不安的迹象。比如，按旧例在内阁公廨，首辅去职三天后，次辅就搬到原来首辅的位子上去坐，并接受同僚与下属穿红衣拜见。目前吕调阳是次辅，虽然还没有搬迁座位，但已坦然接受僚属的拜见。

张居正知道后，心里有气，对身边人说：“我还在，他就一点儿也不顾忌。假使我一旦出了春明门，还能让我再回来吗？”

他这里说的是一个典故。原来，唐朝京都长安的正门（东门），名为春明门，于是后人就以“春明”作为京城的别称。北京成为国都后，在文臣笔下，也是常被称为“春明”的。

看来，是走还是留，张居正要有一个态度了。

当时朝中诸臣，以各自对夺情的态度，分为两大派，立场鲜明。时人有评价说，卑劣者附和，高尚者抨击。

即使在张居正的营垒里，也有不少人建议，首辅还是顺应舆论，丁忧为好。张居正的门客宋尧愈、蓟州总兵戚继光、原大理寺卿陆光祖等，都劝张居正回乡。戚继光甚至提出可以让徐阶回来干一段，反正老前辈年纪大了，不可能久居其位，三年后把权还回来就是了。

这些人，都是张居正的至交，劝他回乡，或是因正统观念较重，或是权衡过其中利弊，而并非关键时刻对张有了离心倾向。其中宋尧愈看得最透彻，他认为：即使走了以后万一出现不测，诽谤之风大起，有两宫太后、皇帝和老臣联手压制，还不至于有大问题。又何必占据要津、手拿利器，来防民之口呢？走有风险，留下也有风险，而留下来的祸患要大得多。

李幼滋则坚决反对这种看法，斥之为“宋儒之头巾迂论”。他认为：人一走，形势如何变化，根本就无法掌控了。眼下百事待举，执宰岂可一走了之？

张居正此时进退两难，与冯保商量了之后，认为还是夺情最为稳妥，于是才有了前面的一场场双簧戏。

在诸臣表态上，最富于戏剧性的人物，当数吏部尚书张瀚。他是由张居正一手提拔上来的，平时唯张居正马首是瞻，朝议历来对他这一点极为不满。但这次，事涉孔孟之道，他不知为何突然坚持起原则来了，不肯出面挽留张居正，以此带动了吏部一大批官员，也联合起来反对夺情。

当时，冯保传出中旨（皇帝直接下诏），要张瀚带头倡议夺情。张居正在请归的同时，也跟张瀚吹过风，要他赞同皇帝的挽留。张瀚却故作不解，说：“元辅奔丧，是应该给予特殊恩典的，但这是礼部的事，与吏部又有何干？”张居正几次派出说客，晓以利害，但张瀚就是不为所动。张居正大为不悦，于是拟旨，切责张瀚是“奉谕不复，无人臣礼”。

当时，廷臣们个个惊恐，都纷纷附和“保留”之议。张瀚见之，拊膺叹息：“三纲沦矣！”

张居正闻此言，益怒，指使言官弹劾这个叛徒。

结果十月十一日，突然有诏，勒令张瀚致仕，吏部全体官员罚俸半年。

举朝为之震动！

为了对舆论有个交代，从九月底起，张居正就按照惯例，接连上疏，表示要回乡守制。但是，奏本里却另有文章，他奏道：“臣闻，受非常之恩者，应该有非常之报。所谓非常者，非常理所能拘也。”然后又说，自己哪怕粉身碎骨，也不能报答皇恩于万一，又哪里有闲暇顾及旁人的非议？又怎能守匹夫之小节，而拘于常理之内呢？

这就等于是在暗示皇上，我可以为你做超越常规的事。《明神宗实录》的作者在记录这件事时，也忍不住议论了一句：“观此，而夺情之本谋尽露矣！”

此后，万历皇帝与张居正，又假模假式演了三留三让的俗套戏，张居正便不再坚持要回乡了，而在十月十三日，正式提出了“在官守制”的折中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