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庆三年（1569）十二月，白雪覆盖了寂静的北京城。与这场瑞雪一同到来的，是一阵强劲的政治旋风——高拱重归紫禁城。

“高老又回来了！”高老——京中官僚们对高拱的称呼，显示了这个人的分量。

高拱的回来，同时也透出权力游戏的诡异。民间都知道，是邵大侠在中官那里使了力，才有高拱起复的机会。这件事，《明史》上有记载，说是邵大帮主因此名倾中外，估计今后都可考虑以此为生了。但是我以为，隆庆皇帝的心思，可能不会这么简单，几个太监不大可能把他忽悠住。当时的情况是，吏部原尚书杨博，因徐阶下台的缘故而致仕，朝中需要有一个能压得住的人，来掌管人事，隆庆便选了高拱，让他既入阁，又管吏部。

吏部尚书这个官，是六部主官中地位最高的，俗称“太宰”，主宰一切官员的命运。首辅弄不好，也是辖不住这个尚书的。到后来的万历年间，首辅地位略跌，吏部尚书就完全不听首辅的了。

高拱回来，以大学士兼掌吏部事，这在明代是破例，非常少见。因为这样一来，高拱的权力就太大了，大政方针和人事任免的决策权，全在一个人手里，要是把江山给颠覆掉了，皇帝也有可能还不知道呢。

但隆庆百分之百地相信高老。我偏就这么用，天下人就看着吧，这就是我的擎天柱！

至于张居正如何对待高拱的复出，其内心真实想法很难猜度。他是一个日夕忧虑国事的人，看问题往往看大局，因此可能非常期待。

在高拱刚回来时，张居正给一个地方官员写信，信中说：“高老起用，令我欢欣鼓舞。我与他一向同心，看来，世事尚有可为。”他没忘记，这位高老，是他迄今仅见的一个气味相投、旗鼓相当的人。

在共事了几年之后，他在对高拱贺寿时说：“不才如我，有幸追随高老，与闻大事。您老人家每每放下身段，与我交往。”这当然是客套话，但多少透露出，张居正还是很感激高拱的。

高拱死后，张居正对他们之间的关系，评价就更高了，达到了生死之交和情同父兄的高度。人死了，生者自然是多有美言，但他感念高拱的这份情，还是真实的。

相比之下，他对李春芳、赵贞吉之类的书生宰相，则嗤之以鼻。后来他回忆，隆庆四年（1570），一次“北虏”犯蓟州，京城戒严。堂堂金銮大殿上，朝臣们竟然研究起如何守城的技术问题来了。赵贞吉庆幸有敌人来犯，以证明不按他的主意整军，就没有好结果。首辅李春芳不知所措，控制不了会议局面。大家七嘴八舌，提出的措施都极为可笑。最后敌人连影子也没来一个，京城防守了一个月后，解严了，白白花费了几十万两银子。

很难想象，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家，竟是由这样一群空疏之辈在管理。一次小小的边境战役，就闹得中枢乱了套，还有什么脸说自己是天朝上国？历来，只有主政者务实有大谋，国家才能虎虎有生气；主政者若是书生空谈，则很难应付复杂局面。

基于这个背景，张居正对高拱的回来，应该还是高兴的。即使高拱是危险人物，也暂时威胁不到他张居正什么。在隆庆一朝，高拱根本不屑于向张居正下手。他们虽然同气相求，但两人的政治分量，并不在一个等量级上。

对此，真正感到忧虑的是徐阶。他知道高拱是个睚眦必报的人，当年搞掉高拱，确实是做得太狠了点儿。

徐阶的三个公子在乡里胡闹得够了，也遇到了大麻烦。铁面清官海瑞，于隆庆三年（1569）六月任应天巡抚，开始清理大户兼并民田的积弊。他脖子一梗，放出话来：“法之所至，不知其为阁老、尚书家也！”他巡视所过之处，拦路向他告状，自诉被乡官夺了田产的老百姓，竟然有几万人！

海瑞平日最恨的就是这个，你肉山酒海的我管不了，居然还不让老百姓吃口饭！于是，他力摧豪强，安抚贫弱。凡是贫民田地被富户强占的，一概夺还。

这景象，我们现在很难想象：一群衙门公差，如狼似虎地闯进大户家，掀桌子，亮枷锁，勒令退田——这实在是超越了人们对皇权时代的一般想象。

徐家三位公子连忙向张居正写信告急。张居正回了一封信，意味深长地说：“民情近来是比较厉害，等海公到了你们那里，我当写一封信给他，以委婉疏通。至于师翁，他年纪大了，可能会受不了这场面，你们千万要日夜保护好。”最后，是一句很含蓄的警告：“事情可以了结的，最好自去了结。”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你们听不懂就算了。

不出徐阶所料，高拱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清算前徐首辅的所作所为。高老只有一个原则：一切反其道而行之。明朝的官官相轧，好像都循着这样一个原则。

