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的奏本一上，邸报传出四方，朝野轰动。关注此事的官民人等，都已看出，现任首辅这是要兴大狱了，矛头所指，正是前任首辅高拱！京城里人心惶惶，官员、百姓无不惊骇万分。不知又将有多少人头要落地，更不知高阁老如何能逃过这一劫。

然而，冯保在高层斗争的台面上，毕竟是初出茅庐，他把事情的难度低估了。这个案子的情节之离奇，办案的手段之荒诞，岂能堵住天下人之口？

人心，就在此时显示了它的力量。

科道官员首先表示了不平，不少人打算上疏指出其漏洞，但顾忌张居正的权势，一时还不敢贸然行事。

其中，刑科给事中们，聚在办公衙署里议论，群情激昂：“此事关我刑科，若无一言，必使国家有此一荒唐事，我辈今后，将何以见人！”于是当即草拟一疏，建议皇上将此案从东厂提出，移交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会审，以求公正。为取得张居正的谅解，他们还专程到朝房去面见张居正，陈述理由。

张居正不为所动，告诉他们：“此事已成定案，无法更改，你们也不要上疏了。”

科道官员哪里能服？连续五天到张府求见，张居正躲得踪影全无。从朝至暮，只有一群官员在张家苦等。

有一名御史叫钟继英，等得不耐烦，自己独衔上了一本，暗示此案大有蹊跷，涉嫌陷害。张居正接到通政司转来的奏本，大怒，票拟“令回话”。你什么意思，来给皇帝讲清楚！

此时，张居正素所倚重的吏部尚书杨博，也持反对意见。他劝告张居正说：“事大，追迫太甚，恐起大狱！高公虽粗暴，天日在上，他万不能做出这种事来。若一意追究，必惹事端。况且大臣人人自危，似乎不可！”

都察院留任的左都御史葛守礼，对老长官高拱心有所念，索性将东厂办案的内情透露了出去。消息不胫而走，百官更是激愤。

太仆寺卿（马政主官）李幼滋，是张居正的老乡（湖北应城人），见舆论太过强烈，就抱病前往张府，问张居正：“张公为何要做这种事？”

张居正不禁愤然：“怎的就说是我做的？”

李幼滋说：“大内拿下了嫌疑者，张公就下令追究主使之人。现在东厂说主使人就是高老，这怎么办？高老如有不测，万代恶名，都要归到您身上，您怎么能解脱？”

事到如今，在道义上张居正已毫无退路，只有坚不承认：“我正为此事烦恼，几乎愁死，你如何还要说是我主谋？”

舆论反弹竟是如此强烈，这是张居正事先所不曾料到的，不禁大感沮丧。据说，此间他曾一度去午门关圣庙抽签，以维持心理平衡。

那几日，张居正终日愁思，绕室徘徊。这件事情，究竟是做还是不做？着实令他难下决断！

张居正把事情做到这一步，是他一生中唯一的败笔。此事逆人心而动，且漏洞百出，罗织构陷的企图太过明显。而大凡权谋之事，无论如何，也不能做到“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程度。既然路人都知道了，还要坚持，那就是花岗岩一样的脑子了。

在当时就有人评论说：以张居正的绝顶聪明，何以把自己降到冯保之流的水平？小人只是图一时之快，而张居正是要做大事的，如此蛮干，所担的道义风险之大，实难以预料。

权衡再三，张居正决定还是要把事情干下去。东厂已发出拘票，把前司礼监大太监陈洪拘捕到案。

就此，一张漫天大网猛然撒开。

高拱的头颅，已岌岌可危!

