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官到齐后，司礼监太监十数人手捧“驾帖”（逮捕证），从午门内鱼贯而出，站定。

只听为首的太监大喝一声：“带犯人！”千余羽林卫壮士，齐声呼应：“带犯人——”喊声直冲斗牛，连京城之外都能听见。

这场面，若是胆小的，早就吓得晕死过去。

而后，有太监宣读由刑科签署的驾帖，将各人的事由、罪状、处罚，逐一申明。

锦衣卫校尉当即扒下犯官的衣裤，扔于地上，将诸人按倒在地，做好了行刑准备。

张居正对吴中行等人的“门生造反”行为，尤为愤恨，暗中已经有话给锦衣卫，将几人往死里打。

既然有话，那还客气什么？只十几下后，犯官的屁股就皮开肉绽，继而血肉模糊！

酷刑过后，校尉们将四人裹以厚布，拽出长安门，任由家属用门板抬出都门（驱逐出京）。

一出禁宫，立刻有不怕死的官员，围上来慰问。东厂人员便逐个叫住询问，并记下姓名，以便日后算账。

吴中行受伤相当严重，抬到半路已似乎没了气息。中书舍人（内阁中书科文书）秦住，恰在此时带了医生赶来，连忙给他灌药，稍后才苏醒过来。

随即，厂卫又有催促出京的命令下来，家属只得仓促为吴中行裹了一下伤，又抬着他出城，踏上南归故乡的路程。路上，家人挖去吴两股上的腐肉数十坨，大若手掌，深至一寸，其中一股已经几乎没有肉了，吴中行痛得彻夜呻吟不止。

赵用贤的情形也好不了多少。他身体肥胖，受刑后，腐肉溃落如掌。其妻一路拾捡，后腌腊而藏之，以做刻骨铭心之忆。

艾穆和沈思孝受刑后，戴上械具押入诏狱，都因伤重而昏死过去。三天后，家属用门板抬出都门，远赴戍地。在出城门时，艾穆身上鲜血淋漓，然意气如常，当着押解官和厂卫数十人的面，犹厉声大骂江陵、冯保不绝口。

士可杀，气不可夺也！

是男儿，岂能苟活如犬豚？斧钺加颈，又焉能令万人吞声？两千年的衣冠传承，文明灿若星汉，遍地生灵绝不至于皆成无骨之人！

艾穆是张居正的湖广同乡，张居正对他尤其耿耿于怀，曾黯然对人道：“昔日严嵩尚未有同乡攻击者，我还比不得严嵩了！”

自十月十三日张居正提出“在官守制”起，至二十二日施杖刑为止，十天里，朝野人情汹汹，众人对张居正侧目而视，民间也流言四起。恰在张居正再次上疏乞归那一天，夜有彗星长数丈，街谈巷议对此更是加以附会。此后，有人贴出谤书，指张居正要造反！

看看乱得实在不像样子，万历于次日赶忙对群臣下了一道敕谕，以正视听。他说：朕身为君主，有权决定大臣的进退予夺。张居正身任天下之事，岂容一日去朕左右？群奸小人借纲常之说，行排挤之计，就是要孤立朕。今后若有邪恶之徒再欺君罔上，定罪不饶！

当天通告下来后，舆论才稍微平息了一些。

然而，张居正这次采用的强硬手段，效果并不佳，反对意见仍未能压制住。

仅过了一天，二十四日又有一个自愿送死的跳了出来。观政进士（在各部实习的进士）邹元标，在四人受刑后毅然上疏，把炮火又升了一级，对张居正的人品、执政作风全盘否定，要求立即罢免张居正。他说，对于自己的亲人，生时不照顾，死时不奔丧，犹自称是“非常人”也，这不是丧心病狂就是禽兽，怎么就能说是“非常人”呢？

