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张居正踏上红地毯几乎同时，隆庆初年的内阁，陡起了一场风潮，好似水火相克，又很像一场擂台赛，不断有人滚下台去。

导火索就是《嘉靖遗诏》。此前，徐阶与高拱的矛盾，还是在暗中较劲儿，《嘉靖遗诏》一出，冲突就压不住了。高拱等人被排除在密议起草人之外，惘然若失，心中大为不忿。

那位看似老实的郭朴，竟然跳起来大骂：“徐公诽谤先帝，可斩也！”高拱也是心中恨恨的。这两位是河南老乡，郭朴自然是死心塌地愿意跟高拱走。

在《嘉靖遗诏》正式下达之前，徐阶曾把草稿给高拱过目，高拱看了，认为语气太过。之后高拱与郭朴对桌而坐，说：“先帝是英主，在位四十五年，干的不全是坏事吧。当今皇帝是他的亲儿子，三十岁登位，不是小孩子了。你把先帝的罪过昭示天下，不是寒碜先帝吗？那斋醮的事，是谁在帮着干？那大兴土木的事，还不是严、徐两人在筹划，这都成了先帝一人的罪？装模作样，附和于身前，翻脸于身后，人一死就骂，我不忍也！”说完，他与郭朴相对落泪。

说这个话，当然有点儿矫情。嘉靖的胡闹，以及徐阶当初的无奈，高拱怎能不清楚？他这样说，主要是对徐大老爷有气，借题发挥罢了。这话传了开去，不少人就免不了侧目而视——高拱这人，怎么这样?

其实，矫情的言语，我们现在也还在天天说，不能苛求古人。不过高拱确实是有些心胸不宽，否则，内阁的战火燃不起来。

其实徐、高二人的恩怨，早在张居正入阁之前，就已播下了种子。事起吏科都给事中胡应嘉告的一个恶状。

还是在前一年的十一月，嘉靖病得快不行的时候，胡应嘉上疏，状告高拱，说高拱把家安在西安门外，半夜里不在西苑直庐值班，偷跑回去跟老婆亲热，根本没有克己奉公的好风范。

这个事，倒是有。原来，高拱五十多岁了，尚无子，频频往家跑是为了延续香火，没别的意思，本也是情有可原。这事徐阶也知道，不过一笑了之。

仅这一件事，问题还不大，可怕的是胡应嘉状告的第二件事。他说，皇上身体“稍违和”（婉辞，实际是病大发了），大小臣工都吁天祈祷，盼望皇上早日恢复健康，高阁老却忙着把值班室的办公用具往外搬，是何居心？

这一箭来得毒！暗含之意是：高阁老是否在准备应变，以为皇上要死了，用不着在西苑值班了？

幸亏嘉靖已经病得不省人事了，此疏被压下，没有引起风波。隆庆登位后，高拱上疏作了辩解，隆庆认为这状告的，纯粹是扯淡，我的老师我还不了解吗，怎会如此不堪？便让内阁议议，要把胡应嘉削职为民。高拱和郭朴当然同意，徐阶则比较仁厚，主张从轻发落。由此，高拱便认定了是徐阶在幕后指使，要罗织罪名坑害他，从此把徐、胡二人恨之入骨。

徐阶很感郁闷（这么坑害人，也确实不大像他的风格）。偏巧胡应嘉又是徐阶的同乡，这就更说不清了。

胡应嘉的这个都给事中，官名挺怪。给事中的意思是“在内廷服务的”，“都”是最大之意，相当于六科中某一科的科长。明代对应着六部，有六科，对各部起到一个监察作用，直接对皇帝负责。明代的制度，凡以皇帝名义发出的旨意，给事中要对之进行复核，如认为有不妥之处，可以封还（打回去）。全国各地上报给皇上的奏章，六科要根据分工抄报各部，并提出驳正意见。

