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江陵柄政”十年间，最值得人称道的还有善用将帅、安定边陲之功。

在隆、万交替之际，大明的天下，还不能算四方晏然，各处仍时有闻警，这都是正德、嘉靖两朝留下来的烂事。

那两位自我感觉良好的皇帝，在国防决策上，实属低能儿，对外战略完全短视，忽战忽和，缺乏长期打算。对所起用的边将也是信疑不定，很难让人愿意卖命。仗要是打输了，那就都是下面的错儿，蓟州前线在十七年中，竟更换大将十人，没有一个不是获罪撤职的。总督王忬与杨选两人，还因吃败仗而被皇上杀了头。

只有低能的下属，没有低能的上级。皇帝的心理倒是平衡了，但事情却毫无起色。

兵备松弛，到了近乎儿戏的程度。

军官们普遍强迫士兵服劳役，十分残苛，导致兵卒大量逃亡，当官的正好吃空饷。以京军、边军的编制论，合计有一百万，但实际有多少鬼才知道。以京军为例，嘉靖时的编制是十四万，按人头一个个数的话，只有不到六万，而能打仗的，大概也就二万。

明初的军屯，到后来已无法生效，攒不出军费来，军费均由财政支出。一年军费七十余万两，一打仗就超过百万两，那就要占全年财政总支出的七成。从太仓发放到边境的军饷，年年不足用。这么大个包袱，哪个背得起？

花这么多银子，要是养一批精兵，也还不算冤枉。可是大明的军人情况如何？几近儿戏！军官都是世袭，吃惯了空饷，骂惯了士兵，哪里懂得带兵？一遇检阅会操，就临时拉来一批老百姓充数。兵部的大员下来，检阅阵前，只是一片嘻嘻哈哈、手舞足蹈。兵部官员受了贿，也不见怪：儿郎们还好嘛！

这就是大明军。无怪在庚戌之变时，京军一听说要出城“打鞑子”，竟人人号啕大哭！

边防溃烂，这“溃烂”二字，一点儿都不过分。

“燕然未勒归无计”，前人所忧，也正是张居正之所思。

就在入阁那年，隆庆元年（1567），仍有一次俺答兴兵犯境，兵锋直薄北京城。经过张居正与高拱经略，边防才有所复振。到张居正完全执掌了最高军事权之后，就更是加紧调兵遣将，整饬武备。大明的千里边防，渐渐竟然有了一支虎贲之师！

书生稳坐帐中，决胜千里之外。张居正在入阁后的十六年中，与边防将官频频通信，指点机宜。这些函件舍弃了公文套路，事无巨细，详为谋划，在他的文集中收录有百余封。

他知道，在前方的将领选得好不好，是边防安宁不安宁的关键。他选将，要的是既骁勇善战又足智多谋的那种。他用将，是授予大权，令其坐镇要害，统辖一方。用之则不疑，即便有什么无关大局的错儿，也是曲为维护。

有了称职的统帅，自会有不怕死的大将。

有了称职的大将，自会有不怕死的部伍。

那时，四方皆有将星熠熠：俞大猷、谭纶、戚继光、李成梁、王崇古、方逢时、殷正茂、凌云翼……均为一时之雄。北虏南倭，对此无不心生惧意。边防上的形势，开始由危转安了。

这其中，张居正对戚继光、李成梁两位著名将领的使用与关爱，不能不细说一下。

戚继光是山东登州(治所在今山东蓬莱)人，字元敬，号南塘。他出身于军士家庭，十七岁时承袭父职，任登州卫指挥佥事，负责海防，也就是对付“南倭”。戚继光少年时便有雄心壮志，曾赋诗曰：“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

嘉靖三十一年（1552），戚继光应考山东武举，在数百人中脱颖而出。次年夏，被提为山东都指挥佥事，参与当地的海防抗倭。此后十余年间，辗转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再到广东，到处留下“戚家军”的赫赫威名。

张居正入阁后，调戚北上，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之事。这是为戚继光特设的一个职务，本意是让他能够带更多的兵，但因为和三镇的总兵官权力划分不清，诸将多观望。于是兵部将他调任蓟州总兵官，能实际控制一镇的军队。可是这样一来，名衔却有所降低，戚继光为此怏怏不乐。张居正那时还只是一普通阁臣，不能直接改变这一状况，便说服隆庆皇帝，改任戚继光为总理练兵兼镇守，可以节制昌平、保定两镇总兵，便于练兵。

戚继光是一名罕见的将才。据王世贞说，他从军三十年间，未曾有一日不披坚执锐，总是与士卒共命运于矢石之间。《明史》中也说：“戚继光用兵，威名震寰宇。”看来他是从来没玩过虚的。

戚继光初到北边，见北地边军纪律松弛，就与谭纶一起调来三千浙兵。浙兵都由他一手训练而成，纪律严整，可充军中骨干。刚到北边那天，正逢大雨，三千浙兵伫立雨中不动，从早至暮，有如树林。北方边军看见，无不震骇，才知道军令如山是什么样子！

戚继光不负张居正重托，到北方后，轮训三镇边军，使其声威稍壮。又从沿海招募贫民屯垦，解决了军粮问题。

他有堪称天才的两大发明。一是“马、步、车”协同作战。在平原地带，鞑靼骑兵锐不可当，不好对付。戚继光临阵时，便以数十辆车围成堡垒，马步军掩藏其中。敌至，骑兵突出厮杀，车辆则趁机列好阵。

一旦敌方大军逼近，骑兵便迅速退入车阵中。待敌骑突入近前，则阵内火器万枪齐发。打得敌人焦头烂额。步兵则见机杀出，手持拒马器与竹制的锐利长矛，一字排开。敌骑兵冲入，收不住脚，顿时人仰马翻，不一会儿就队形大乱，纷纷溃散。车后的骑兵，便在这时跃出追击，撵他个屁滚尿流。

以此制敌，昔日蒙古铁骑闻风丧胆!

