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传闻说,隆庆六年(1572)湖广抚按提出建议,为张居正修建牌坊,张居正未予同意。抚按就把募集来的钱送到了张家。因这钱不大好退回,张居正就提议,此钱交给当地官府,作为张家购买辽王府的款项。后来,这钱只做了原辽王府的装修款,而且不够,实际费用大大超支。张居正当时表示,愿用历年的工资、赏赐和田租来偿还,但最后还是由地方官统筹解决了。因此,说张家在江陵修建大宅,是吸吮民脂民膏,就是来自这个传闻。
此等隐私,又如何解释得清?
张居正就是铁打的身躯,读了这样犀利的檄文,怕也要冷汗直冒!
自万历二年(1574)以来,倒张的力量就在积蓄。一部分言官因张居正弹压言路,产生愤恨,攻击不遗余力,连带他的功绩也一概抹杀。他们倒不一定是自身利益在改革中受损,但其言行却助长了一批反对改革者的气焰。
刘台的弹劾,只是一次较大的爆发。反对派趁势而上,意在逼迫张居正下台或做出大幅度退让。而张居正这一边,则处在刚刚把局面打开,欲放手大干之际,又岂肯让步。两下的交锋,各自都没有了回旋余地。
面对如此强劲的攻击,无论真伪,张居正也不免身陷尴尬,只有去见皇帝面奏自辩。他没有检讨自己的问题,只是极力推测刘台的动机,对皇上说:“刘台因与傅应祯交情素厚,见傅被充军,怕自己将来也不免,就反守为攻,泄愤于臣。这样既可免于处分,又可沽名钓誉。”
张居正说着,忍不住泪如雨下,哀叹:“自被弹劾以来,门可罗雀,谁都不敢来了。国朝二百年来,从未有门生排陷师长的,而今有之。”
次日,张居正依惯例,递交了《被言乞休疏》,要求辞职,并在家等候处理。
据说张居正在递交辞呈时,曾伏地痛哭。万历慌忙将张居正扶起:“先生请起,朕当逮刘台入狱,关他一辈子,以谢先生。”
待看过了张居正辞呈,万历当即下旨慰留:“卿赤忠为国,不单是刻在朕心,实为天地祖宗所共鉴。那邪恶小人,已有旨重处。卿应以朕为念,速出辅理,不要介意那些浮言。”
二十五日,张居正再次上疏乞休。他说:“现在诸事未安,臣岂敢言去?但臣乃不得已也!臣之所处者,实乃危地也。因为所理之事是皇上之事,所代者乃皇上之言,现在言官说我作威作福,而我是在代皇上行政,那么肯定非威即福。如此,事事都可以说是作威,事事也可以说是作福,谗言日日喧哗于耳,虽然皇上圣明,不可能听他们的,不能让臣背负恶名,但作为一个臣子不应让皇上如此费心。所以望皇上特赐罢归,以消除议论。另外再选一个德才兼备的人来担大任。”
万历当然不可能真的让他走,遂再次劝慰。
另有阁臣张四维、吏部尚书张瀚,因刘台的“檄文”里,将他们作为张居正提拔的私人,都觉得脸上无光,也依例上疏求去。万历同样一律打住。
纵是如此,张居正仍待在家里,不肯出来视事。
万历无法,只得于二十六日派司礼监太监孙隆,带着亲笔手敕和一些礼物,去张府慰问。
孙隆宣旨道:“先帝以朕幼小,托付给先生。先生辅佐朕不辞劳苦。那些畜类丧心病狂,发表狂悖言论,动摇社稷,自有祖宗法度来治他们。先生还是以保社稷为重,马上出来视事。今特赐长春酒十瓶,以示关怀。先生不要再推辞了!”
君臣两边,又经过几次书面往来,张居正才勉强出来办公。
此次风潮,虽然是由言官而起,但部院堂官当中,也有不少表示支持的。礼部尚书万士和就是一个,此前余懋学因言得罪,他就说“直臣不当斥”,并不怕忤犯张居正。而后,又告病乞休以示抗议。张居正这次也领教了反对势力有何等强大,一度真的不想干了。
风潮的主角刘台,最终当然是难逃厄运。几天后,即从辽东械送京师,一路戴着枷锁入京,被送进诏狱。虽经严刑拷打,但言辞反倒更加激烈,旁人都为他担心,他却泰然自若。镇抚司在审讯之后,拟了廷杖、遣戍,上报给万历皇帝。
张居正虽然内心恨刘台入骨,但还是上疏,表示在审讯刘台时,请免用廷杖。因为上次傅应祯讪谤的是皇上,张居正出面讲了情,免用廷杖。此次刘台虽狂,却只不过是诋毁阁臣,自然也要免用廷杖才说得过去。
最后的处置是,刘台被削职为民,还归故里。然而,事情岂能如此罢休!
这以后,张居正又派人去辽东及江西安福,追查刘台的所谓贪赃枉法事,企图加刘台以重罪。
首辅的意图,下面自然有人领会,出面具体执行的,是江西巡抚王宗载和巡按于应昌。后来,刘台果然因言获罪,被遣戍广西浔州(今广西桂平)。戍边两年后,在戍所被诬,再次入狱,终受酷刑而死。死后连棺材、殓衣也没有,备极凄凉!
以刘台为代表的科道官员,前仆后继地倒张,这类行为,在当代有关研究者的著作里均被视为“逆流”,认为是向改革者发难而获恶名,似乎没有什么异议。但这几个人,在品行上并无太大瑕疵,也不是改革中的利益受损典型。他们提出的指责,多有所本,是对张居正的专权进行抗议。在皇权制度下,权力缺少制衡,即使是有为之相,也难免要唯我独尊,破坏朝政中应有的权力平衡。刘台等人的奋起,应看作对一人独大的非正常行政体制进行阻遏。
这才是问题的本质。可惜,当时双方没有一个可以共商的平台,因此,不同的意见,只能以残酷政争的方式表现出来。
固然刘台诸人进行的是绝望的一击,失败在情理之中,但张居正也为这次惨胜,付出了很沉重的道义代价,甚至为他身后声名的败落埋下了伏笔。
然而没料到,此事刚平息一年多,到万历五年(1577)九月,又一场大风波劈头盖脸地扑来。
事起很突然,牵动甚广。其惨烈程度,使人仿佛感觉到,严嵩时代又回来了!</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