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有句名言：“创始之事似难实易，振蛊之道似易而实难。”创新一件事，不难；改变一件事，才是难。非亲身参与除弊兴利者，很难有这样的沉重感觉。

朱老皇帝打天下、坐天下，前朝权贵已经一扫而空。他的左右也无非是贩夫走卒、乡间塾师之类，本无特权可以维护。新制度的建立，无伤他们一根毫毛，所以几乎没有什么阻力。

然而张居正的改革，却屡次触犯了权贵的利益。这些人，必然要以不宜多事为借口，肆意阻挠。

在张居正执政期间，国家机构试图站在中间立场，平衡权贵与贫民之间的利益冲突，这样的角色不好扮演。

另外，张居正也并非完人，他也有私利，也有执政失误，也有倒行逆施。这些，都必然会授人以柄。因此，在他执政期间，并不都是颂歌盈耳，反倒是常有流言四起，平地里掀起一场又一场政坛风波。

张居正在改革中的唯一逆行，在这里应当特别说说，那便是文化专制。

张居正崇尚实学，对嘉、隆以来的空谈学风颇有不满，认为士林风气，已渐渐落入晚宋窠臼。加之在当时，有些生员包揽诉讼，挟制官府，欺凌百姓，俨然成为学界之霸。为此张居正曾制定了十八条规章，以严厉手段整顿学政。

打击学霸，制止生员干政，自然是没话说。但规定中有一条，是不许另创书院、群聚徒党。

这一条非常厉害。

万历七年（1579）正月有诏下，令毁掉天下书院，公文风行处，斯文尽扫。就在当年，共毁天下书院六十四处。

这么做的目的，当然是钳制言路。这引起了许多士人的不满，直接激发出一桩“何心隐事件”。

这个事件的主角，原名梁汝元，字夫山，江西永丰（明代属吉安州）人，后更名为何心隐。他以诸生的身份，放言时政，品评学术，其思想带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他在家乡倡建“聚和堂”，以族长身份打理本族事务，还延请塾师教育本族子弟。全族的婚丧赋役，一律互助，并且想把这种“大同”模式推向全国。他认为这才符合《大学》里先齐家、后治国的原则。

他蔑视君臣、父子、夫妇等所谓万世伦理，认为他们都不如朋友这一伦，显然是一个观念超前的异端思想家。

他还非常热衷于政治。据说嘉靖年间蓝道行逐走严嵩，就是采纳了他的密计，人谓此举乃是“以计去宰相”。后来的几个宰辅，均对他有所忌惮——这是个能翻天覆地的主儿啊。

张居正在毁书院、禁讲学后，何心隐撰写了一篇长文《原学原讲》，对毁禁举措予以驳斥，并且还打算伏阙告状，要与张首辅辩论一番。

这样一个人，当然是桀骜不驯的。禁学令下，何心隐视若无物，仍在湖北孝感聚众讲学。他还倡导建立独特的公社式团体，名曰“会”，提倡在会中“老者相与以安，朋友相与以信，少者相与以怀”。因为搞这一套，他难免被一些人视为“妖人”。

张居正早就认识这个特异人物。

在任国子监司业时，张居正曾在当时的御史耿定向家里，偶遇何心隐。何非常突兀地问：“张公您执掌太学，可知道太学之道吗？”张居正博学，却对这个“太学之道”闻所未闻，心知这是胡扯，便瞪着何心隐，没好气地说：“你时时都想飞，却是飞不起来吧？”

张居正走后，何心隐大感沮丧，对耿定向说：“此人能操天下柄。”又说，“你记着，此人必杀我！”

何心隐以布衣倡道，且极端狂热，这对当时处于疾苦之中的民众，不妨说也算是一种安慰。张居正却对何心隐不能容忍，授意湖北巡抚陈瑞，将其逮捕入狱。陈瑞调走后，王之垣继任，于万历七年九月，杀何心隐于狱中。史书上说是“拷死”或“毙之狱”，也就是活活给打死了。

何心隐一死，名声反而愈加响亮。当时著名的思想家李贽，写了一篇长文悼念他，称“人莫不畏死，公独不畏死”，说是武昌上下，成千上万人，无一人认识何心隐，然无人不知何心隐是冤枉的。他高度赞美说，何心隐所倡之道在人心，就如日月不可覆盖。他还说，大众虽深信张居正有大功于社稷，然认为此举极为不当。并且，因耿定向未能援救何心隐，李贽遂愤然与之断交。

晚明的书院，虽不免有聚议空谈的毛病，但却是清流所在，保留的是斯文一脉。张居正想靠高压手段来禁绝，不可能有长期效果。张居正死后不久，各地书院便纷纷复燃，最终汇成了明末的清流大潮。

张居正的新政，因触及了利益集团，且力度甚大，遭到顽强抵制并不足怪，这是张居正无可指摘的一面。另一方面，没有了权力制衡之后，人性中恶的一面，就十分易于滋长。自张居正执政后，与太后、冯保相安无事，小皇帝更是在其卵翼之下，他性格中的阴暗面也逐渐暴露。

张居正素有刚愎自用的特点，此时就更为独断专行。这也引起了一些言官的不满。从万历二年（1574）起，弹劾张居正的风波便此伏彼起，连绵不绝。

第一个跳出来挑战的，是南京户科给事中余懋学。万历二年五月，翰林院有白燕飞来，内阁有碧莲早开，张居正以祥瑞呈献给皇帝。冯保却不以为然，对张居正说：“主上幼年，不可用异物进献，令他有玩物丧志之心。”随后，此事由万历下诏，予以通报斥责。

张居正拍马屁拍到了马脚上，自然无话可说。余懋学跟着就奏了一本，说张这样做，有失大臣风范。

小小的给事中也来说三道四，张居正心里恨，但忍下了没有发作。

第二年二月，余懋学又上疏议事，批评考成法太过苛刻，并暗讽张居正是阿谀之臣。张居正看了奏疏，大怒。随后就由万历下旨，给余安了一个“此必是受了富豪贿赂”的罪名，予以革职，永不叙用。

余懋学这人，其实很清廉，只不过有些不识时务罢了。如此强加罪名，必然引起朝中人心的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