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决心要实事求是，正己肃下，自己带个好头。法律要求严惩的，虽是权贵、亲信，也不宽恕。凡是有才干可重用者，虽是被人孤立、疏远的，也不能遗漏。

说起来，张居正当时已位极人臣，若像严嵩那样以固宠为要，也可保一生荣华富贵，但他不屑为之。他这种选择，是一种慨然丈夫之志。的确也是，古往今来，滔滔东逝水，已淹没了多少鼠辈庸蠹。前人不以为悲，难道后人也不觉为悲吗？人活于世，须有一股正气，岂可向暗处，贪小利，等同蝼蚁而耗完一生？

眼见得国家已如病猫，何日得重见雄风？张居正眼前的大明，确实已到了一个关口。全天下只懂得如何做官，却不留意如何做事。国家养了官，却日日在扰民害民。这不是跟老皇帝淮右起义的初衷开起了大玩笑吗？打碎了一个，又来一个。那么，当初浴血，又是何必？

国家养官，用的是来自老百姓上缴的税粮。养一个这样庞大的群体，国家与百姓本来就不堪重负，而这个群体要是再不做事，那要他们有何用？

明朝的中晚期，不幸就是这个样子。庞大官僚机器的所谓行政，可以说就是无数的“公文旅行”。比方，某官上奏一事，很紧要，皇帝照准，“批红”让有关部院去办，部院便下文，叫各省抚按去调查并办理。公文到了下面，如果事情难办，或有人请托，或部门间利益有纠纷，这份公文，就可以无限期地被扣住，不办也不回复，一拖几十年的都有。

张居正说：“各衙门批复需要办理的奏章，每日都有。然而公文虽勤，而实效极少。”他以言官的工作举例说，言官议论，要建一法。朝廷说可以，写成公文，交付驿站而传于四方，言官之责便已尽到，却无人问这个法是否方便实行。就算是皇帝下旨，催问效果，答复也仅是“正在办”——让你皇上的诏旨也成一纸空文。

因此，在明朝，“一令之出，随辄废弛”的事，一点儿也不奇怪。

国家，就这样成了一架奇怪的机器。六部忙忙碌碌，公文雪片般往来，却没做一件实事。光见机器转动，却不见产品出来。国家费尽心机征税，百姓如牛负重纳税，就供着这几万官员过家家玩。

这是一个纸糊的国家。无怪一个仅有十万骑兵的蒙古部落，就能把拥有二百七十万常备军的大明打得鼻青脸肿。是船不坚炮不利吗？是明朝的科技落后吗？是将士的勇气不如人吗？

只要想想，二万多文官、十万多武官、五万多吏员，一天到晚，忙的就是迎来送往，吃吃喝喝，有空了往公文上写写“等因奉此”——还指望他们能战胜谁？

嘉靖年间，惰政愈演愈烈。有的衙门，有了官缺也隐瞒不报，等有了合适的亲戚朋友再来顶上。有的官员到京接受考核，不先到吏部报到，而是先去钻营门路，蹚好了路子再说。有的官员对任命不满意，就称病不领文书，直至任命作废，再去活动更满意的职务。

张居正对此，忍无可忍，于万历元年（1573）推出了著名的“考成法”。

考成，就是考核成绩。做了还是没做，必须查得一清二楚。

考成法规定，六部和都察院，必须将所有往来的公文登记造册，每月底注销一次（检查是否办完）。除了例行公事、不必审查结果的之外（贺岁奏章等），其他凡是需要查询、互商、回报、督促检查的公文，都要另外造登记册。一式二份，一份送六科备查，一份送内阁备案。六科根据这个登记册，逐一检查，到下个月底陆续“完销”（落实办结）。这样，就能确保绝大部分事情，不会拖过两个月再办完。

然后，每半年再汇总核查一次。如有拖延没办完的，要开列清单，报给内阁，并下文牍到部追查，部里要讲明原因。第二年的每个季度，六科都要再对上一年没办完的事，逐个清查一遍，直到查明完销为止。

