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战役,也有几次是张居正亲自筹划的,但能领军取得如此惊人战绩的,非李成梁莫属。张居正深感李成梁忠勇可用,屡次请旨,为其加官晋爵,不吝封赏。
李成梁的战绩,也使万历皇帝大为开心,曾为此告谢郊庙,在皇极门向百官告捷。在张居正的数次提议下,李成梁一路高升,先后加太子太保、太保,世荫锦衣指挥使(子孙可任此职),封宁远伯。
李成梁的两个儿子,也是久经沙场的军人,能独当一面,屡有战功。
李氏父子率重兵守边,就如铁打的堡垒,雄踞辽东二十二年,威震绝域,鞑靼各部望之无不胆寒!
封爵后,李成梁遂了平生心愿,更是勇猛异常,于万历十年(1582),在镇夷堡设下伏兵,将来犯的速把亥斩首,灭了这个骚扰辽东二十余年的心腹大患。
天赐勇将予大明,亦赐良相予中国。
李成梁在张居正的掌控下,功绩非凡,彪炳史册。《明史》本传在写到他的功绩时,不吝赞美之词,说他作为边帅的武功之盛,为二百年来所未有。
但是,这样一个英雄,也有他丑陋的一面。史载,李成梁贵极而骄,奢侈无度,对辽东的军费、马政、盐业、政府采购无不包揽,以此中饱私囊,全辽商民之利,尽入他囊中。
在战功方面,也掺有水分。李成梁仗着边地遥远,不易核查,经常谎报战功。若敌已从别处突入内地,他则拥兵观望,并不出手。有时居然掩败为功,放纵部下,杀良民以取首级冒功。
擅杀平民冒功,是大明军队流行了百年的弊端,无人能够制止。到了李成梁这里,更是肆无忌惮。士兵们在战事结束后,成批杀害边境平民,割下头颅,按蒙古习俗重新结辫子,冒充敌首。兵部人员只看人头点数,其他不问。早在严嵩当政年间,边兵擅杀,就是边民的一大害。被严嵩害死的锦衣卫官员沈炼,曾有诗咏及,甚为沉痛:“割生献馘古来无,解道功成万骨枯。白草黄沙风雨夜,冤魂多少觅头颅!”(《感怀》)
读史至此,令人有许多感慨,区区平民,究有何辜!李成梁若只有镇辽之功而无其他,也许可算得上是大明少有的圣贤了,可惜人性的黑暗,就是如此。
李成梁的所作所为,只瞒过了高高在上的阁部。地方督抚若有异议,一概被他排挤而去。当时,也有言官交章弹劾,却奈何不得他。
张居正对这个桀骜不驯的武夫,当然有清醒的认识。首先,他极其清楚李成梁的存在,对辽东防务乃至大明的安危,都有重要意义,所以从未动过撤换之心。这样的猛将,可抵得雄师百万,不是随便哪个就能取代的。鉴于大局高于一切,张居正对李的污行劣迹,做了不少让步。但对李部的所有动向,均了如指掌,决不放松警惕。
若李大总兵实在闹得不像话,张居正也决不给他好脸色看,恩威并用,把这个莽夫牢牢攥在了手心里。
万历三年(1575)五月,李成梁不知脑袋转了哪根筋,听到风就是雨,报称土蛮部拥兵二十万来犯,前锋已至近边的大凌(今辽宁锦州东北),特向巡抚请兵请粮,急如星火。
辽东巡抚张学颜,连忙写了奏章飞报兵部。兵部闻讯,张皇失措,一时竟拿不出办法来。连万历皇帝也被惊动,屡次问张居正:“虏情如何?”
张居正却是异常镇静,对局势做了估计:此时正值暑天,又逢大雨连绵,不利于骑兵作战,绝非“北虏”进犯的恰当时机,土蛮部不可能愚蠢若此。于是,他一方面令戚继光严密防守,派兵应援,另一方面令宣府巡抚吴兑,详细探查敌情。
不久,两方面都有情报回来:边境上,连鸟儿也没有一个!纯属李成梁闻风生事,想自抬身价,趁机杀几个老百姓冒功。
张居正接报,大为震怒,请旨对兵部和李成梁严词申斥。他责问兵部:敌我虚实茫然不知,只是听于传闻,此等作为,与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有何异?以此举措,又岂能应敌?
