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入阁的头三年，负责的是边防军务。文渊阁里，书香满溢，但边塞的警号却常常扰了他的清梦。

书生报国，也须知兵。张居正年轻时，学的是“万人敌”，兵法谋略读了个烂熟，进翰林院后，又研究过山川形势，对于如何御敌，自是了然在胸。此时，正是他施展的好时机。

务实的事情，向来是知易行难。经天纬地的办法，说谁都会说，但到了实际去做，你面对的，简直是一团乱麻。

大明帝国的北边，有凶猛异常的鞑靼，这是大明的百年噩梦。北宋覆灭的悲剧，也是本朝大臣经常要提起的一个话头。为了防备北方强敌，明朝修筑了漫长的边墙。边墙之内，共设有九镇（九大军区）：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太原、固原。这就是所谓的“九边”。这一线连绵的边防，看起来威风凛凛，实际上却挡不住鞑靼铁骑。

明代的“边兵”，还算精锐，可以用来一拼。“京营”（即京师三大营，内含团营）就要差得多，但也还能打。至于其他各州府军籍的兵卒，全部沦为了杂役，给衙门和官宦人家义务建房、背粮。那时，连一个秀才都可以支使兵卒给自己干活，因此全国兵员约二百七十万，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在当劳工。

国家出了官田养兵，结果给大小官员们养活了百万劳工。要是当初创建军籍的朱老皇帝能起死回生，可能当场就要气晕！

九边的兵，是用来打仗的。边境一吃紧，兵卒当然就不够用，需要添人，而添人就要花钱。边防开支之巨，让张居正无法安睡。嘉靖初年，每年所费才不过五十九万两，到隆庆这时节，早已飙升到二百六十万两以上了。

当时的情况是，边将日请增兵，兵部日请发饷，张居正头痛得很。不仅如此，他还怀疑：兵马数目是不是实数？军饷是不是都用在了实处？这中间的漏洞究竟有多大？

他在给应天巡抚的信中，谈及此事，也只能叹道：如今边费日增，每年所入之数，尚缺少四十余万两银，然而民力已竭，费用全无着落。日夜忧之，不知所出，徒唤奈何！

前方兵不足，将领也有一半是畏战的。俺答部落统共才十万余众，其精锐不过三万，兵锋所及，竟像是在自家园子里遛马。若不是边将怯战少谋，边患又何至于如此难纾。

中枢兵部的主政者，又是油滑的官僚霍冀，对边将冒功领赏的劣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对真正能退敌的将领，又故意压住不赏，大概是要看贿赂多少而定。如此赏罚不公，即使有敢拼的边将，也不愿拼了。

堂堂大明的兵部，国家安危之所系，居然有这样的尚书！大明的所谓边防，不是跟开门揖盗差不多了吗？

危若累卵之势，张居正能否撑得住？看他写给各边将的书信，我们不得不佩服他确有帅才。

首先，他调派了王崇古、方逢时、谭纶、李成梁、戚继光等将，各统大军于九边，成掎角之势。这些人，都是一代名将，后来的表现也不俗，没有辜负张居正的厚望，守住了最吃紧的蓟辽一线。

张居正是聪明人，他知道，事情千头万绪，唯有打仗来不得虚的。用将，就一定要用能打的。严嵩虽然奸猾，却只用了个草包将军仇鸾，有何用？只能在皇帝面前给自己丢分。

对于前线的军事，即便是小问题，他也很留意。国运之所系，在这个时候，是万万做不得赵括的。

张居正入阁后不久，蓟辽总督谭纶建议，要在蓟镇前线修建敌台，也就是碉堡，每一里一个。台内驻扎兵卒，平时负责瞭望，战时可以出击。张居正立即接受了，并督促操办，用了一年时间，大功告成。他在写给谭纶的信中，问得颇详细，能看出他绝不是个虚浮空疏之人。

