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瞬间如此辉煌。

当张居正位极台鼎、独步政坛的这一刻，不知他是否在夕阳中登上过东华门。如果曾有这样的闲暇，他就能看到，京城九门，那浩茫如海的烟霭……

从这里伸展开去，是何其辽阔的疆土！

河山雄浑，哪里不是生育蕃息、牛羊被野？

这样一个老迈的帝国，将如何重生？如何奋起？将怎样在万丈尘埃中洗涤一新？

张居正从江陵地方的一个书房里，走到了这个制高点，以孤独之躯，横对天下之变，他是从哪里来的这无比勇气？

“位卑未敢忘忧国”，这没错。当年他一个青衫学子，也曾经这样想过。可是，国之兴亡，真的只系于匹夫的肩头吗？难道，高位者反倒可以不顾了吗？

少年时，曾无数次念叨过“肉食者鄙”；如今自己成了肉食者，该当如何自处？

海内多颓靡之政，纲纪已土崩瓦解。各路当道者，不知忧患，还在恣意地自己掘自己的坟墓。士大夫做了官，不问民生，只问钱途，哪还有半点儿苦读时代的神圣感？

张居正却不然，尽管猜疑误解者颇多，他内心的执念却一直没动摇过。他要攘臂而起，不从浊流，要捣破眼前这醉生梦死的局！

他受过申不害、韩非法家思想的浸染，相信只要“大破常格，扫除廓清”，天下之弊不是不可除，沉陷的人心也不是不可救。

关键是，从哪里开始救起？

他说：“事有机，政有要。”这个机要，其实就是“安民生”。

大明帝国，确有很多事情不可思议：皇家富有四海，四海却民不聊生。想那上古时候刀耕火种，先民们尚能温饱，且有余兴手舞足蹈。而今百姓则疲于奔命，苦于谋一粥一饭，其中原因又在哪里？

——有残民枉法的官，就有嗷嗷待哺的民；有视百姓为草芥的统治者，就有视官吏为仇寇的布衣。

张居正早看出：患不在盗贼，而患吏治之不清；安民之要，唯在于核吏治。民的问题，还在于官有了问题。

当时的官员，腐败、颓靡到了什么程度？

请看张居正对他们的描述——虚文浮夸相沿成习，剥下奉上以求政绩，奔走趋承以图升迁，强行摊派以谋达标，敷衍草率以推罪责。

真是活画出一群庸吏的嘴脸。

明代官场的冗员之多，膨胀之速，堪称惊人。到正德年间，天下有文官二万四千人，武官十万人，廪生（享受官府供给的生员）三万五千八百人，吏员五万五千人。全国收上来的税粮约二千六百万石，还不够给他们发俸粮的。以至于王府缺禄米，卫所（驻军）缺月粮，边防缺军饷，各省缺俸廪（薪俸粮），成为常态。

张居正在隆庆年间，就曾建议：与其拖欠俸禄，上下都烦恼，还不如裁掉一批冗员，以节省俸禄钱。

俸禄虽然有拖欠，官僚们却照样活得很滋润。明嘉靖以后，官场贪风大盛，从首辅到吏员，无不贪贿。当官竟然成了一场贪污竞赛。

据《新会县志·风俗篇》载：正德、嘉靖年之前，有两袖清风的人辞官回家，邻里都纷纷慰劳，啧啧称赞；如有贪官回乡，众人皆耻于与之来往。嘉、隆之后，风向大变，有官员退休，乡人竟不问人品，唯问揣了多少金回来。人们相与嘲笑的，就是那些清白贫穷的“傻官”。民心若此，可见官风如何！