六科之官，权力极大。皇帝交派各衙门办理的事情，由他们每五天督办一次。倘或有拖缓不办者，由他们向皇帝报告。都给事中的官阶，只有正七品；给事中就更低，是从七品。虽然是芝麻小官儿，但不容小觑，因为他们对大臣有直接弹劾的权力，对皇帝也有批评的权力。

六科给事中和都察院的御史，都是负责监察工作的，统称为言官，看见什么不对，就可以说。他们的意见，由皇帝批示了以后，很快就会公告满朝文武，形成巨大的舆论压力。明朝皇帝就是通过这个机制，来防止大臣干坏事的。同时，有这么一帮多嘴的人，也可以提醒皇帝自己少犯错误。但言官们说得对不对，一般由皇帝来裁决——说你对就是对，说你错，不错也错，历来如此。

大臣们是比较畏惧言官的，惹不起他们，都千方百计要搞好与“言路”的关系。高拱是个倔脾气，主张对言官也应该监督考查，因此惹恼了一大群人，与言官的关系不怎么样。而徐阶，考虑到言官们几十年来被老皇帝打压苦了，新政之初，应该爱护言官，营造新气象。他的这个态度，很得人心，所以基本上能左右言官的倾向。

这个言官体制，我看挺好，监督起来很有分量，也很有效用。但言官也容易因为考虑私利，受人指使或拉帮结派，无端地就掀起政潮来。

胡应嘉一败，果然就有为他打抱不平的。有人认为，高拱居然敢主张把一个言官削职为民，这还了得！众言官为此，群情汹汹。兵科给事中欧阳一敬，首先跳出来，上疏指责高拱奸险横恶，无异于蔡京，将来必为国之巨蠹。这话，说得很难听了。此后又有言官纷纷上疏，干脆就说高拱不是“宰辅器”。矛盾最后交到了徐阶手里，徐阶考虑再三，建议将胡应嘉贬到福建建宁当个推官，这才算摆平了风波。

此事刚告一段落，到了隆庆元年（1567）一月，战端陡然又起。这一下可是闹大了，后果双方均始料不及。胡应嘉被贬后，很快因为几句话的建议，受到了隆庆皇帝赏识，得以起复，又抖起来了，但马上又因办事违规被皇帝斥责。受责当天，徐阶让轮值的郭朴执笔，他口述，票拟一个处分意见。郭朴当即拿起笔，建议说：“这个胡应嘉，是个小臣。皇上刚即位，他就敢越法，罢了他的官算了！”

徐阶知道这是高拱的意思，想要报前面的一箭之仇，目光就扫了一下身边的高拱。见高拱在一旁，已怒目攘臂，要一触即发了。徐阶便不再说话，任由他们去写。而后，他与李春芳等联名写了个奏疏，表示应留下胡应嘉，以利广开言路。

徐阶在写这个奏疏时，高拱故意不说什么，仅以目光示意郭朴。郭朴便上前与徐阶争辩，双方火气很大，差点儿翻了脸。

王世贞后来在《嘉靖以来首辅传》中对这段冲突的描写，活灵活现，似乎他就在现场一般。想想五六十岁的阁老们，在办公室为一个七品官的任免，几乎要动起手来，那也是很有趣的。

此时两派的策略，颇为不同。高拱对胡应嘉事件的态度很不圆滑。因为曾有前嫌，在处理胡时，如果是有经验的老官僚，一般就应该回避了——省得背个打击报复的名。但高拱却任着性子来，激怒了众言官，惹火烧身。

而徐阶则退居幕后，一言不发。私底下默许或鼓动言官，万炮齐发（我以为，他一定是进行过幕后策划的，否则言官的攻势不会如此有路数）。明清交替时期的史学家谈迁，论及此事时说：新皇帝刚上台，如果把言官处分得太狠，怎么能避免人们在将来议论？所以隆庆皇帝不可能支持高拱。徐阶诱使高拱，踏进了与言官混战这个泥潭，实是老奸巨猾。

