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只是风乍起；但谁也没想到，到后来竟成了一场席卷“并相”局面的狂风。

高拱与张居正二人，才干相当，可说是不分轩桎。同时又都个性强悍，喜欢操控全局的那种感觉。这样的两个人碰到一起，也可能惺惺相惜，也可能水火不相容。他们恰恰是经历了从前者到后者的演变。

到隆庆后期，高拱的地位已是如日中天。隆庆皇帝对他，一万个信任。在如此巨大的恩宠之下，恐怕任何人都难以客观地评价自己了。

据记载，那时高拱在朝中，唯我独大。凡有敢于抵触者，每每张目怒视，恶声继之，众人皆有惧色。百官没有哪个在他眼里，说捧谁，说贬谁，随心所欲。人到了这个份儿上，其实已经违背了生物的共生原则，就会有一种命定的力量，来毁灭他了。

高拱却感觉不到世间能有这种力量。

能给他致命打击的那个人，此刻也意识不到自己会有这种力量。这就是张居正。他很郁闷，因为祥和的空气越来越稀薄了。

天下已安，他本来心情很好，想想五年多来的苦心经营，边事终于得以澄清，正是大丈夫扬眉吐气之时。

他在给一位地方官的复函中，这种得意心情溢于言表：古今谋臣策士，劳心筹划，说得口干舌燥，百计而不可得的局面，不就是这样子吗？如今我不烦一士、不役一兵，坐而得之，此乃天助我也。

两个自命不凡的人，在边患已除，都松了一口气的时候，忽然四目相对——究竟是你厉害，还是我厉害？

两人的裂隙，就起于这些微末之处。

这时候的朝中局面，非常微妙。从隆庆六年正月起，皇帝开始患病，并且有热疮不愈。

从这时起，隆庆的身体每况愈下，竟然预感到来日无多，常常考虑到后事。有时会对高拱说：“祖宗二百年天下，以至今日。国有成年之君，乃社稷之福，怎奈东宫（太子）小哩！”

这时候的太子，也就是后来的万历皇帝，才刚刚十岁。无怪隆庆要忧虑。孤儿寡母，天下被人夺了的，不乏其例啊。

其实这一点，他过虑了，在明朝，言官的监督力量很强，谁想专权专到控制了皇帝的程度，比较困难。同时中央军权很分散，分为五军，前后左右中，不相统属。即由“五军都督府”的各系统，分掌全国各卫所的兵。皇帝还有一支绝对听命的亲军，那就是锦衣卫，共二十二卫的兵，足够安全。

如果有人要调兵，须由兵部（负责军政）和中军都督府（负责军令），各出一块调兵勘合（凭证）。打完了仗，将军回将军府，士兵回卫所，将与兵是分离的。平时管理部队的各镇总兵官，因为权力不集中，上面有总督、巡抚和监军太监制约，权力并不太大。所以，大明是没有可能被赵匡胤那样的人夺了天下的。

而且，太子是早就立好的，不至于出现混乱。早在隆庆二年，皇子仅有六岁的时候，是张居正上了一道疏，劝隆庆早立太子。张居正说，他在裕邸的时候，就知道皇子聪明，本朝早立太子的事例很多，望皇帝考虑。

隆庆接受了这个建议。那时皇子还是独子，后来有个弟弟当时还没出生，所以顺利册封。

皇帝的身体感觉不好，阁臣们就非常紧张。高拱建议，内阁成员在宫内太监的直庐（值班室）里值宿，晚上就不回家了，保证皇帝随叫随到。他和阁臣一住下，其他六部、五军都督府的大臣哪里还敢走，也都跟着住下，这叫“朝宿”。

晨钟暮鼓中，高拱与张居正大概都考虑过未来。他们各有依恃，都觉得，下一步自己的根基还是很牢的。

先看高拱这一面。他既是首辅又兼掌吏部，位极人臣，六部九卿无不看他的眼色行事，朝中根基之深，确实无人可比。三年多来，多少还笼络了几个言官，愿为之效命，舆论喉舌也不缺乏。对于外廷，也就是文官系统这一块，他把持得很死。