他讽刺道，幸亏居正只是丁忧，尚可挽留；要是不幸因公捐躯，陛下之学终将不成、志终将不定吗？其实，居正一人无所谓，关键是后世若有揽权恋位者，必将援引居正之例，甚至要窥窃神器（阴谋篡位），那遗祸可就太深远了，一言难尽！

这个邹元标，春天时才中的进士，被分配在吏部实习，与朝中政争本没有任何关涉。但因他是王学的信徒，所以对张居正素有不满。初生牛犊不怕虎，众人还在惴惴之时，他偏要以头触墙！

邹元标其实在前一天，就已将奏疏写好。入朝时，正逢吴中行等人受刑。他远远看去，不禁怒发冲冠。杖刑一结束，他就向随值太监递上奏本。正值敏感时期，太监怕事，不肯收。邹元标撒谎说：“我这是告假本。”又掏出银子来塞上，这才将奏本递入。

后事如何，不用说也知道。当天就有诏下，命杖责邹元标八十，发配极边卫所充军。

五人受刑后，直声满天下。而张居正在士人中的威望，却急剧下降，这是他万万想不到的。

在这之后，仍有布衣韩万言、南京浙江道御史朱鸿谟，先后上疏为吴中行等人鸣冤，皆被严厉处置。翰林院张位、赵志皋等人，也因论救吴中行相继被贬谪。

最为豪壮的是，宛陵（今安徽宣城）生员吴仕期，十分仰慕受刑诸人，听说邹元标被谪路过京口（今属江苏镇江），竟然步行数百里，赶到江上与之相会，与邹握手谈天下事，慷慨激昂。归家后又写了一篇万言书，力陈张居正之非。对这个不怕死的秀才，张居正十分恼恨，决意伺机报复。

又有芜湖生员王律，托名海瑞，写了一篇声讨张居正的疏文，人人皆以为真，四海为之轰动。后南京操江都御史胡槚（jiǎ），为巴结张居正，命太平府（治今安徽当涂）同知龙宗武，予以严查。龙宗武心领神会，将王律逮捕，严刑拷打。逼迫王律把无辜的吴仕期牵连进来，两案合并为一。

案件审结后，上报给张居正，张回复暗示，杀之了事。龙宗武便将吴仕期下狱，故意不给饭吃。吴仕期饿极，将衣服里的棉絮吃尽，仍未死，龙宗武便命人以沙囊堵其口毙之。后王律也被虐待至死。

消息传出，天下大哗，官民皆有怨愤不平之声。

处在事件旋涡中心的张居正，并未尝到胜利的喜悦。

这是一次信心上的受挫，也是一次声望上的重创。

他守父丧而不离开相位，是从大局考虑，情有可原。但这样做，是逆伦理习俗而动的非常之举，本应以温和低调的手法处理。在开始时，他过分相信皇帝的威力可以压倒舆情，“做戏”做得太假，也太简单。当反对的浪潮爆发后，又过于惊慌失措，操之过急，以至步步被动，完全丧失了舆论的主动权。到最后，只能靠高压手段扑灭舆论，从而付出了道义上的最大代价。

在镇压过程中，其斩尽杀绝的做法，也引起公众的心理反弹，为政敌指责其擅权提供了最好的口实。

在整个夺情事件中，张居正保留相位的好处，远抵不上失去人心的损失，并且此事对他以后的执政作风，也产生了极为负面的影响。张居正的门客宋尧愈在事前的建议与分析，可说是非常有远见的，可惜未被采纳。

“侧想素心人，浩歌渺空谷。”

今日位高权重的张阁老，不知还能否记起年轻时的抱负？想廓清天下，自己先清否？想为不世之才，为何偏留下了百年之憾？

因为历史无情！

任何一个英明的政治人物，都不能以功绩作为资本，来做恶事。人们在评判一个人好坏时，用的并不是善恶抵消法，而是看到有一分恶，就认准是一分恶。这一分恶只要做了，就将永久留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不是你其他方面的善绩可以抵消得了的。

张居正，从此有了不能瞑目之耻！</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