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儿是怎样跑起来的？很简单，就是用鞭子赶的。

张居正在考成法之外，对吏治采取的第二个办法，是整顿考核制度。

大明帝国的官员考核，在制度上可说是很严谨的，但是好经也怕念歪了。本来，“考满”制度相当科学，三年初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只要有成绩，就升两级，跨上了一大步。另外还有“京察”，每六年对全体京官考察一次；“外察”，每三年对外官考察一次。其中，考满是看你政绩，京察、外察是挑你毛病，侧重点不一样。

这一套制度，如果遇到了歪嘴念经的，会如何呢？那就是走走过场，或者考语不实，赏罚不公，甚至到期不考的也有。

张居正了解这里边的症结，他说：“做官之难，并非治民之难，而是伺候人之难；并非得下之难，而是悦上之难。”

他这是说了大实话！

乌纱革履，夜夜饭局，那是表面风光。迎来送往，笑到脸僵，似乎也不如平头百姓更自在些。

张居正说，很多为上者，好以爱憎喜怒来评定名次——你有什么办法？

本来明初时规定，官员考语由各衙的正官来写，察其能力，验其勤惰，要秉公考核明白，然后写出称职、平常、不称职等不同评语。但是，各衙正官谁肯得罪人？无非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到后来统统写上“称职”。

大明的官员，如果只看考核记录，那就几乎没有一个是庸官了，“称职”的评语成了虚套。对此，张居正严令，考语必须分出等级；假若都称职，那就是都不怎么样。他还提出了好官坏官的标准：以安静宜民者，为最佳。凡沿袭旧套、虚假矫饰者，虽有浮名，也要列为下考。

也就是说，安民为上，其余免谈。玩花架子的，无一例外，都是劣等官员。

张居正要求，考察官员只看他做事实不实，不必问他曾得罪于何人，考核必须依据事实，勿杂以爱憎。

如果被考察者得罪了什么大官，也不能影响提拔。一般的舆论评价，不能作为依据，出身资格更不能作为标准。由内阁及六科官员来监督部院，部院监督各省，考察如果失实，对考察官的评语同样也是“不称职”。你不好好考察别人，我就要考察你。这样一来，哪一层都不敢马虎了。

官员分出好坏后，对好的要奖励。根据张居正的建议，从万历二年起，皇帝亲自接见列入“廉能”一类的官员，赐宴并赏赐。这才是真的皇恩浩荡啊，小小低职官员，何曾想过能目睹天颜？因此，在皇权架构中，这是对廉能官员的最大激励。而对贪酷异常者，则要移送法司问罪。

即使是勋贵犯法，张居正也敢来硬的。朱老皇帝有个义子叫沐英，他的后裔，世袭了黔国公，世代镇守在云南。当时的黔国公沐朝弼，屡次违犯国法，按律应法办，但一般人顾忌他在云南根深蒂固，怕引起变乱，主张姑息。张居正却力排众议，认为此事用一使者就可以办，沐朝弼必不敢反。于是，派一使者前去云南宣读诏书，宣布由沐朝弼的儿子继承爵位，然后逮捕了这位老爵爷。沐朝弼知道新政厉害，果然乖乖就擒。

向一个庞大的惰性群体开战，从张居正这一面来说，是一场名副其实的“一个人的战争”。

自从高拱被驱逐后，从隆庆六年（1572）到万历三年（1575）八月，与张居正同在内阁的，只有一个吕调阳。后来陆续增加了张四维、申时行、马自强。但在整个“江陵柄政”时期，只有他一个人有实权。内阁、部院和全天下官员，只是在执行他一个人的意志。

两宫太后与皇帝，将中外大权悉以委之，这就是一把所向披靡的剑。这场战争，也因此以张居正的大胜而告结束。

帝国这辆破车，终于让他给修理出个样子来了。

所有的问题，一旦说破，竟然简单到难以置信。原来，都是人的问题。即便是恢复到老祖宗的制度，只要人的工作有效率，国家也一样有朝气。

张居正说过：法之不行，是因人之不力，不议人而议法，有何益？

他多年潜心钻研典章制度，知道帝国的软肋在哪里——就是办公效率。他的考成法，就是把考核与办公效率结合到了一起。交给了你几件工作？办完了几件？没办完的是什么原因？三个问号解决好，就万事大吉。

——反观之，所有过于复杂的事情，都多少有些可疑。方案、规划、规定千万条，有几句话是真正能操作的？有几句话是真正能起作用的？各种前卫概念纷至沓来，哪个概念能在低效率下创造高产？不粉饰，不吹牛，不搭花架子哄上级，实实在在地做，才是称职。

张居正不是现代人，但不等于他不聪明。聪明跟现代不现代没有关系，只跟能不能有效率地办事有关系。

万历二年（1574）正月十九日，紫禁城内的会极门张灯结彩。文武百官服装鲜亮，肃立两旁。十二岁的小皇帝昂然而出，官员虔诚地三叩九拜，“万岁”声直冲云霄。

大太监冯保跨前一步，高声宣读获奖“廉能”官员名单。受表彰官员鱼贯而出，伏地谢恩。

廉洁干练者扬眉吐气，嘉靖以来，这是第一次。这才是国之大幸。

张居正位列百官排头，春阳照在他的脸上，神采非凡。在他的身上，相权之重，古来未有；治国之才，也是古来罕见的。这也是帝国之大幸。

大明的国运，眼下正有如祖宗祭坛上的香烟，蒸腾直上。还需要叹“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了吗？

不用了！

张居正，永远不会有这种悲叹。

在他的理念中，腐朽与新生，沉沦与崛起——这中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天堑，而是一苇可渡。之所以做不到，是没有人认真在做；之所以做不成，是没有人真正想把它做成。

朱老皇帝以一介农夫，赤手空拳，揭竿而起，建立了一个伟大的帝国。这是奇迹。但是当这个帝国具备了所有完善的国家机能以后，为何反而创不出奇迹来了？是因为——

国家之老，老于人心。

对有些臣僚来说，既然大明这条宝船是永不沉没的，那还用管它往哪里开！但是，船真的是永不沉没的吗？

可惜这一问，惊醒不了太多明朝的庸官恶吏。贪酷之徒，只知道财富是无尽的；庸惰之徒，只知道太阳每天都要升起；奔竞之徒，只知道塔尖上的风光最好。对他们来说，民力可以无止境地使用，人心可以无顾忌地踩踏，笙歌可以无终结地演奏下去。这一切，永远无须偿还。

他们哪里知道：就在这脚下三尺土中，“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张养浩《山坡羊·潼关怀古》）。昏睡百年的大明，也已开始摇摇欲坠。

历史，恰在这个时候选择了张居正。他自布衣起，登入庙堂，自称是受恩深重，义当死报。难道世路多荆棘，他不知道吗？

他当然明白。

但国家兴衰，不止是一个人的祸福。拯民救时，五尺男儿，能罢得了手吗？

正所谓“无限沧洲渔父意，夜深高咏独鸣舷”（张居正《舟泊汉江望黄鹤楼》）。

这内心里最深邃的啸声，不知有谁能听见？</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