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事，其实不用说了。退休了，跟你还有什么关系？大佬习惯了操心，一时还改不过来。倒是他的三个儿子，应该让他忧心。徐老虽然是个讲心学的君子，但儿子们却是乡里的一霸，强占民田，为非作歹，乡民对其恨之入骨。

老子高唱孔孟，儿子狂刮民财，明朝的好处真是都让他们占完了。徐阶一退，会不会有人追究这仨小子，徐阶心里没底儿，只能拜托张居正好生留意。

徐阶这次，是被中官坑了，张居正对此事的心情比较复杂。一则，本该出头为老师讲两句话，但他估计了形势之后，觉得这么做无益，只能把自己也搭上。二则，老师如果继续干下去，朝局还是温暾水，他张居正天大的雄心壮志，也只能在老师的心学影子底下，不得伸展。所以他没有说话。几年后，他在写给徐阶的信中，略略表示了忏悔，说自己懦弱。不过，这究竟是虚套还是实话，真是不大好分辨。

最重要的是，张居正因此看到了中官的力量。他决不能重蹈覆辙，对他们，今后一定要拉拢好，除非是皇帝换了脑子。

内阁在这之后，论资排辈，由李春芳顶上，为首辅。李春芳这个状元首辅，是个庸才，一级一级升上来的，又信奉心学，一味以静制动，根本不知道怎么做最高行政官。张居正对李的这种无能，几乎是公开地蔑视。

徐阶离开后，李春芳心理压力极大，曾叹息说：“连徐公都退了，我也长不了吧！”张居正说：“那不正好？可以保全你的名声。”李春芳目瞪口呆，据说，他沮丧至极，为此曾三次上疏求退。

另一个大员陈以勤，人还不错，淡泊、低调，但同时也就没有很大的气魄。他们做人，都是好人，做官却完全没有执政理念。张居正呢，位列末相，还轮不到他过多表现。于是，内阁就有些撑不起架子来。

隆庆在这时，便又调了礼部尚书赵贞吉来，补充入阁。

赵贞吉，字孟静，号大洲，四川内江人，是嘉靖十四年（1535）的进士，也是一位心学门徒。他可是很有个性，敢想敢干，然而却是个向后看的人，动不动要人家“守祖法”。仗着自己的科场辈分高，不免就气盛，并不把张居正等小辈放在眼里。在办公室，直呼张居正为“张子”（你去给我倒点儿水来），并且当面说张的学问不过是“浅学”。

这个赵贞吉，人际关系的学问实在是太差，与各部官员都有些抵触。

张居正当然感到很不舒服。

有一种说法，说他在这个时候想起了高拱。《明史·张居正传》里记载，因为张居正受了赵贞吉的气，就去找司礼监掌印太监李芳，策划让高拱回来，以遏制赵贞吉，而夺李春芳的权柄。

高拱果然就是在这个时候回来的。难道，张居正真的参与了人事更替？

这千古之谜，真是谁也弄不清楚了。

朱东润先生却不信上述说法，他考证，那时李芳因为得罪了隆庆，正蹲在监狱里等候判决呢，不可能再推荐阁臣。再者，李春芳又能碍着张居正什么事？张居正如果想引进高拱来抵制赵贞吉的话，无异于引虎拒狼，他不会那么笨的。

但此事极有可能。

张居正当时在班子里，是负责国防事务的，他非常需要高拱这样一个人。

古往今来，谁说秀才不知兵？张居正就是一个。他在翰林院里日日研究山川险要，深谙地缘政治和边防战略。这在他以后的施政手段上可以看得出来。

在边防上，与俺答或战或和，与整个国策大有关系。是隐忍韬晦，还是示敌以强，都要与国策吻合，才能做得下去。

而眼下这个班子的构成，不大像能让张居正施展拳脚的样子。李春芳是靠写青词得宠的，六次晋升，没有一次是通过廷推，全是靠皇帝一手提拔。入阁后，唯徐阶马首是瞻；徐阶走后，推行没有徐阶的徐阶政策，主张休养生息、优柔宽政。他虽然没有主见，但毕竟是首辅，你总不能越过首辅去改变国策。

这不是绊脚石是什么？

陈以勤，说来还是张居正的“房师”。这是个什么关系？张居正考进士那年，“经科”考的是《礼记》，由陈以勤批卷子。当年在科举时代，这层关系可了不得，是做官的一个重要关系网。所谓“门生故旧满天下”，指的就是这个。

但是这层关系，却又死死压住了张居正，即使有不同的意见，也不能太冒犯房师，因此顾忌颇多。再说，陈以勤与高拱一样，也是隆庆多年的老师，当年顶住严嵩的压力，对裕王的皇储位置护翼有功。隆庆当了皇帝后，陈以勤离权力中心极近，比张居正要近得多。张也不可能撼动他。

