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允了，让司礼监的太监魏朝，随张居正的儿子回江陵奔丧。张居正在折中方案中提出，过了“七七”之后，自己不随朝议事，不参加朝廷庆典，只赴阁办公，并且不穿红色官服。

为表示孝心，张居正还提出，守制期间不领工资。万历心领神会，当即特批，每月由相关衙门给张家送油盐柴米，聊补困境。最荒唐的是，万历还指令光禄寺，每天给张府送去酒饭一桌（也不怕麻烦）。算下来，比领薪俸还合算了。

君臣两个，自以为戏演得差不多了，于祖制、于舆论都算有了交代。

但他们全然想不到，这套把戏怎能瞒得过人？

反对夺情的官员们，立刻发起攻击且气势凶猛，这是万历和张居正绝想不到的。

次第上阵，抡开了大斧的有四个：翰林院的编修吴中行、检讨赵用贤，刑部的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冲在前面的翰林院那两位，恰又是张居正的门生。

十月十八日，也就是张居正提出“在官守制”五天后，吴中行首先向老师发难。他的奏疏，写得相当煽情，专从人伦大义上对张居正施压。他说：元辅昼夜为公操劳，父子相别十九年。这期间，儿子的身体由壮而强、由强变衰，老父则由衰而成头白、由头白而成苍老，一直是音容相隔。现在老父亡逝于千里之外，做儿的却不能临穴一哭，叫人情何以堪！

他又巧妙地把夺情置于舆论的拷问之下，暗示这里面，君臣之间恐怕是有交易。他说：皇上之必须要留，和元辅之不能走，原因在哪里，只有通神的人才能知道了，那是不能告诉庸俗之辈的。但是市井匹夫说什么的都有，怎么想的也都有，你怎么能让这里面的重要意义家喻户晓，从而让大家闭嘴呢？

吴中行很坦然，把奏疏递上后，又把副本给了张居正一份，以示此举是出以公心。

张居正看了题目，不禁愕然，问道：“奏本送进去了吗？”

吴中行说：“不送进去，我是不能跟您说的。”

次日，又有赵用贤上疏，用语极其刁钻，说首辅既然能为君臣之义效忠数年，以此推论，为父子之情就不应该少尽责一天。陛下之所以不允许首辅回乡守孝，难道是想让天下人都效仿他的行为吗？

这两人，都建议张居正赶快丁忧，过一段时间，再由皇上开恩召回，方为上策。

如果说，两位门生还给张居正留了些情面，那么第三天（十月二十日），艾穆和沈思孝联名上疏，则完全撕破了脸皮。

他们意在逼迫张居正交出权力，彻底下台。两人的奏疏说：张居正若留下，那就是厚颜就列，遇到国家大典，是参加还是不参加？不参加吧，于君臣大义不合；参加吧，于父子至情不合。到那时，不知陛下何以处置居正，而居正又何以自处？陛下要挽留居正，动不动就说为了社稷，那么社稷所重，莫过于纲常。元辅大人乃纲常之表，若置纲常于不顾，又安能顾社稷？

他们还公开指责张居正夺情是违反道德，说他位极人臣，反而不修匹夫常节；说他擅权无异于“宰相天子”；说他行为有类商鞅和王安石，道德和才学却远不如；说他“愎谏误国，媚阉欺君”……

吴中行等人的奏疏虽然送了上去，但实际上是压在了冯保手里。冯保留中几日未发，好让张居正先拟旨批驳。

张居正完全料不到，在他当政五年后，朝中居然有人对他恨得如此咬牙切齿，看完几道奏疏后，忍不住火冒三丈！随后与冯保商议，如若姑息，则后果难料，必须以严厉手段压下这个势头。

两人最后商定，对这几个人务要廷杖和充军！

风声传出，各路官员无不大惊，纷纷展开了援救。礼部尚书马自强，知道事情要闹大了，忧心忡忡，亲自出面为吴中行等人疏通。

然而，张居正此时已铁了心，面对老马的喋喋不休，他起先良久不语，后来忽然对老马跪下，以一手捻须，高声恳求：“公饶我！公饶我！”

首辅失态若此，老马心知事已不可为，于是仰天长叹一声，走了。

翰林院掌院学士王锡爵，邀集了翰林院赵志皋、张位、于慎行、张一桂等数十位官员，求见张居正，要个说法，张居正却避而不见。

王锡爵一不做二不休，自己去了张府，闯进灵堂，见到了张居正，当面激烈指责。

张居正告诉他：“圣怒不可测。”

王锡爵冷笑回答：“即使是圣怒，也是为先生您而怒。”

张居正无言以对，又咕咚一声跪下，边哭边拜道：“皇上要留我，而诸位要逐我，我怎么办？怎么办？要杀我吗？”说着，忽然顺手摸起一把小刀，做刎颈状，高喊道，“你杀我，你杀我！”

王锡爵大惊失色，连忙拔腿跑了。

夺情风潮，至此已达到白热化，张居正固执己见，坚持要回击“逆流”。一场惨烈大祸，就横在大家眼前，朝中有识之士皆寝食不安。

翰林院的侍讲赵士皋、张位、于慎行、李长春、田一俊，与修撰孔教、沈懋学等人，都曾上疏救四人，但全在冯保那里压下，根本不可能起作用。

诸人忧心如焚。沈懋学想到张居正的儿子张嗣修，恰是自己的同年，或许可以从中缓颊，便连忙修书向张嗣修求援。但连发出三信，一无回音。

沈懋学不肯罢休，又写信给时任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的李幼滋，求他出面营救。李幼滋是夺情派的中坚，哪里肯做这事？反而回信把沈懋学教训了一通：“今日师相不奔丧，是圣贤之道。如你等腐儒之辈，安能知之？”

沈懋学险些为之气结，一怒之下，告病还乡了。

十月二十二日，终于有诏旨下：着锦衣卫逮捕吴中行等四人，在午门前杖刑。吴、赵二人，杖责六十下，遣返回原籍为民，永不叙用。艾、沈二人杖责八十下，遣送极边地区充军，遇大赦亦不恕。

四个人的处置之所以有差别，是因为吴、赵二人只是主张，首辅可暂时回乡葬父，再伺机召回，而艾、沈二人，则是主张首辅永久辞职，故而两者所论的罪状，有轻重之分。

吴中行早有万死不辞的心理准备，闻圣旨下，面向南方拜了拜家乡的老母，朗声道：“儿死矣，还有孙子可以伺候您！”又托付妻子说，“我知道你能事母抚孤，我就是死了亦无憾！”然后从容出门，跨马而上，前去受刑。

此时，恰好锦衣卫缇骑凶神恶煞地赶到，吴中行遂弃马，回顾家门大呼道：“儿啊，拿酒来！”

一碗烈酒，一饮而尽！

刚烈的翰林书生随着缇骑，昂首向午门走去。

当天，天气阴惨，隐隐雷鸣不止。长安街上数以万计的市民，争睹犯官模样，众人表情木然。

受刑者陆续从人墙中走过，至午门。此处，已有左右“羽林卫”千人层层环绕，铠甲鲜明，各执戈戟，如林而立。中间只留一个行刑的空场。锦衣卫打手亦是肃立，手执木杖已等候多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