各省如果有拖延办事的官员，由部院举报。部院注销不实的，由六科举报。六科有隐瞒不报的，由内阁举报。所有的公务，只要逾期未完，负有责任的官员名单都将上报给内阁，由内阁拟旨查问。无正当理由而不办的，要给以惩罚。

形成如此一个层层监督的网络，内阁对下面的办事效率和进展情况，就心中有数了。六科也有了正经事干，没工夫去无端找碴儿了。

这个办法，看起来没什么神奇的。

但是，堂堂大明朝二百年，谁也没有想起来，解决问题就可以这么简单。

即便是聪明盖世的朱老皇帝，也只是制定了一套要求公文备案的制度，也没想起来要制定相应的落实制度。

老皇帝白当了一回农民，居然会不明白：马儿不鞭策，它是不走的！

考成法出来后，兵部率先执行，其他部院纷纷跟进，效果奇佳。万历三年（1575）正月，凤阳、广东、浙江三地的巡抚，因上年未办结事，而被罚俸三个月，全国官员震动。万历四年（1576），地方抚按中有六十三人合计未完成一百三十四件事，为此，郭思极等人因每人未完成十一件事以上而被夺俸。万历五年（1577）十一月，户部员外郎贾实等四十八人，因渎职而被勒令致仕（辞职）。万历六年（1578），共查上年应办的一百三十七件事，有七十六人被查出逾期，各受处分。

考成法，点石成金了！

张居正以一人的意志与权威，终于终结了庞大帝国无效的空转。《明史》称，考成法一出，官吏不敢文过饰非，虽在万里之外，朝下旨而夕奉行。

万历六年，户科给事中石应岳说，考成之法一立，数十年的废弛积压之政，渐次就修补齐了。万历后期的阁臣沈鲤也曾说，天下再无不奉法之吏，朝廷亦无制定后而不能推行之法。

张居正由此，建立起了极大的威望，史称他“以天下为己任，中外想望丰采”（《明史·张居正传》）。

考成法为帝国的车轴加了油，张居正还对不大灵便的车轴也进行了修理。与考成法相辅相成的，还有以下几个措施——

首先是不拘一格选人才。

明朝的文官，出身有三种途径，一为进士，二为举人、监生与贡生，三为吏员。监生、贡生分别是落榜举人和由地方学官推荐的秀才，考入国子监（中央大学）学习的“进修生”。吏员是通过服吏役而获得做官资格的人。明代的农民、士兵，家有两三男丁以上的，须抽一名能识字的到官府服役，为期三年，抄抄写写，跑跑总务。三年后，优异者可进入京城各衙门服役三年，而后就可做官了。这种做法实在堪可玩味——几乎是强迫识字的普通老百姓一定要做官了。

洪武年间，上述三类人都可当官。永乐以后，开始讲究文凭。吏部用人只看资格。提拔最快和能升到高位的，唯有进士；举人、贡生则多受限制，吏员更不用提。部院和地方主官，全部由进士出身的垄断（做大官哪那么容易）。

嘉靖皇帝曾有意改正这一弊病，恢复高级官员的“三途并用”，但实行了两年，各地巡按保荐上来的官员，仍是进士居多，举人罕见，秀才则绝不予以推荐。

到了隆庆年间，更是进一步发展到无论怎样无能的进士，都是一流人才。持有高学历文凭者，不分青红皂白，都是香饽饽。文凭低一点儿的，则被视为无用之人。比如，进士出身的，为政如果宽厚，往往被誉为爱民；若举人为政宽厚，则被斥为姑息养奸。进士为政严厉，往往被誉为精明强干；举人出身的若严厉，那就是暴虐无道了——天生就是小媳妇，怎么的也没个好！