这两个人，主张祖宗立业，子孙承之，如果制度还不至于大坏，就轻易不要变更。他们把励精图治视为躁竞，把革除陋习说成是紊乱成法，张居正还好意思尝试变革吗？

明朝的发展，其实已经很成问题了，积弊如山，财力枯竭，外敌窥伺，哪里还容得你继续休养生息？再不振作，再不根除顽疾，就没有时间了。说什么宽政，无非是放纵贪官污吏；说什么和揖中外，不就是挨了打也要忍气吞声吗？

再说这个赵贞吉，他倒是一条汉子。嘉靖二十九年（1550），俺答袭北京那时候，严嵩、丁汝夔按兵不动，敌寇铺天盖地。嘉靖问计于廷臣，久久无人一语。赵贞吉却力排众议，坚决反对议和，并请命上前线劳军。嘉靖见此，心情大振，立刻升了他的官，让他奉旨前去宣谕诸军。

《明史·赵贞吉传》载：赵贞吉参加完廷议，怀着一股盛气，去谒见严嵩。严嵩心虚，辞而不见。赵贞吉站在严府门外，怒叱看门人。适逢严嵩的干儿子赵文华来到门前，赵贞吉见了，怒气更大，复又叱之。这个情节，在当时端的是大快人心。

严嵩当然为之恼怒，在票拟时故意不写授予督战权，让赵贞吉到前线一个兵也调不动。当时京城附近敌骑充斥，赵贞吉居然敢一个小卒也不带，单骑出城，驰入军营。持节宣慰诸路勤王军，诸军无不感动泣下，愿意杀敌报国。“北虏”听说之后，有所收敛，稍微后撤。赵贞吉大名，一时传遍天下。

不过，奸臣当道时，功臣往往都是白干。敌人退后，严嵩立马构陷赵贞吉。结果，赵老夫子被打了一顿屁股，贬到广西去当了典史（县衙看守所所长）。

这样一个人，名气大，辈分高（比陈以勤早两科，比张居正早四科），所以敢于指出各部、各科道失职违纪的猫腻，人得罪光了都不怕。他为官四十年，一点儿不懂官场潜规则。只是书生本色，不给人一点儿面子。

张居正受他的气大了。每每议论话题，老赵总是朝小张子挥挥手：“这不是你们小辈所能理解的。”一谈到经史、玄禅，他就笑问张居正：“怎么样，深奥吧？你们光知道韩、柳文（韩愈、柳宗元文章），到底浅薄！”

张居正，能不郁闷吗？

四位阁臣，莫衷一是，这还怎么干？

他一个人，拿那三个人没奈何。虽然张居正也当过裕邸的讲官，与当今皇上有一点儿渊源，但权力资源差得远。怎么才能让那两个没用的离开茅坑，让这一个不懂事的闭住嘴？怎么才能让自己离权力中心更近一点儿，能有个搭档联手做事？

他不会不想到“相期以相业”的高拱。徐老大人已经走远，在朝中，高拱最大的劲敌没有了。普天之下的官吏，谁还能比高拱离权力中心更近？

借助高拱，可做大事。这很有可能是张居正最后的结论。

高拱的回来，已经具备天时。但张居正不大可能直接居间活动。活动这种事，已不是外臣所能及，必须有近侍太监说话。李芳现在已经失势，张居正在中官那里的能量，恐怕还很有限。

可考证的是，具体操作，是由一名外号叫“邵大侠”的人主动发起的。张居正，最多是从中策应。这种事，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从这时候起，我们就可看出张居正的人格特点：为谋大事，不妨在必要时用一点儿权术，而且要用得恰到好处。

邵大侠，名唤邵方，丹阳人，用今天的话说是涉黑人员，其能量之大，相当惊人。他居然能为阁臣一级的官员跑官。张居正与邵大侠事先有没有勾结，找不到证据，但不排除在事情进展中有呼应。

隆庆三年（1569），大侠起了念头，要为昔日的阁老跑官。他先去找徐阶商量：您老愿不愿意复职？徐阶表示不干（不愿再看皇上那张冷脸）。邵大侠回头才去找的高拱，两下里一拍即合。大侠立刻进京，找了当时权势熏天的中官滕祥、孟冲、陈洪等人，上下其手，把事情给办妥了。

这三个“没下边的”，都是鼓动皇上泡宫女、观灯、熬夜喝酒的主儿。他们为什么要管高拱的事？这就是所谓的内外勾结。一是，可能当场收了钱；二是，高拱肯定承诺了将来会投桃报李（后来的事情可资证明）。

于是，高阁老又回来了。

这世上的得意事，最美不过“前度刘郎今又来”了吧？</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