国家机器只要想照常运转，又怎么能少得了他呢？

而对于内廷，也就是太监这一块，他也早就有布局。李芳被罢免后，司礼监掌印太监出缺，这是个统管内廷二十四衙门的总头目，相当于外廷的首辅，依例应由太监的“二把手”、秉笔太监兼提督东厂的冯保递补。但高拱一向厌恶这个冯保太能抓权，同时也要兑现重回内阁前许下的诺言，对曾经帮过他的太监投桃报李，于是向隆庆极力推荐了御用监的老太监陈洪。

可陈洪是个只会管理宫廷家具的老太监，哪能办得了皇帝跟前机要的事，没过多久就被皇帝给撵走了。事已至此，高拱还是不想让冯保蹿起来，就又推荐了尚膳监的孟冲。

这就更荒唐了，让一个厨子来管内廷，本朝是没有先例的。

高拱为何要一再破坏规矩呢？其实，他是有一番深谋远虑的。在以往嘉靖一朝，太监还比较老实，因为嘉靖本人自幼在宫外长大，对太监的霸道有所目睹，所以对太监相当戒备。到了隆庆，这个自幼跟太监混得厮熟的皇帝登了位，太监就又开始胡闹起来。堂堂两朝阁老的徐阶，都被他们群起而撵走，高拱对此便不得不防——必须安插可靠的人。

高拱的这步棋，从动机上讲，应该是为中枢的稳定着想。可是从人事上，就大大得罪了一个潜在的政治巨头——冯保。两次被排除在候选人之外，这简直就是对他的人格侮辱。

冯保由是恨极了高拱，暗中发了狠。

然而，高拱不在乎一个身上缺少零件的家伙有什么感受，他自信得很，因为他看到的是——内外皆备，稳如泰山。

冯保不是木头人，他自有他的一套战法。对冯保来说，高拱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高拱身后那座不可逾越的大山——隆庆。他自然不会去硬攻，而是绕开了去，对隆庆的家庭成员展开了频繁活动。就算是皇帝，也有三亲六故嘛。

目标很明确：一个是日后肯定能当上皇帝的皇子；一个是皇子的生母李贵妃；还有一个，是一直被冷落、住在别宫的陈皇后。

冯保的这一手歪棋，下得刁钻，并大有收获。皇子虽然小，但毕竟已懂得亲疏。两个后宫的女人，也并非没有企图的人，她们需要有个得力的太监作为奥援。于是后院里，就悄悄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势力，在隆庆日近黄泉路之时，蓄势待发。

里面搞定以后，冯保便把手伸到了外廷。很巧，他遇到了一个恰好需要他的人——郁闷的次辅张居正。

张居正与高拱之间的裂痕，在隆庆五年底，就已非常明显。两人虽然没有公开冲突，但人与人只要不对头，从语气、神态，以及肢体动作上都能表现出来。大官之间有了矛盾，小官的感觉最敏锐，于是在两人的周围，各自聚起了一批言官。两大对立的营垒，就这样悄然形成。

恰在此时，张居正惊喜地看到，冯保向他伸来了友好之手。这是内廷里一个与他地位相等的人在示好，以张居正当时的弱势地位，焉能不牢牢抓住？由此，他也就间接地拽住了李贵妃的那只纤纤素手（仅为比喻意义）。

这就是张居正的底牌，不是很强，但后劲很冲，等会儿我们就能看到了。

这个后院集团，实际上是违反大明祖训的，是个非法小团体。朱老皇帝曾有言，后妃不得干政（看来朱元璋很熟悉历朝旧事），这个禁令，以条文形式列入了宝训。此外，宦官也不得干政，宫门口立有铁牌一块，上书“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至于外臣勾结内臣，甚至勾结宫闱，那就更属大逆不道了，肯定是要杀头的。

但制度与法律，毕竟要由人来遵守和执行。仅是一纸空文，挡不住这些事情悄悄发生。

外臣与内臣结交，一向很为士林所不齿，但张居正这样做了。事急矣，有些事就不能太书生气了！他不想被高拱撵出内阁，有许多事，还是想去做。他认为，只要能做事，就不要老是想着保持清誉。

据万历年间刊行的高拱著作《病榻遗言》说，张居正与冯保，结拜为兄弟。冯保的一个心腹徐爵，是联络人，没有一天不到张居正家里去。张居正待徐爵也如自家人一般，三人就此勾搭连环。