这群贪官，吃了，拿了，又不干事。以至苟安于位、但求无过、多敬上司、少惹是非等等，竟成了官场上的信条。上下应对，都是官话，对于民间疾苦，却一如盲聋。

顾炎武曾说：那个时候，贪污巨万（上亿）的，只不过被罢官。连微不足道的刑名小吏，都能富得流油。何为“至上”，何为“小道”，全都颠倒了。

这样一批无良、无廉耻的官吏，如何能当得起强国富民之责？

张居正早把他们看透了。他说：这一群人中，实心爱民、视官事如家事、视百姓如子弟者，实不多见！

那么，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集群，又该从何处下手才是？张居正认为，“稽察吏治，贵清其本源”。何谓“本源”？张居正说：“一方之本在抚按，天下之本在政府（内阁及部院）。”

——不是吗？上梁不正下梁歪。只有督抚、部院带好了头，下面才可能克己奉公；上面的要是放手贪贿，下面的当然就更加肆无忌惮。

至于整顿的时机，他认为应是新君即位时，因为这个时候，人心皆有所期待。民心可用，舆论可恃，那就是向弊端开刀的好时机。若是优柔寡断，或只打雷不下雨，则会大失人心，导致惰政依旧、政局窒息，后再欲振之，则不可得。

张居正决心出手了，否则这批蝗虫，必将把国家吃垮。

他为大明帝国的改革，所布下的第一颗棋子，就是“课吏治，信赏罚”。先提高行政效率，让国家像个国家。

不然的话，帝国这辆老旧马车，连车轴都要锈住了!

当初朱老皇帝建立这个帝国的时候，刚刚脱离农民身份不久，民间疾苦，仍记在他心头。那时朱元璋说：“从前我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我从心里恨透了。如今要立法严禁，凡是遇百官贪污、蠹害百姓的，决不宽恕。”

他之所以用严刑峻法来对付贪官，本心还是想实行恤民之政的。可惜在皇权专制下，求清廉，讲民本，无异于缘木求鱼。当官是享受，没好处谁当官？百姓噤口，谁来鞭策？朱元璋到最后，陷入了与武则天一样的困惑：为何杀人如麻，贪官仍前仆后继？前任被剥的皮，就在官府公座旁，后任却贪渎照旧，安之若素。

儒家讲中庸，官场上尤不喜偏执，在开疆拓土上、在与敌谈判上、在物理探求上，总是适可而止，以退让而求平稳，以无为而胜事功；唯有贪污之欲，却好似永无止境！

不知那些贪腐之徒，背着三生三世都用不完的金山，要到哪里去？

性好贪渎，却又冠冕堂皇。古来堂堂州县衙门里，皆有匾额、条幅等，上书座右铭式词语，曰“正大光明”，曰“明镜高悬”，曰“下民易虐，上天难欺”。但是，可曾有几人，能把这些词语当真？

正如当时人所言：“下民易虐，来的便著。上天难欺，他又怎知？”

嘉靖年以来，苍天盲了眼，看不见国家养了一群硕鼠，但张居正看得清楚。

他在担任首辅十七天之后，代皇帝对百官拟了一个诫谕，明示正大光明之途。这个警告谕令说：“近年以来，士风败坏，纪律松弛，致使有人钻门觅缝，以作为捞取好处的途径；有人拉帮结伙，公然施展排挤之术，污蔑老成廉洁的官员为无用，夸赞奉承奸诈之徒为有才。用人之道，全在爱恨恩仇，遂使国家的任免官吏之权，成了臣僚获取酬谢的资本。”

点破了官场贪庸的积弊之后，张居正以皇帝之名，下了决心：“朕即刻就要大事扫除，以廓清乌烟瘴气。各衙休得以自家好恶为标准，开枉法之门。部院司曹应当分好工，以替国家分担艰难，监察科道须以公心为是非，各进直言，以供朕咨询。”

他在给李幼滋的几封信中，更是明确表达了决心革除百弊、振兴国家的大志。他说：“今部署已定，以后仍当综核名实。”所谓核名实，就是核查官员究竟能干不能干，做了多少事，与其官职相不相称。他认为，不考核成绩，怎能知道一个官员有多少真才干？

张居正也清楚，此去前路，不会有真正的知己与盟友。敢为天下先者，从来就是“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苏轼《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但这一切，他慨然受之，即便遭受怨谤，也无所顾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