当时的辽东巡抚张学颜,与时任兵部尚书的杨博,都是张居正素所倚重的大臣,但张居正并未宽假,同时也对李成梁狠狠敲打了一下。
万历六年(1578)三月,有鞑靼一部因得罪了土蛮,一行七百余骑,东来准备降明。李成梁部有一名游击想冒功,竟挥军掩杀,斩首四百七十级,掳掠大批牛羊,谎称获“长定堡大捷”。李成梁心知肚明,却大张旗鼓邀功。结果上边信了,又是一番告庙、颁奖、晋爵等,不亦乐乎。
当时张居正请假回江陵葬父,在家接到报告,大为疑惑,写信给时任兵部尚书的方逢时说:辽左之功,太过奇特。敌人既来就来嘛,还携带牛羊为何事?七百余骑偷袭,必有周密之备,如何我军偏师一击,他们就四散溃逃?
事情最后是调查清楚了,但因皇上已下了“圣谕”表彰,一切都无法更改——天子还能被愚弄吗?张居正只得暗示有关边镇督抚:我这里,是洞若观火的!李成梁大约也知道瞒不过张首辅,于此之后,加倍小心,多年里未敢再犯浑。
从后来崇祯时期辽东的用将与防务看,张居正对李成梁的倚重与优容,是具有战略眼光的——“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谁不服这个气,谁就自尝苦果。连皇帝也不能例外。
至于边民与降人的冤魂,历史说到这里,就说不得了。
千载悲歌皆是冤,张居正除了叹息“乖谬如此,殊为可恨”之外,又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从全局来看,张居正对戚继光、李成梁青眼有加,委以重任,一举扭转了大明边防的颓局,是相当明智的。明代史家谈迁论及此事,曾高度赞赏,说张居正能够“尽人之才”。
对两位边将的器重,张居正也曾多次对人剖白,说自己这样做并无私人好处,无非因为他们是任事之臣,所以才视他们如子弟,奖掖爱护。
至于两位名将的结局,很不相同。这里不妨多说两句。
张居正死后,又有人重弹老调,说戚继光不适合于北方,旋即被调任广东总兵。第二年被弹劾,黯然还乡,三年后又被夺俸,于当年郁郁而终。他所著《纪效新书》《练兵实纪》两部书,为后世兵家所重。
李成梁虽然鲁莽,但结局却相当风光。张居正死后,他仍留任辽东,至万历十九年(1591)解职。子弟皆列高位,连仆人都跟着显贵。他离开前线后,辽东凡十年竟易八帅,看来是谁也玩不转了。
万历二十九年(1601),时年七十六岁的老将李成梁,又被起用,重返辽东,边境立刻就安定下来。李成梁在此又镇守了八年,共在辽东称雄二十年,后以九十岁高龄辞世。
阎崇年先生在《明亡清兴六十年》里说,李成梁在古勒城肆意屠城,误杀了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种下了仇恨的种子,致使努尔哈赤立志灭掉大明,此说我不能赞同。
这段公案,史书上记载得很清楚,以当时女真的情况看,努尔哈赤不可能是因此事而与大明反目的。他是一个有宏大政治抱负的人物,迟早都会崛起。个人恩怨,不足以解释他的动机。
史载,万历二年(1574),李成梁攻破建州女真部,斩杀了建州女真酋长王杲(gǎo)。万历十一年(1583)初,李成梁率军攻打王杲之子阿台据守的古勒城。当时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由于为明军做向导,被阿台软禁在古勒城中。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随明军前往,先于明军进入城中搭救其父。后来明军攻破古勒城,射杀了阿台。遗憾的是,此役中觉昌安和塔克世父子俩,都为明军所误杀。