第二个发明是修筑空心敌台。北京一带原来的边墙，是明初大将徐达所筑（并非秦长城）。嘉靖年间又陆续修过，但年年有损坏。戚继光认为，蓟州边防绵延二千里，只要一处有缺口，整个边墙就都是废的，而年年修，年年有塌陷，纯属浪费。他提议，最好跨墙修建空心台，也称“敌台”。高五丈，中空，里面三层，上有雉堞（垛墙），内可宿百人。里面铠甲、器械、粮草俱全，士兵居内可守望，也可跑出来，迅速集结成野战军。

张居正对此给予了无保留的支持，亲自督促建造。从居庸关到山海关，共修了敌台一千二百个，又从后方调来浙兵九千人负责防守。

巍巍边防，此时只见千里连营，戚家军大旗猎猎飞舞！

大明原来的软腹部——蓟州，成了铁打的壁垒。

史载，北边一时守备坚固，敌不能入，都转到辽东去了。过去俺答入寇北京郊区的事，做梦也别再想了。

戚继光不仅会带兵，亦能作文，有诗集名曰《横槊集》。时人说他在军中，常于灯下读书，每至夜半仍不释卷。待兵事稍闲时，就登山临海，对景赋诗。

——好一个能文能武的大将军，真可谓猛士一出燕山，万里尘埃皆静。

可惜的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样的人当然不能安稳。戚继光成名以来，外界非议不断，实际上很受了些窝囊气。若是大家批评他不廉洁或盛气凌人，倒也罢了，该人确实有这类毛病；但挑剔他的人，专从军务上故意掣肘。

戚继光刚刚北调时，有的督抚和兵部的一些人，就看不惯。他们无法否认戚继光的平倭战绩，就说南兵不适合北边。张居正明确表态说，戚继光才智并非拘于一局，在南方行，在北方为何就不行？

隆庆那几年，由于戚继光治军不合一些要员的口味，触犯了当道，几乎遭灭顶之灾。张居正坚持“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及时给予了援手，使得戚继光能脱离险境，并有施展的余地。

张居正任首辅以后，把与戚继光友善的谭纶调为兵部尚书，又把自己的得意门生梁梦龙调去接任谭纶为蓟辽总督。这样，戚继光上面下面就都有了人，再有什么非议，自然有人给挡住。

对戚继光性格上的弱点，张居正看得很清楚，每每去信予以劝导。反复告诫他不要与人争功，不要无谓冒犯上司。这些劝说，使得气量狭窄的戚大将军有所收敛，适当地把尾巴夹了一夹，免去了很多麻烦。

士为知己者死，万古如此。张居正不但懂得如何治军，更懂得驾驭人心。对比来看，以为有了点权势，下级就一定要谄笑的，显然是自信不够。

首辅对一名边将，能如此耐心指点的，前所未有。想那戚继光一介武夫，怎能不甘愿效命？

平素在军中，戚继光乐与士卒同甘苦，每战之后，必亲自慰问伤残，祭奠亡灵，致使全军为之泣下。他镇守边关十六年，“北虏”不敢犯。在张居正执政时期，以军功升左都督，加太子太保，后又晋升太保，终成一代名将。

张居正倾注心血颇多的另一员猛将是李成梁。

李是朝鲜裔人，内附大明已有四代之久，世袭铁岭卫指挥佥事。他自幼生长在辽东，深谙鞑靼土蛮部的虚实。隆庆元年（1567）时，土蛮部进犯永平府，他援救有功，以参将升副总兵，协守辽阳，从此崭露头角。隆庆三年（1569），斩敌酋张摆失。隆庆四年（1570），俺答的儿子黄台吉，大举入侵辽东，大明总兵官王治道战死，辽东全线告急。李成梁继任总兵官坐镇辽阳，临危不惧，积极修工事，选将校，招健儿，稳住了局势。

《明史》中说他“英毅骁健，有大将之才”。此言不虚，他确实有一肚子奇谋。自此之后，李成梁所部便转守为攻，于隆庆五年（1571）夹击来犯之土蛮部于卓山，斩首五百八十余级。这在斩杀敌人十数人就算大捷的明后期，简直是立下盖世奇功！

到了万历年间，李成梁破敌之役更不可胜数。万历三年（1575），鞑靼泰宁部的炒花，纠集两万骑南掠永平、沈阳，李成梁率火器营迎头痛击，歼敌上千。

万历六年（1578），李成梁率军趁夜出塞，长途奔袭二百余里，直捣泰部进犯大军的营地——劈山营，斩首四百三十级，是为“劈山营大捷”。

万历七年（1579），土蛮与泰宁部的速把亥，两部人马合驻红土城，分兵进攻锦州、义州。李成梁趁夜出塞二百里，直抵红土城，斩首四百七十余级，此为“红土城大捷”。

万历八年（1580），鞑靼千余骑，从永奠入侵。李成梁又出塞二百余里，斩首七百五十级，尽毁其营垒。

类似这样奔袭二百余里，斩首数百级的战例，在这里难以逐一尽数了。

这一幕幕景象，为大明边关百年来绝无仅有。

辽东平原上，烟尘滚滚，大明军旗所向披靡。土蛮精锐全没了惯常的威风，被杀得七零八落，只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昔日明军被动挨打的局面，已恍若隔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