据《国榷》一书的描述，想不到，事情到此，突然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张居正悬崖止步了。个中因由，是朝廷重臣葛守礼与杨博，起了关键作用。

葛守礼不忍坐视高拱被陷害，在危急时刻，拉了杨博去见张居正。双方有如下的一番口舌：

张居正说：“两位还是不必多说了。东厂已经办结，只等同谋人逮到，就可上奏请示处置了。”

葛守礼猛然站起，向张居正一拜：“我葛某，岂是赞同乱党逆贼的人？但我以全家百口人的性命，担保高公无罪！”

张居正沉默以对。

葛守礼又说：“早先夏言、严嵩、徐阶、高拱诸公，递相倾轧，身败名裂，这是张公您的前车之鉴。”

张居正听懂了话外音，愤然道：“两位是说我想陷害高公吗？”

当下，便拿出一份东厂的文牍，给二人看，意谓此案系东厂一手包办，与己无关。却不料，在这份审结文牍上，张居正曾亲手加了四个字——“历历有据”。一激动之下，他竟然把这个茬儿给忘了。

葛守礼接过文牍，看到上面有张居正的笔迹，微微一笑，将此件猛地藏进自己袖中。

张居正这才醒悟，连忙掩饰道：“那上面，有几处与法理不合，我稍事改动了几个字。”

葛守礼未加理会，只意味深长地劝道：“机密案情，不报给皇上，先交给内阁，有这道理吗？我们二人，不是说张公想陷害高老，而是高老的事情，唯你才有回天之力了。”

张居正见短处捏在了别人手里，心知如果继续下去，确实可能后果难料，便犹豫道：“但是……后事如何了结？”

杨博即说：“有何难结？只需找一个勋臣世家子弟来，全无什么顾忌，自然能办好此事。”

第二天，张居正便令锦衣卫左都督朱希孝，前去东厂，与冯保一起会审。

朱希孝，是“靖难功臣”朱能的第五代孙，也是当朝荣衔最高的探长。他以此身份介入，合情合理，冯保想垄断王大臣案审讯的企图，完全失败。

自此，张居正已明确开始转舵。

但朱希孝并不知内情，他感觉夹在冯、张威势与朝官的清议之间，万难做人，不管倒向哪一方，弄不好，都有杀身之祸。这位身世显赫的锦衣卫最高武官，计无所出，竟然急得哭了起来!

赳赳武夫，被逼到这种程度，可见其时官场之险恶。哭够了，还是要寻个出路，朱希孝只得去拜见张居正，讨要一个主意。张居正并不多说，只让他去找杨博。

杨博心中已有数，便开导朱希孝说：“张公的意思，是想借你保全高阁老的体面，怎么忍心让你去做陷害人的勾当？”遂将了结此案的办法逐一指点。朱希孝茅塞顿开，大喜，掉头就走，马上着手实施审讯事宜。

此时已是正月二十八，数日之内，事情已峰回路转。最明显的标志，是张居正为此案又上了一道奏疏，建议要谨防王大臣妄攀主使者。他说：“臣听说厂卫连日加急审讯，案犯支吾其词，案情仍不甚清。臣以为应稍加缓和。如迫得紧了，反倒将真情掩住了。审讯过急，恐怕还会诬及好人，有伤天地和气。”

此疏，与此前所上务求“主使勾引之人”的那一疏，立论已有天壤之别，说明张居正已决定将此案全面刹车。

此后，他又连续给高拱写了两封信，头一封是安抚高拱，以免他受惊而死；第二封，是更诚恳的好言劝慰。

张居正在最后一刻，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愚蠢。此后办案情况的发展，证明他及早抽身是十分明智的。

朱希孝这人，是掌管锦衣卫的武官，深得张居正信任，但以往与高拱亦有旧交，此时也甚为同情高拱的遭遇。既然张居正已发出转向的信号，朱希孝便决意为高拱洗清。

按照杨博的指点，朱希孝派了一位得力校尉，秘密提审王大臣，问他：“私闯大内，谋刺皇上是要灭族的，你为何要做这等事？若从实招来，或许可以免罪。”

王大臣始而茫然，继而大哭：“是辛儒教我这么说的。他说，只有主使者才有砍头之罪，我这算是自首，不但无事，还可以有赏。谁知道，如今假供全都成真的了！”

校尉也不多说，只点拨了一句：“到如今，你只有说真话，或许还可活命。”

得了王大臣亲口所供，校尉立即报告了朱希孝。朱希孝微微一笑，挥手让校尉退了：“好了，没事了。”

二月十九日，厂卫联合会审，堂上气氛，一派肃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