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大检查在各省也渐次铺开。万历九年（1581）正月，裁撤两京户部侍郎以下一百五十六个职位，同年还裁撤郧阳巡抚、顺天巡抚、湖广总兵等地方大员职位。整个“江陵柄政”期间，部、院、都抚一共净裁二百一十五个职位。

万历九年，又裁去各衙皂隶编制一百九十四名，加上因裁官而无形中裁掉的皂隶编制，等于共裁减皂隶六百二十二名。当时每个皂隶的劳务保障，每年需要约三十个丁壮轮流无偿负担，这就等于一年减少了一万八千多个丁壮的徭役。

经张居正的厉行裁减，大明的全国官员总数，大大减少了。万历初年文武官员的总数究竟是多少，史籍上没有统计资料。万历新政时期的情况，只能跟武宗的正德时期比较，后来有人估计比正德时减少了约20%以上，即文官减少了五千人以上，武官减少了一万七千人以上。文武官员的总数，从十二万余人压缩到九万八千人以内。

张居正裁减冗官，为国家省了俸饷，为老百姓减轻了徭役负担，上与下，都还是挺高兴的。但是，你夺了人家的金饭碗，也就是触犯了利益集团的利益，这是要了老命的事。此举在部分官僚中所引起的怨恨，于“江陵柄政”期间不断在积蓄，形成了对新政的阻力，并在张居正死后爆发了出来——这是后话了。

在新政时期，张居正为节省国用，还下力气整顿了驿站制度。

明代在全国都建有驿站，称为“驿递”，是个相当大的交通与通信网络。全长十四万多里，沿线每六十至八十里设一个驿站，全国共有驿站一千九百三十六个，此外还有一些急递铺和递运所。帝国就靠它们传送公文和转运粮物。驿站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接待出公差的官员。

驿站由当地官府管理，经费由官府向当地百姓摊派，过往官员住这种招待所，用马用车用人全免费。正因如此，使用它的官员越多，当地百姓的负担就越大。朱老皇帝考虑到了这点，曾规定，凡是驿夫和马夫，所承担的其他赋役，就要适当减免。同时控制使用驿站的官员人数，以免老百姓负担过重。

所以在开国的时候，不论多大的官，不是出公差，就别想使用驿站，而且所带的随员也有人数限制。驿站见到兵部或巡按开出的“符验”（勘合，即通行证），就予以接待。符验上对职务、到达地点、往返日期、应享受的费用、准许使用交通工具的数量等，都开列得很详细。

洪武八年（1375），开国功臣延安侯唐胜宗，因违犯驿站条例，曾被革去爵位。吉安侯外出擅使马车，也被朱老皇帝申斥，可见当初这套制度执行得还是很严的。

但制度只是制度，挡不住人腐败。时间一久，官员们都看上了这块免费的香饽饽。白吃白住，还能领出钱来，天下哪儿还有这样的好事？于是，假公济私乱开符验、超标准使用驿站等情况，愈演愈烈。到武宗正德年间，所有条例俱成一纸空文。官员往来，全都可着劲儿地用人（不用白不用）。一官出行，要用轿子一二十顶、杠箱八九十台。这么多的人和东西，大概需用民夫约三百人、马五十匹。

这个负担，放大到全国去看，那就太重了。时人有曰：“民财既竭，民力亦疲，通之天下，莫不皆然。”

应天府的龙江驿，是负责输送官方人员和物资过江的，这里的情况很典型。仅负责运输江南鲥鱼的尚膳司太监，就长期占用船夫一百二十名、所夫二百九十七名。其他针工局、巾帽局、提督织造、乐器监造等部的太监，也频频追逼民夫和船只，外加私人勒索，驿政不堪其扰。递运所大使李臻、李福无力应付，竟被迫上吊死了，妻子儿女流离失所。

那些不是出差而是干私事的官员，也盯上了这块肥肉。正德年间，宦官势力强大，一些大宦官的仆人外出办事，凭一张条子就可以从兵部拿到符验。百官也群起效仿。兵部和抚按干脆把开通行证当作人情来送。符验上不写身份、事由，又无人数限制，甚至连缴还日期都没有，是可以永久通行的。

