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他这个传统，传了没几代，到英宗时就开始奢靡，至嘉靖时登峰造极。宫廷的费用，最大的支出是造宫殿。武宗皇帝时，乾清宫失火，重建大概需银二百万两。工部估计，要是向民间摊派的话，最多刮上来二十万两，所以提议借支内帑（皇帝的私房钱）。武宗哪里舍得，只叫工部自己想办法。工部又不能生钱，就只好加重摊派，闹得民怨沸腾。

此外就是吃喝穿用，一大群人在皇宫里，大部分东西都要靠民间供养。那时，向民间征用食品、器具、燃料，叫“上供”；向老百姓购买物品叫“采造”，也叫“采办”或“买办”。宪宗时，每年上供给光禄寺的鸡鸭羊猪，就达十二万到十六万只；果品、物料等，每年消耗一百二十六万八千斤。

这皇家人也真是能吃啊！下面的数字就更惊人：仁宗时，光禄寺的厨子有六千三百名，宪宗时增至七千八百名，武宗时达到九千四百名。什么样的国家，能架得住这么吃啊？朝廷财政困难，就是因为吃，生生给吃穷的，这也算古已有之的病灶。

明代皇家的用度，钱从三个地方来：一是太仓，由户部掌握的国库；二是皇庄、皇店，也就是皇家企业；三是直接从州县拿，也就是上供和采造。前面两个渠道，财力都有限；后面这一个，则是无限的，只要有人活着，就能搜刮。

上供不说了，白拿。这采造，也有猫腻。从表面看是朝廷拨款，派官员到民间去买，实际上根本不按价值规律办事。向商人强行摊派商品数额，压价购买，所支付的钱有时不足市价的十分之一，名为买办，实则无异于白取。有的名义上按市价收购，而支付的却是一钱不值的“大明宝钞”（明成祖时期的纸币），也是等于白拿，搞得工商业者倾家荡产。

这个买办的过程，往往是宦官最容易捞钱的机会，所以历朝宦官都愿意鼓动皇帝买东西。张居正执政的当年，又有宦官崔敏建议买珠宝，被张居正坚决制止了。

他考虑到，奢靡之风总是从皇家兴起，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皇帝就得换换脑子。好在万历还小，孺子可教，于是他利用帝师的身份，不断教育皇帝要省钱。

万历是个典型的“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的人物，当学生时还比较听话。张居正、冯保和李太后三人联手，用“礼教”牢牢地限制住了他。因此，万历初期的用度，还是比较节俭的。

所以古代的礼教这东西，也不是完全不好。“吃人”是一方面，“不许吃人”是另一方面，不可一概而论。

明朝中后期的皇帝，个个都张扬天性，其种种怪诞行为，足以证明，礼教的制约还是很有必要的。

张居正对小皇帝，就爱惜民力这一点进行灌输，不遗余力。

他的话至今读起来，仍震撼人心：“明主不应以天性所爱为乐趣，而应该以命运无常为恐惧。不应以天下来侍奉自己，而应以自己供天下驭使。”

这说的就是孺子牛。可惜，有几个“明主”真能做到？

新政之初，张居正反复对小皇帝唠叨的概念，是孔孟之道中比较有价值的部分——“民为贵”。他说“民常安乐而无患难”，也就是说，国难不是来自外侮，而是出自“民不安”。还是那句话：百姓安，则邦本固，外侮也就无患了。

民力有限，贪欲无度，总有一天绳子是要绷断的。

张居正教导万历，对秦始皇、隋炀帝，要看到他们恶在何处，引以为戒——那样的恶政，为何轰然倒地？因为恶政无常，因为天厌之！

小万历可谓相当懂事，常为张老师的话嗟叹良久。

万历初年，小皇帝打算派宦官到江南、广东采买丝绸和香料，都因有大臣劝谏，大大削减了原定的数量。

万历五年（1577）五月，万历为表孝心，想要重修太后寝宫。张居正立刻劝阻，上奏道：“如今宫室壮丽如故，足以娱太后。”不同意大动土木，万历也就作罢。

万历七年（1579），万历向光禄寺索要节余的十万两银，张居正劝阻无效，只得拨给，但上疏说：“若再征金，臣等不敢奉诏。”

什么叫“不敢奉诏”？就是我要拒绝执行。

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张居正为了教育小皇帝，命户部进呈了财政支出的抄本，让万历放在御座旁，随时可以看看。他劝告万历说：“一切无益之费，可省则省。这样做，国用可足，而民力也可赖以稍宽。”

强国就是节省用钱省出来的，财政上都比着疯狂花钱的时候，这国家怎能强大？

这个道理，古今相同。细想，真是要让人嗟叹良久！

在张居正的坚持下，终“江陵柄政”十年，宫内的花销一直有所控制，财政危机得以缓解，民力也得到了休息。

从明末清初起，张居正的名声之所以越来越大，就是因为，人们对执政者成功与否的看法，渐渐只有一个标准了，就是看他是否做到了“安民”。

当百姓入不敷出时，为政者却华衣广厦，还要以搜刮为荣，难道真的以为天道不存了？张居正不会如此发昏，在执政期间，他为彻底整顿国家的财政，还将有一番较大的作为。</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