你徐阶起用的人，不论好坏，我统统给你拿掉。你徐阶逮捕了许多方士，说他们制造假药害死了先帝，我就偏要为他们说情：“先帝晚年有病，毕竟是善终，不是暴卒。说先帝为方士所害，天下后世将怎么看待先帝？”他把徐阶赖以立足的根基《嘉靖遗诏》全盘推翻，那都是假的！

高拱之所以敢这样做，是因为他摸透了隆庆的心理——先帝虽然毛病多多，但批评得太狠，皇帝还有什么权威？所以，今后不许再批评了。

所幸隆庆头脑还是清楚的，他也就做到放了方士为止，并没有兴起反攻倒算的大狱，从而使高拱的清算活动大大打了折扣。当年追随徐阶的人，一个也没受到追究。

可怜当初最先跳出来攻击高拱的给事中胡应嘉、欧阳一敬，听说高老要出山，都因忧虑过度，给吓死了。

看来，隆庆皇帝还是很不错的。生活上腐败得一塌糊涂，政治上却清醒得洞若观火，真是一个奇皇帝。

但风向毕竟是变了，朝中一些原来依附徐阶的人，现在立马掉头，猛拍高拱马屁，拼命罗织徐阶的罪名，以洗刷自己，表示咸与维新。人间的老套大抵相似，转折之时，往往有太多的善变之徒。

徐阶与高拱两人，都还不是恶徒，互相较量，即使落败了也不失风度。反倒是他们各自的徒众，狐假虎威，做得十分过分。高、徐二人在狼狈时，被对方的恶仆再三折辱，恶仆的态度比主人还凶。此等炎凉，令当时的人也不禁感叹：“宦途真如市道一般！”做官，也是有行情的啊，看涨看跌，人们的面孔大不一样。

海瑞也加入了倒徐的潮流。但他与众人有所不同，打出的仍然是信念的旗号。对昔日曾为他缓颊的大恩人徐阶，一点儿情面也不留，对徐家夺人田产的事，痛加制裁。这个人，当初读书时，可能读得太过专注了，始终执拗地认为——既然讲孔孟之道，那就不应该害民。

退田的官司接二连三，公差不时上门来逼迫。徐阶的儿子哪见过这个场面，从来没想过自己也会受压迫。于是慌了手脚，嚷嚷着让徐阶想办法，弄得徐阶狼狈不堪。他原想，只象征性地退一点儿了事，但海瑞不允，坚持起码要退回一半。他开导徐大人说：“您不这样，这些草民怎肯罢休？为富不仁，对您又有什么好处？”

看到刚退休的首辅如此遭遇，江南一带的豪强，都知道大势不好，纷纷远走，以避祸殃。对海瑞强迫富户退田之举，明代的思想家李贽，后来给予了很高评价，说：“小民从此才有苏生之望啊！”

豪强与草民间的等级秩序，就这样被海大人一举颠覆。看来，海瑞之所以流芳百世，自有民意的选择。

不过，皇权时代的等级架构，不可能因一人之力而改变。小民的欢欣鼓舞，总是转瞬即逝。海瑞的退田运动，到隆庆三年底，就遭遇了豪绅的强烈抵制。徐阶的三个公子，以重金买通言官，反诬海瑞是沽名乱政。大势如此，他们依然狂妄，说：“千金能去一抚臣，则钱亦神矣！”顽固地相信，钱能摆平一切。

转过年，到了二月，海瑞果然被罢官。这位海大人，连皇帝他都不怕，面对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却只能连呼：“奈之何！奈之何！”

只有高拱的根基牢固，不怕事。他接过手来，继续清查。对于海瑞，他也说了几句公道话。

他说：海公做的事，说完美无缺，当然不是；但说它一无是处，也不对头。他太过激、不近人情，当然不可；但把他为民做主的举措，全部废掉，则尤其不可（好个辩证法）。要是全部翻过来，弊端仍将在，则民心尽失，这绝非国家之利。

作为一个当国者，高拱是清醒的。谁在动摇这个国家的基础，民心这个东西有多重要，他不含糊。

对于徐家的不法情事，高拱让言官出头，向皇上检举。随后，应天巡按御史（都察院下派巡视官，直接对皇帝负责）就逮了徐家三少。高拱专门委任了一个人，来穷追到底。这人是他的门生，苏州前知府蔡国熙，此时正离职在家。高拱将他起复，不久又升为苏松兵备。高拱指示应天巡抚和巡按御史，凡是控告徐阶父子的事，都交给蔡大人来办。

官府严厉，百姓汹汹，徐大老爷算是掉进深渊里了，几次自杀未遂。徐阶的儿孙被整治得昏天黑地，牵着他的衣襟号泣。徐阶仰天叹道：“我不过勉强逃过一死，哪里还能保你们活啊！”其悲惨之状，如坠地狱。

徐阶在做官之前，家里不过一普通读书人家，十七年大学士当下来之后，家中田产竟累积到二十万亩，其富甚至超过严嵩。他虽然不收贿赂，名誉尚属清白，但时人对他以权势谋财的行径，还是早有非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