冯保是秉笔太监，也就是代皇帝对内阁票拟进行批红的人。冯保想得到什么好处，就告诉张居正，张居正替他想一个名堂，第二天就能够以皇帝名义批出来。而走正常的渠道，反而没有这个通畅。

现在，该轮到高拱郁闷了。他说：“此事久已如此，我视其为大患，但无可奈何！”

你看，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权力场吧？

《病榻遗言》是高拱晚年所著，全书充满了怨气。对张居正虽未点名，仅以“荆人”之称代之，但天下人哪有看不出来的！至于该书是否为高拱所写，到今天还有争议，不过它肯定是当时的文字，虽不完全可靠，距离事实应该不是太远。

双方的角力，不出所料地开始了。旧戏又要重演，仍是主帅在后，由言官打先锋。

首先发难的，竟然是反高拱的一方。朝堂上的事，真不能以常规来判断。

第一炮，御史汪惟元上疏，直斥执政大臣不应太过操切，只顾快意恩仇——说的就是你睚眦必报的高阁老！

第二炮，尚宝司卿刘奋庸，上疏言事，提醒皇上还是要自己看奏章，否则只恐险邪权势之党，以售其奸。

这真是祸起肘腋，叫人始料不及，因为这个刘奋庸，不仅是高拱的门生，还是裕邸讲读的旧人。他可一点儿不念旧，对高拱的霸道不买账，已不是一天两天了。

第三炮，也是最凶猛的一炮，是户科给事中曹大埜（yě），点名揭露大学士高拱“不忠十事”。他所反映的问题，似乎都有一些根据，譬如，提拔门生，打击报复，权力过重，陷害徐阶，结交太监等，要来一个总清算。

前两炮，自有高拱的党羽来招架；到了第三炮，直击要害处，高拱不能不出面了。

在明代，像这类言官的上奏，内容一般都是要上邸报的。这相当于官方的报纸，内容由通政司（皇帝秘书处）和六科分别收集，将所有诏令、奏疏和地方情况汇报收集齐，经过筛选、复制，发传到省，再传到府县，通过辗转抄录，在各级官绅中广泛传阅。邸报最早出现在宋代，是全世界诞生最早的报纸。

邸报的内容相当广泛，包括皇帝起居、官吏任免、刑罚公报等，还有受限制发布的战报和臣僚奏章。

有了这张官报，什么事情都瞒不住。比如，有人参了你一本，罪状多少多少条，你必须得有个说法，否则就等于默认，那脸可就丢大了。

高拱恼怒极了，也不想丢脸，立刻上疏自辩并乞休。这个姿态，也是例行公事，表示自己愿退休以谢天下。

据高拱自己讲，这个曹大埜，之所以敢跳出来，是因为张居正的幕僚（师爷）曾省吾，偷偷给他过了话：“老曹，皇上病成这样，大事都是冯公公在办，冯公公跟我们张大人，那就跟一个人一样。你现在要是去弹劾高阁老，冯公公不用通过皇上，就能批下来，事情必定成功。高阁老一下去，我们张大人秉了政，还能少得了你的好处吗？”

曹大埜一想，对呀！跟着就一把火，点着了引信。

问题是，这么大的动静，冯保一个人是操作不了的。隆庆本人一定会亲自看奏本，看了后不禁大怒。他此时病得不轻，心情烦躁，火气也就大，下令要处治这个没心肝的言官。我还没驾崩呢，就开始胡说八道了。

拟旨当然还是由冯保执笔。皇上说，冯保写：“曹大埜这厮排陷辅臣，着降调外任。”——给我滚到外省去。

冯公公心里雪亮，知道曹大埜是张居正部署的倒高先锋，便有心要保曹。拟旨之后，趁着还没发出，赶紧去找张居正商量。张居正看了文稿，稍一沉吟，涂去了数字，改成“曹大埜妄言，调外任”。意思还是那个意思，但分量要轻多了。皇上迷迷糊糊的，也就批了，曹大埜受的处罚因此轻了许多。

高拱哪里就肯罢休，马上策动言官反击。反击的排炮中，最厉害的要数御史张集。他的上疏，开口就说：“昔赵高矫杀李斯，而贻秦祸甚烈。”把冯保比作赵高了。同时又提起严嵩勾结中官，冤杀夏言的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