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朱希孝刚一到东厂，原本风和日丽的天气，忽然就黑云压城，风雨大作。东厂内的审案官吏们不禁为之色变，一时人心惶惶。

对此案早就持有异议的东厂理刑官白一清，对两位东厂的问官千户说：“天意若此，你们就不怕吗？高老是顾命元老，这事本来与他无关，现在却要强诬他。你我都有妻子儿女，做这种事，他日能逃得了被砍头的结局吗？你二人受冯公公厚恩，当向他进一句忠言。况且王大臣供词前后不一，你们为何在结案文牍上写‘历历有据’？”

两位问官面面相觑，只得解释说：“‘历历有据’是张阁老亲笔改的。”

不一会儿，冯保也到了，会审当即开始。

东厂问案，照例是打了再问。十五下杀威棒是少不了的。这一打，王大臣不干了，大叫道：“说是给我官做，永享富贵，怎的又打我！”

冯保喝问：“说，是谁主使你来？”

王大臣这时已有了一定醒悟，怒目圆睁，冲着冯保说：“就是你主使，你难道不知晓？为何又来问我？”

当场打脸，直截了当！冯保差点儿没气晕过去，只好强挺着问：“你说你认识高阁老，是怎么回事？”

王大臣又是一跳：“不是你教我的吗？我怎么能认识高阁老？”

冯保此时，脸已气得成了猪肝色。

朱希孝见场面太尴尬，连忙接过去问：“刀剑从何而来？”

这王大臣，虽然智力有点儿问题，但是他琢磨，假如按照冯保所说，承认谋刺皇上，反而能做大官，这里面的逻辑不大对头啊！于是索性咬住冯保不放：“是冯公公的家奴辛儒给我的。”

朱希孝怕再审下去，冯保要收不了场，便厉声喝道：“胡说，连问官都敢攀扯！该打！”

说罢，拉起冯公公就走，审讯不了了之。

冯保被气晕了头，越发不肯罢休，回宫后，面奏万历说：“陛下，臣已查明，是高拱主使行刺！”

他话音刚落，宫内一位七十高龄的殷太监，猛地跪在万历面前，说：“万岁爷爷，您别听他的！高阁老是个忠臣，怎么能干这等事？他一个大臣，荣华富贵都有了，若要行刺万岁，他图的是什么呢？这绝无可能！”

殷太监随后又转头，对冯保说：“冯家，万岁爷还小，您积点儿德，好好扶持万岁。高老是忠臣，受了顾命的，谁不知道？是张蛮子想夺首相做，要诛灭高老。你我是内官，又做不了外廷的官，你跟着张蛮子忙个甚？你现在要是做了这事，将来一旦翻案，咱们内官一定会受牵连，不知又要有多少人头落地，可万万使不得！”

冯保听了这一席话，脸色骤变，想发火，却无言以对。

他退下后，刚好碰见太监张宏。张宏也劝他：“此事万万不可为！”

冯保这才感到，眼前的这堵墙，怕是绕不过去了。思前想后，决定罢手。他派人给张居正带了话去：“宫内有人跟皇上说了话，事情办不下去了。”

第二天，张居正就下令，将王大臣从东厂提出，转交刑部，由三法司会审。法司的动作相当快，当天就提审。但是他们发现，王大臣已经被人强灌了生漆，成了哑巴，无法吐出任何口供了。

究竟是何人干的，各种史料的说法不一，无非是说，显然是张居正和冯保两人之一。

二月二十一日，三法司再审，也不问话，只拟了闯入宫禁罪，建议斩首，将此案果断了结，任何人不再涉及。

这正是张居正最希望的结果。他立即依据法司意见，上疏请求允准执行。

由此，这个王大臣，就成了古史上最有名的一位流民。

此事的前前后后，令人惊心动魄，忽焉而起，忽焉而落，说明万历年之初的张居正，终究还是怕众口喧哗。在这世上，人心，初看是最没有力量的一种力量，但是一旦全面爆发，其势也万难阻挡！

张居正在舆论面前及时让步，既保全了自己，也保住了冯保，尽管二人在名誉上已经失了不少分。

史载：因为此事，举朝皆厌冯保。

盟友之污，即是己污。如此拙劣的诬陷，无疑是第二个“风波亭”，险些让张居正成为历史上的第二个秦桧。

看来，权臣自可用权，但心术毕竟不可太歪。

王大臣一案，叙述得较具体的，莫过于高拱晚年所著《病榻遗言》。此书内容，虽不免掺杂高拱较多的个人情绪，但证之《明史》《万历邸钞》《万历起居注》《明神宗实录》等七八部书，情节大同小异，可见高拱所言，距事实并不远。

高拱在回忆中，曾实指张居正企图将他灭族，事不成后，却又自鸣其解救之功。这一点，应是不谬的。

而张居正事后，在给友人的信中，只是再三强调，此事全赖他力挽狂澜。

后来天启年间的大学士朱国祯，是过来人，曾亲历此事，有比较公允的看法。他说：“看来张欲杀高，是无疑的。但张似不应如此愚蠢，或是当中有小人加以利用，也未可知。另还有一说，此事全出于冯保的主意。”

王大臣一案，轰动中外，连朝鲜使臣也有耳闻，记下了王大臣案在北京城的民间说法，说是在京城，提及构陷者是何人，“道路之言，皆指太监”。

此案内中一些详情，永远不可为人所知了。各种著作中，也有一些不一致之处。譬如，曾有人说，辛儒秘密给王大臣送去蟒袍与刀剑，剑柄上镶有猫眼石，诱惑王大臣以此为作案物证。这么做，是为了加重此案的分量。

还有的书上说，朱希孝在东厂会审时，曾令王大臣辨认混杂在人群中的高拱家奴，王大臣茫然无所知。以此确知，他的口供均系捏造。

此案对高拱来说，可算是因祸得福。因这次诬陷失败，张居正与冯保，后来一直未敢再对高拱下手，以避清议。因此，高拱得以安享晚年，在故乡整理和写作了大量著作，留下了一些有价值的文献。

从对此事的处理上，我们还可见出，张居正在应对突发事件时的一个特点，就是易于感情用事，反应较为冲动。这与他平时的沉稳极不相称，几乎判若两人。这个特点，在以后还会数次出现。

此外，张居正历来有收买人心的一套手段，既做了事情，又不肯承认，反而标榜自己是解铃人。不过这种自辩，往往功效不大，掩耳盗铃而已。

最后还要说的是，张居正在阻击政敌时，往往在紧要时刻良心发现，不肯出手致命一击，有时反而能为对手略做解脱。

功利与人性底线的冲突，在他身上，交缠虬结，不可以非黑即白来概括。

近年有些评述张居正的小册子，为描红他“改革家”的形象，竟然将他排斥异己甚至诬陷政敌的行为，一股脑儿赞誉为大刀阔斧的改革措施，这倒是令人哑然失笑。

改革家，就没有私欲了吗？

改革家就没有过可能陷于万劫不复的败笔吗？

还有的著作，将王大臣案的戛然而止，说成是张居正胸怀远大、高度明智所致，也是赞美有加。

事实如何？恐怕只有张居正心里最清楚。

他大概唯有庆幸：当一天阴霾消散于无形时，只祭了一个王大臣，其他各方，并无惨烈的损伤。万历初年刚刚稳定下来的政局，没有遭到伤筋动骨的损毁。

张居正侥幸摆脱了一次最大的危机，那么，他现在觉得，可以向前走了。</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