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一种非常奇妙的东西，你越深入探究它，就越觉得它并不遥远。那些峨冠博带、衣袂翩翩的古人，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古板，更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愚蠢。他们的喜怒与今人相同，他们的好恶也和今人无异。历史的烟尘背后，都有同样的人性。

而且，我尤其觉得，古人中的精华人物又远远比我们聪明。那时的科技水平如何，其实是与智慧程度无关的。那些线装书、雕版印刷，那些纤秀小楷、豪放草书，承载的是我们学不完的智慧。我们没有笑话的资格，我们只能低首下心。

一个对自己的祖先不敬的民族，难道能指望自己得到后代的尊重？

张居正在短短的十年执政时期里，以一个人的智慧与执着，扛起了一个老大帝国的没落之门，放千万的生灵到富庶、平安、有序的光明中去。这不是舍身饲虎？这不是荷戈独战？这不是为民立极？

这些赞誉，他应该是当之无愧的，因为他做到了。

空言人人都会，能做到一两件事的，就可以称为民族脊梁。张居正为百姓做到的事，就不止一件两件了。他当年面对的，是连年的国匮民穷。嘉、隆年间，太仓岁入不过二百余万两，支出倒有四百多万两。年年亏空，政府还在运转，也真是够难为宰辅的了。

两大问题，如锥刺骨。

一是钱不够用怎么办？二是钱从哪里来？

若是庸人治国，那想也不用想，就是一个“刮”！盯住的是普通老百姓的钱袋子。而张居正的所为，则是盯在了达官与富户的身上——在钱多的地方才能找到钱嘛。他承袭了汉代理财家桑弘羊的思路，即“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史记·平准书》）。就是说，不给老百姓加税，也一样能弄到钱。

自推行考成法之后，张居正十分有信心，因为一套有效率的行政办法，就是对财政改革的有力保障。他说：“考成一事，行之数年，自可不加赋，而朝廷所用亦可满足。”

为何不加税，钱也可以够用？张居正摊出的底牌是两个：惩贪污以足民，清逃税以足国。事实也正是如此，官不贪，百姓就松口气；有钱人把应缴的税缴足，国家就松口气。

又是一个极简单的解法！

——不是人们想不到，是根本没往那个方向上想。宁愿拿刀去剔鹭鸶腿上的肉，也不愿去割肥猪身上的膘。这种情况，再持续下去的话，国本就要动摇。

向谁下手呢？张居正有数。

大明的赋役，田赋占了大头，滚滚银钱须从田亩上得来。那么，天下的土地究竟有多少？答案是，不知道！因为从王朝的中期开始，就是一笔糊涂账了。

国初的时候，朱老皇帝为征税，创立了“黄册”，相当于户口簿，包括每户的丁口、田宅、资产，全都列上。黄册是一式四份，布政使司、州、县各保留一份，另一份则以黄色封面上报户部存档，故名黄册。

洪武二十年（1387），朱元璋下令，又用了十年之力，把全国的耕地丈量了一遍。根据测量结果制定了“鱼鳞图册”，将业主姓名、土地四至、土质等级详细登记，一乡有一册，州、县也各有汇总的总册。凡有土地买卖，都要在官府办赋役随转手续。在这个图册上，因为画的土地形状似鱼鳞，因而得名。

田赋的数额、劳役的摊派，要根据这两个册子来定。但这些册子到了后来，就没用了，因为很多土地悄悄玩起了隐身法。

原来，明代由于官俸微薄，与大宋的官员薪水差了十万八千里。皇帝也知道官员靠工资八成是吃不饱饭的，就特许官员及其亲属，可以免除徭役和一部分田赋。包括未入流的教谕官、举人、监生、生员，连带致仕、免官在家的，都有不等的赋役减免（优免）。以四品京官为例，北方籍已回老家的，可以每亩免五升、共免三百亩，江南籍的可以每亩免三斗、共免五十亩，若是在职的官员就免得更多。

只要有特权，权就能变钱。皇帝的这一开恩之举，在明中期以后，也成了来钱的途径。

由于赋税日重，那些没有优免特权的富户不愿意承担，就开始玩起了隐身法。将田地挂到官绅、监生、生员、吏丞名下，这叫“诡寄”，只需向官绅等交“私租”就行（又是潜规则）。把田地分散挂在乡邻、佃户、仆人名下，这叫“花分”，让这些贫户替自己缴税、当差。或者将自己的田产请缙绅冒认，这叫“投献”。几种方法，都可以逃避朝廷赋税。

有的官绅享受了特权还嫌不足，又将自己名下的良田谎报为荒地山林，或者干脆以多报少。做这类事情，需要与当地官府相互勾结，贪婪官员少不了又可以捞上一票。

每年编审黄册的时候，官府门庭若市。富户行贿，官员包庇，大家一起造假哄骗国家。结果，经常是“无田之家，册乃有田。有田之家，册乃无田”，形成典型的愈富税愈轻、愈贫税愈重现象。大户占田越来越多，缴税却越来越少；小民没有土地，赋税却越来越重。这种黄册，已是无用之物。因而顾炎武说，这东西名为黄册，其实就是个伪册。

如此，国家作为赋税主要来源的土地，面积总数就在一年年缩水。

洪武二十六年（1393），全国土地有八亿五千万亩；孝宗弘治十五年（1502），六亿二千万亩；武宗正德五年（1510），四亿五千万亩，少掉了快一半的土地。皇帝不奇怪，大臣也不说破，地方官死也不说，大家一级哄一级，哄住最后的那个就行。

隆庆元年（1567），高拱执政，清查了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的造假，查出诡寄田和投献田共一百九十九万多亩、花分田三百三十一万多亩。

富户的地少了，可以少缴税，但某一地的赋税，总额是减不下去的，结果他们逃掉的那部分，就要让贫户来缴。有一部分贫户缴不起，就拖欠，导致国库年年亏空。

嘉靖初年，江南与北直隶有一批官员，决心清理积弊，开始清丈土地，海瑞是最积极的一个。但引起官绅大哗，说他“偏执”“疯癫”“见识短”，最终以“鱼肉缙绅、沽名乱政”的罪名而罢官，只做了七个月应天巡抚。当时张居正仅是普通阁臣，无力援救，只能写信表示爱莫能助。

虽然无力，但早已有心，在入阁之初，张居正就打定主意要清丈土地。他说：“上损则下益，私门闭则公室强。”就是说，砍了上流社会的非法利益，才能让下面小民有所获得。官吏个人不营私，国家才能强盛。

当时有人反对清丈、均赋，说如果“吹求太急，民且逃亡为乱”。查得太紧太严了，老百姓会闹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