此种选人办法，后果是：一旦科举考中了进士，即是大功告成，人人不再求上进，其中有卑劣的，更是放纵自己，骄狂不可一世。未得到进士出身的，先天就被定为劣等人才，注定上不去，于是心灰意懒，得过且过。

这种“文凭＝才干”的选拔制度，根本就不是个激励机制了，而是一种反激励机制。导致士人在考试前，人人皆思进取，想报国。一旦考完，中了进士的，有恃无恐，觉得无须再努力了；未中进士的，感觉前途无望，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两种人，都缺少认真做事的动力，国家哪里还有什么可用的人才？

早在隆庆年间，高拱就开始了用人方面的改革，要求授官之后，只考察其政绩，而不必问其出身。张居正主持内阁后，并没有因人废政，而是继续执行这一政策。认为良吏不专在甲科（进士），甲科也未必尽是良吏，曾有明文规定，推荐官员不得偏重甲科。

为了防止官僚群体对新举措的抵制，张居正对科道官员的推举，干脆规定了一个比例：进士占四分之三，举、贡占四分之一，确保有一定比例的举、贡人才能进入科道。对太常寺（掌礼乐）、鸿胪寺（掌礼仪）及五城兵马司（负责京城警备）等衙门的主官，均取消了出身限制，非进士的也可担任。

有一个例子最说明问题。有个吏员出身的黄清，曾任通判，为官一贯清廉，被誉为“天下第一等清官”，而且富有才智，善于应变。后任嘉兴同知，主持修建二千七百余丈长的海盐县海塘，工程至为坚固，费用最为节省（因为不贪污）。此人什么都好，就是与上级、同僚的关系处理不好。张居正不顾有人议论，将其提拔为两淮盐运使同知，让他主持修建漕河的关键部位——高宝内堤。此堤在此之前，长期完不了工，黄清一去，两年即告完工。张居正激赏此人能力，又提升他为太仆寺卿。黄清死后，张居正应总理河道大臣潘季驯的请求，为黄清立了祠，以供百姓纪念。像这样小小的一名吏员，竟受到如此器重，对当时的官场震动极大。那些文凭资格不过硬的人，都看到了上进的希望。

明代的官员任职，还有一大弊病，就是任期过短。本来，明初洪武年到正德之前，官员任期一般是九年，这叫作“考满”，考满了才能调动。如果政绩卓著，上下都很满意，则任期也可能长于九年，因此，历朝都有任期超过十五年的地方官。比如，永乐至正统年间，吏部尚书蹇义，甚至连任三十三年，几乎干了一辈子的“太宰”。

到正德年间，这个好传统被武宗皇帝破坏了，任职更调过于频繁。一官到任，屁股还没坐热，就走了，还谈何了解一方民情、办妥一件实事？官员在任时，都无长期打算。只要无过，就可升迁，谁还愿意多事？所以皆不以民事为急，崇尚虚文，按日子等待升迁。有那说得天花乱坠如孔孟再生，而实事一样不干的，也许反而升得更快。

嘉靖年间，也曾经有过规定，官员必须期满才能调动，不许无故更调，但却实行不了。直至隆庆年间，高拱、张居正联手推新政，方有所好转。张居正则在万历二年（1574）公布了“久任之法”：知府通过“两考”（三年为一考）才能升职。如果满了“三考”，也就是任职九年，就可升布政使、按察使（行政、司法省级正职），不满九年的，则只能升到省级副职，按照明代官制，正与副差着两个级别。同时还规定，各省负责教育的提学官，若未处理完本年的科举事宜，不得升调。

各部院官员也是如此，有贤能称职者，就地加官，不必更换部门，免得客观上激发奔走谋肥缺的欲望。

当然，光占着茅坑也不行。张居正还规定，知府、知县当中，如有才干与官职不相称，或任职地不适宜的，布政使可以自行调换。

这个“久任之法”一实行，官员想坐火箭蹿升也难了，必须在任上做出实绩来，否则影响升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