战后,努尔哈赤和其兄弟混迹于乱军,归附了李成梁。《清史稿》本纪中说,李成梁的老夫人,见努尔哈赤相貌奇伟,把他给放了回去。后李成梁又送回了觉昌安、塔克世的尸体,并赐银给努尔哈赤,助他厚葬父祖。这一点,李成梁还是很有策略的。
明朝在此之后,赐予努尔哈赤敕书三十道、马三十匹,允他承袭父、祖的建州左卫都指挥使。要特别指出,明朝的这次封赏,才是努尔哈赤兴起的关键原因。此时的努尔哈赤,势力虽极弱小,但有了天朝的封赏在身(在所有女真部落里是唯一的),他就以此为号召,开始聚集力量,逐渐坐大。
考察努尔哈赤从称王、定国政开始,后大败海西女真九部,直到统一建州女真,成为一方势力的整个过程,恰是在李成梁卸任期间完成的,与李无关。其间,万历二十三年(1595),明朝还以努尔哈赤守边有功,封他为“龙虎将军”。这个事情,证明那时明朝与努尔哈赤的关系,还是相当默契的。
李成梁起码对努尔哈赤的崛起,无须负什么责。至于后来努尔哈赤终于统一了女真三十部,国力大盛,以“七大恨”为理由兴兵反明,那只是借口罢了。
青灯黄卷总有味。今天我们读史,往往会有意外触动。毕竟我们精神的血肉,是来自那些尘封的纸页中。尤其读张居正治国的这段历史,心头常会冒出一些惊喜来。
作为书生治国,他有着书生的优长,却没有书生的迂腐气。
张居正当国之初,对大明的国力有过很客观的估量。鞑靼虽已由强转弱,但大明自己亦是千疮百孔。欲举大兵征漠北,灭“胡虏”,无论如何,也只能是千年的梦了。因此,他制定的国策,是以抚为主,以战促和。
你不闹,就行。我们各自放牛羊、种庄稼。这也很符合现代的地缘政治理念。
他看到,鞑靼诸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各部时合时分,彼此也有攻杀。这就完全可以分而制之。他的策略,简略地说,就是“东制西怀”——拉住一个,打击一个。
“西怀”,就是对俺答诸部的怀柔。俺答基本可以说是老实了。封王满足了他的生平心愿,互市解决了饭锅的问题,他当然愿意长期纳贡就封。张居正就尽量满足他的要求,甚至赏赐给俺答部的丝绸、铁锅、茶叶,都要亲自去验看,不能有伪劣品。俺答的儿子黄台吉、弟弟昆都,都不大听老俺答的,时附时叛。张居正对这两人,就实行又打又拉,还告诉王崇古要使离间计。
大明防御俺答的前沿要冲,是蓟门。张居正告诫过蓟辽边将:在他镇,以能杀敌为功。在此地,以贼不入为功。因这地方离皇陵乃至京城太近,不是打仗的好地方,所以千万不要轻易与敌交战。
俺答这个近忧没有了,远忧也就不用怕了。张居正的“东制”,是指对集中在辽东的土蛮等部要狠狠地打。
对鞑靼的这两大势力,采取冷热截然不同的对策,就能保证他们永远合不到一块儿,而彼此心怀怨望。眼见到“东制”的狠辣,“西怀”的这部分人就会更加珍惜和平。有了“西怀”,俺答部横亘在蓟州、宣大之北,与大明形成呼应,“东制”的那一部分人轻易也不敢杀过来。
张居正对这一套战略颇为得意,称这是“东制西怀,自有妙用”。
在这个战略实施过程中,“西边”的封贡是经过苦苦恳求才得到的,所以他们一般不会背弃。而对“东边”那些人,就算是他们来恳求封贡,也决不能同意,就是一个字——打。假如同意了“东边”的请求,那么,鞑靼的东西两部,就可能都看轻了这封贡,反而一个也拉不住了。
张居正自夸道:“此一举,树德于西,耀威于东,还有什么计谋比这个便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