他问：昨天看到你的建议疏奏，这的确是个“设险守要”的好办法，兵部马上就要批复了。但你说一个敌台需要五十个兵，那么一千里就需要五万人。不知这五万人是让原来镇守的兵充当呢，还是另外找。要是用原来的兵，那么城里怎么守？若是新增的话，那么兵源又从何而来？

他又问：看见你说的这敌台，周长才有一丈二，虽然说的是收顶之式，但我揣摩，基础也不过比这大一倍而已，这么小的地方，五十个人怎么周旋得开？还有士兵的衣、粮、柴、水之物充塞，不是太狭窄了吗？如方便的话还请指教。

再来看一段他对蓟辽督抚的问询函内容。

他说：我最近听说蓟镇的军粮，是要求士兵到一二百里之外去支取，士兵都以为苦。他们一户数口之家，就依靠这一石粮活命，现在不仅发放得不及时，且斤两还不足。又要他们到数百里之外去等候领取，往返道路，雇人雇车，这钱是谁出？名义上是一石，其实不过八九斗而已！况且近来又有一些摊派，都在这粮食里出，这么干，想让士兵吃饱，为国家克敌御侮，那能成吗？我听说，按照过去的制度，各驻地都有官仓，仓库如今虽然有损坏，但制度还在，官员也还在，能否修理一下，就近发放军粮呢？此事你也不必上疏了，直接和管粮郎中商量个办法就是。

一个执掌朝政的高官，看见下面有报告上来，不是简单批几个字就算了，而是举一反三，刨根问底，心细如同老农伺候庄稼，我们能嘲笑古人不会办事吗？

兵部尚书霍冀，曾有赏罚不公的事，张居正便据理斥责，予以纠正。兵部是显要部门，并无规定一定要服从大学士的指令。大学士斥责在任兵部尚书的事，在明代极为罕见。张居正就是这样一个打破常规的人，心中郁闷，他就要说。

谈到赏罚之事，他自是不无感慨：世间就偏偏有一种幸灾乐祸之人，妒人有功，阻人成事。何时大小臣僚不再有内斗了，国家就不会这么疲弱了。

张居正在运筹边务的过程中，最令人称道的，就是坚决保护了戚继光。

戚继光是一员古今罕见的奇将，号令严，赏罚信，训练士兵的军法和制敌的战术，都属空前绝后，士兵皆愿为他效命。中国古代具有个人特色的队伍，除了“岳家军”之外，就是他的“戚家军”（以义乌募兵训练而成）。不论是抗倭还是御虏，其作为，都是可圈可点的。

这个戚继光，在后世名声之大，达到无人不知的程度，人人皆以为他是近乎完美的人。其实他的个人品质，还是很有些问题的，好行贿，好争功，时人对他议论很多。高拱还一度参过他。但张居正看准了他是栋梁之材，从中缓颊，让他“带病”留任。

当国之后，张居正更是依赖戚继光镇守北方。时人称，戚继光在镇十六年，蓟门宴然，什么事也没有，可谓名将名相，相得益彰！

初闻铁骑近神州，杀气遥传蓟北秋。（《闻警》）

这还是张居正在庶吉士毕业后作的诗。那时，他只是慨然一书生，而今边塞的防务，就在他的案头处理。遥闻鼓角，北望燕山，回想年轻时的报国之志，总算没落空吧。

此时在关山的那一边，与张居正对垒的，就是威名赫赫的俺答汗。

这个俺答汗，又叫阿勒坦汗。他是一位蒙古族的大英雄，要说起他来，也是需要一本大部头书的。

俺答的世系相当显赫，是土默特蒙古部的首领达延汗的孙子，属孛儿只斤氏，是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后裔。他所属的蒙古部落，是由被明成祖撵到漠北的北元延续下来的，明朝人称他们为“鞑靼”。

俺答的崛起，就在嘉靖年间。开始他只是个部落头领，其部游牧于阴山南麓及河套一带。嘉靖三年后，屡次帮助其兄吉囊，攻掠兀良哈部。嘉靖十一年和十三年，两次攻入西海（今青海），大败亦不剌和卜儿孩。后又屡次出兵攻击瓦剌部（就是逮住了明英宗的那个部落）。还多次攻掠明朝的大同、宣府与延绥，每战必胜，渐渐地成了气候。