官员们用这通行证，就可办私事，比如让亲友沾光、夹带私货，或者干脆转借给商人，捞他一票好处费。有更恶劣的，还每每超标准支取费用，其实就是变相勒索。总督胡宗宪的儿子，就是因为勒索不成而吊打驿卒的。

一个公共服务系统，哪禁得起这么压榨？站银不够用，就在本县加征，苦的还是老百姓。夫役们也忍受不了这重压，纷纷逃亡，一些地方的驿递系统几乎瘫痪。

这个为帝国行政服务的机构，就这样成了官员们免费的午餐。

驿递制度的弊政，影响可不小，说它已引发了帝国的财政危机，也不为过。

张居正当然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万历三年（1575）他下了严令，凡官员人等，如果不是奉公差，就不许借用符验。就算是公差人等，若轿杠夫马超过规定数，不问是何衙门，都不许供给。他要求兵部与各抚按，要敢于抵制非分要求，按章发出和收回符验，如有违规，严惩不贷。驿递官吏如遇到过往官员勒索，可以举报。抚按也要及时对违纪者进行弹劾，不许往小官吏身上推责任。就这样，张居正利用考成法，逐级有效地监督，奖罚随之，收效很好。

但是，慷国家之慨、讨好上司、笼络同僚及下属，已成官场潜规则。不让我借花献佛，难道让我自掏腰包拉关系不成，于是官场的惯性依旧，不是发个文就能制止得住的。不逮住几个处罚，等于只下了一场毛毛雨。

重申驿站条例的第二年，不少地方官在进京述职途中，还是违规使用驿站，张居正请旨予以训斥。但大明官员中，有人违纪的胆量大过天，万历八年（1580）仍有官员陆续违纪。这一年，张居正为此降了一批部、省级官员和知府的职，其中云南布政司左参政吴孔性，因擅用驿站被罢官。张居正采用的手段很猛，原则上是省部级降三级、知府降六级、知县革职。

南京兵部主事赵世卿，似乎脑袋生了锈，在这一年，居然上疏要求放宽驿传之禁，要捍卫行之已久的潜规则，张居正拟旨严厉驳回。

对于权贵扰驿，张居正也做了必要的抑制。孔子后裔“衍圣公”孔尚贤，有特权可以乘驿，而且是一等符验，朝廷待他不薄。可是这个孔圣的后裔，家风没能传承好，每年进京朝拜皇帝，都要带一百多人服侍，且必夹带私货，沿路又搜刮不已。到京朝觐完毕后，并不马上走，非把私货卖完再走。驿站不胜其苦，民间就更是倒霉，都抱怨衍圣公所过，百姓如遭遇“虏贼”。

张居正对这个不争气的孔子后裔，也没给面子，拟旨予以批评。并和山东巡抚商量，将衍圣公朝贺由每年一次，改为三年一次，省得年年来骚扰。

为政必贵身先，张居正知道自己作为首辅举足轻重，一举一动都是人家的榜样，所以他对自家人约束得很严。两个儿子回乡应试，是自雇车马。老父张文明过生日，他打发仆人背着寿礼回乡祝贺。弟弟有病需回乡调理，保定巡抚听说后，把符验送到门上，张居正给退了回去，说是欲为朝廷行法，自己不敢不以身先之。

经过一番雷厉风行的整顿，驿站负担大为减轻，站银需要量也跟着减少。这就意味着加给老百姓的摊派也减少了。据《国榷》书中的统计，从万历四年（1576）至万历十年（1582）四月，全国共减免站银近九十万两，折米二百万石。仅京畿一带驿站开支就省去80%。张居正对此很得意，说小民为此欢呼歌颂，不啻管弦之声沸腾。

是啊，好事当然会有百姓发自内心地欢呼。

大明的财政危机，还有一个原因，是宫廷消耗太大。国初朱老皇帝出身低微，尚能保持朴素。就连改建一座宫殿，他都要教训大臣：“朕今日所起宫殿，不事华饰，唯求朴素坚固，可传永久，使我的子孙能谨守此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