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品评历史上好的执政者的时候，常常会赞美他的个性与才干。其实，对于古代君臣来说，无论他的位置怎样得来，欲得后世的好评价，都只有一个评判标准，即：他是否做到了国强民富？

只要有这一件功劳就足够，历史不需要他有别的才干。如果这一点做不到，就不能算称职。

这就是我敬佩张居正的原因。

在中国的皇权时代，罕有他这样的清醒者。国强与民富，是担在他双肩的两副重担。别人想不起来做的，他想到了；别人不想去做的，他偏要做好。

一代代的王朝，几乎都在走一个路子。开国之初，因为殷鉴不远，前朝垮台的景象还能使新主有所克制，所以一般尚能爱惜民力，少收赋税，少设官职，百姓能过几十年安稳日子。到了王朝中后期，国家养官越来越多，官员胃口越来越大，钱就不够花了。财政危机，是王朝晚期的不治之症。

如何把这样大的一个王朝养起来？怎样才能弄到够用的钱？

不同的执政者，有截然不同的招数。

头脑简单的一种，就是提高赋税，从老百姓那里攫取。一道公文下去，不管下面如何哭爹叫娘，钱是可以收上来了，国库满了，朝廷与官员也有钱花了。但百姓又何以堪？揭竿而起的事，往往就发生在搜刮得太狠的时候。

贤明之君唐太宗了解这一点，他说：“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

这并非什么天才之见，只不过说出了一个事实。

中国的成语有“杀鸡取卵”一说，取其意荒诞，不过是个比喻。可是现实中，蠢到这个程度的居然也有。杀了鸡，取了蛋，还要沾沾自喜。

聪明一点儿的执政者，就绝不会靠提高税率弄钱，相反，是要轻徭薄赋。百姓的负担不重了，自然就会有生产积极性。在农耕时代，不能小看老百姓的经济。平民经济一发达，土地开垦得就多，人口也就繁衍得多（养得起了）。田亩多了，人头多了，国家即便不增加税种，或不提高税率，税收也能增长，这就是很简单的“放水养鱼”。

张居正就属于较聪明的一类。他说：“古之理财者，汰浮溢而不骛厚入，节漏费而不开利源。”

什么意思呢？把你的臃肿机构减一减，把你的奢侈开支压一压。不要想着怎么从老百姓那里弄到“厚入”（很多的钱），尤其不要变着法儿地“开利源”（新增收税、收费项目）。

张居正对一些官员的麻木不仁，尤其不齿——该为百姓做什么，一窍不通，但是对如何从百姓身上弄钱，却有超常的天赋。嘉靖年间，因国用不足，朝廷在江南一带加赋，地方各级官员趁机多征（为中饱私囊），民不堪其苦。当时请假在家的张居正，目睹民间疾困，就曾说过：“要想物力不匮乏，最好是省征发。”

官员们要是互相比着看谁征的税多，那百姓还能喘得过气来吗？

究竟是以征税多为荣，还是以征税多为耻，就看这把尺，是在谁手里拿着了。

大明帝国的钱为什么老是不够花？《明史》上说：“国家经费，莫大于禄饷。”也就是养官和养兵的花费太大。明中期以后，官俸的支出有时甚至能占到全年财政开支的三成。

官多，花费当然要大。洪武年间，设立官职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务求精简，全国的文官只有五千多人。到后来，为官成了一种优越的生存方式，可以靠着当官过上好日子，人人就都想往衙门里钻。冗官冗员，像泡沫一样疯涨，文官到正德年间就涨到了二万多名。

明朝的武官就更不得了。武官因为是世袭制，子孙后代只要通过了考试，国家就得授官。编制满了怎么办，只好添加大批无实职的带俸武官——反正得养着。明初武官有二万八千人，到正德时猛增到十万人。

这样多的官，有什么用？没用。朱老皇帝在世的时候，官员数量少，机构简单，但是并不影响行政效率。据史载，当时政无不举，令无不行，事妥民安，未尝失误。如今疆土未扩大，人口未增加，倒是官员繁殖得快。

除了官员的工资，老百姓还要负担官府的大量劳役——给官员当皂吏（勤杂工）。多半官员使役的人数，都比规定的要多，有时一个官要用七八十人为之服务。老百姓连干自家活儿的时间都没有了，甚至一户人要为三五家服劳役，一家人要去三四处服劳役。最极端的例子是，朝为轿夫，午为扛夫，暮为灯夫；三夫之劳未已，转眼又要为纤夫了！这还让不让人活了！

明朝的宦官，也是一群能吃的蝗虫。史载，南京守备太监一人上任，允许带家人、兄弟、子侄一百多人到任，全部由官府供养，真是一个人保障全家。到嘉靖年间，大明的宦官已经达到一万二千六百人。这么多人，官府要从头管到脚，每年光吃米，就要吃掉六万石，另外还要领走俸米十五万石。

这么多的官，怎能不把朝廷吃穷？朝廷又不是生产机构，最后的负担，还不是落在了百姓身上？

嘉靖皇帝登位之初，头脑还算清醒，他说：“如今天下诸司官员，比旧时要多。我太祖初时并无许多，后来增添冗滥，以致百姓生计艰窘，日甚一日。”这还算句人话，可惜他后来越来越糊涂。

隆庆年间，朝政初现清明气象，徐阶、李春芳和高拱，都曾进行过一定规模的缩编。但是反反复复，割了的韭菜又长，算下来只裁了二十八个职位，效果不是很大。

张居正当国，下手的力度就大了，首先是对南京的闲衙下手。国初，成祖迁都北京后，在南京留下了一套与中央机构大致相仿的留守机构，这就是明朝独有的“两京”制度。不过南京的所谓六部九卿，有高位而无实权，多半是养闲官的。张居正指示吏部，南京官职如果出缺，非紧要者，不必全都补上，以“虚其位”而达到裁员的目的。

俺答封贡后，外部威胁解除，军政大事减少，张居正认为解决冗官的时机已经到了，于是开始大规模精简机构。万历八年（1580）十月，他令吏部遍查两京衙门，有冗滥者尽行裁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