嘉靖二十一年，兄长吉囊死了，俺答当仁不让，将其兄的部众收归名下，控制了蒙古右翼三万户，自称“司徒汗”，与大汗（达延汗的继承者，明朝人称为“小王子”）分庭抗礼，并进而吞并左翼一些部落，迫使汗廷东迁至义州（今辽宁义县）边外。

这下，他成了蒙古部落里最有实力的一支，所控制的范围，包括了当时蒙古的大部分，东起宣化、大同以北，西至河套，北抵大漠，南临长城，还曾一度用兵西藏。

俺答部落纵马塞外，感觉什么都好，就是日用品不足。老百姓的铁锅用坏了，得不到新的，贵族的绸缎衣服穿烂了，也无法更换，因为当时明朝执行的是拒绝“贡市”的政策，不允许边民与他们做生意。

所谓贡市，意谓“朝贡”和“互市”。朝贡，就是他们派使者向明朝进贡马匹，朝廷给予一定报酬，有时报酬还很丰厚，不一定等值，可算是一种特殊的贸易。互市，就是边境贸易，在平民百姓之间展开。

俺答为了让自己的人有铁锅可用，曾屡次遣使到明廷，请求贡市，都被嘉靖皇帝拒绝。俺答没有办法，就只好来抢。他趁着严嵩专权时的朝政紊乱，多次发兵扰边，动辄出兵几万、十几万，杀死明朝总兵以下的各级武官先后有二十三名，令大明举朝震惊。这种攻掠，也有以武力逼迫明朝开放贸易的意思。

嘉靖二十九年（1550），十万蒙古铁骑威逼北京的“庚戌之变”，是其中震动最大的一次。

看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明朝边境的形势为何如此紧张？

原因是国防线太脆弱了。

当时北京以北的防务，主要靠辽东、蓟州、宣化、大同这四个镇。明朝设立了蓟辽总督与宣化总督各一名，各自把守一方，像两个拳头护住北京。辽东方向，起初尚无敌兵骚扰，宣大一带有险要可守，所以最薄弱的就是蓟州。从北京到山海关一线，仅有的屏障，就是一道边墙。蒙古铁骑随时可越过喜峰口、黄崖口与古北口冲进来。

敌人一入境，可在数天之内，奔袭至北京城下。蓟辽重镇，瞬间就成了外线，只能远远地干看着。

京城的几次戒严，就是这么造成的。

一切问题，都是从明成祖放弃三大卫引起的。长城以北，没有我方一兵一卒，等于敌人就在墙根底下。也曾有人提议，应该恢复大宁卫，屯以重兵，与辽东、宣府互相声援。如果有了这个重要屏障，北京的压力要小得多。

正如后人所说：明初的边备，自辽东绵延至大宁、开平、宣府、丰胜、大同、宁夏、甘肃等地，形成一线，东西延亘，如指臂相依，呈现全盛之态。理想的边防，就该是这个样子。可惜，要恢复大宁，起码要派出精兵二十万，而且还要打得好。不过，兵从何来？将又安出？御敌的豪气今天还有没有？如今的明朝君臣，再不是明成祖征漠北的那一代人了，压根儿就只是说说而已。

当然，俺答也是生不逢时。他没有老祖宗成吉思汗那么好的运气，大明不是大宋，大明说什么也比宋要强盛，京城又在北方边境。明成祖当年迁都的这一决策，倒还没错。京城在边境，边境的武备相对就强。北京一有警，从各镇赶来勤王的兵到得也快。俺答纵是凶猛，每次也只能打到北京城下。北京拿不下来，往南就不敢再进一步。

到隆庆初年，双方的强弱开始易位。由于朝廷已调谭纶总督蓟辽、保定；王崇古总督宣府、大同、山西；戚继光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地练兵，北边的防务稍有复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