徐阶以言官打前锋的策略大获全胜，高拱百口莫辩。当他意识到自己上了套时，已为时过晚，相当被动了。于是大骂徐阶：你结好言路，就是为驱逐我高某！

徐阶马上称病请假，四次上疏，请求退休。棋路到此，已经相当精彩。

高拱实在是太直了。他想不到，当年徐阶斗倒严嵩，为众官拨云见日，大家能不感恩戴德吗？不仅如此，现在朝中的大小官员，徐阶在当首辅的六年中，又不知结交或扶植了多少！这是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高拱现在公然与徐阶对决，触犯的就不仅仅是言官了。

当然，在高拱这边，也有为他说话的。高拱的一个门生、御史齐康，看到老师被动，气不过，拔剑而起，杀入了群殴阵中，朝着徐阶就是一阵乱砍（勇气可嘉）。

这下，更加激怒了众官。一时之间，九卿大臣、南北科道（北京和南京的监察系统）一起爆发，交章论奏，弹劾高拱，斥其为“大凶恶”。

光禄寺丞（宫廷餐饮长官）何以尚，甚至要请尚方宝剑，以诛高拱！这人是广西人，和海瑞是至交，两人经常喝着小酒谈论政事。海瑞被关押，他也受到牵连蹲了大狱，是和海瑞一起被平反的，其感念徐阶，自不必言。

在这一阶段，言路抨击高拱的人，无日无之。先后有二十八道奏疏，排山倒海地压过来，估计隆庆皇帝脑袋都大了。

群情激愤到这个程度，高拱根本就没法儿再干了，只得称病求退。隆庆十分眷恋他的这位老师，但见舆论如此沸腾，也只得准了。

隆庆元年五月，高拱灰溜溜下台。

他走了，还有一个郭朴。言官们穷追不放。九月，郭朴被逼不过，也自请退休了。

此次斗法，徐大老爷牛刀小试，凯歌以还。

但是，时论对这件事也有非议。稍晚，有人评论说，高拱是个清廉耿直的人，家里清贫得跟寒士一样。言官们这么攻击，是太过了。

徐阶这一仗，着实打得漂亮——前锋搦战，诱敌深入，全面包抄，只牺牲了一个不成器的胡应嘉，就打得高拱全军覆没。然而，当徐大老爷捻须微笑时，他没有想到，隆庆皇帝虽然寡人有疾，毛病不少，但并不是个白痴。

一个顾命大臣，在新君面前显示了如此之大的能量，朝局甚至连皇帝也无法左右，那么皇帝该作何想？

京中大佬们只顾弹冠相庆，大概无不以为十年以内，局面已坚如磐石了。但，究竟是不是这样，他们很快就会看到。

混战之间，却没有看到张居正的影子，他没有声音。入阁之前，他仅为一个正四品的侍读学士，阁老们打架，轮不着他掺和。况且，他与两边关系都非同寻常，因此所抱的态度是坚不介入。

入阁以后，情况有些微妙。一面是恩师提拔，难以报答万一。另一面，与高拱有六年之久的袍泽之谊，即我们今天所说的情同手足。因而只能中立，但又不能完全没态度。本身已是阁员了，对双方的执政理念，总要有个倾向，否则岂不成了藏头露尾的小人了？

两方面的做派，确实大不相同。高拱是个认死理的人，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是个实事求是的典范。而徐阶用政，则多从策略考虑，讲究以行政上沿袭的手法，婉转达到目的。有时顾虑过多，就不惜放弃原则。

这里仅举一例，一次，有言官提议说，某个即将被罢官的高官素有声望，不应该拟去职。而徐阶内心，是巴不得此人被干掉的，就提出：那么我们就请皇帝“上裁”吧。高拱断然反对，说：“这个头儿不能开！先帝是因为在位多年，通达国体，所以过去常请他上裁。当今皇上刚即位，哪里知道一帮下属哪个贤，哪个不贤？让他上裁，要么难以决断，要么就是交给别人去办了（指太监）。如此，天下大事去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