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话真是直爽得可爱。张居正素来欣赏这种实学精神，对双方的行政理路，他内心实际是有所褒贬的。

在风潮之中，张居正见言官挟舆论以自重，气焰嚣张，甚不以为然。对徐老师使用权术，以舆论丑化政敌而逐之的手法，也不能苟同。他与高拱，毕竟还有很深的情谊，于是有不平之意，在徐老师那里，他是为高拱求过情的，只不过徐阶不听。

老师不肯收手，作为学生，又不能起而反对老师，张居正只能独善其身。一日，徐阶向他就政争中的某事征询意见，张居正回复道：“我今日向你建言，明日就成了中伤他人之语。”明言予以拒绝。

这位时年四十三岁的内阁“末臣”，彼时政治品质还丝毫未被权力腐蚀，应该说，是相当光明磊落的。

对老师，只能是这样了；但对言官的嚣张无度，他既然领教了，心里就已经有数——来日方长吧。

尘埃落定。张居正才稍喘了一口气，总算是两边都未得罪。既未负师恩，也未负同僚之谊。

可是，这口气还没喘多久，朝局又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大佬徐阶，摇摇欲坠了！

几乎是高拱前脚走，后脚徐阶就面临着失宠的尴尬，隆庆皇帝与徐阶的关系骤然紧张。

虽然徐大老爷在“嘉隆转轨”中功劳甚大，朝官一片拥护，新皇帝也是认账的。但徐阶忽略了他与“中官”（太监）的关系，同时与隆庆之间的君臣位置也没摆好，事情就麻烦了。

隆庆这个人，也是个甚为古怪的皇帝，有必要在这里说一说。

他在做藩王的时候，位置不稳，所以人倒还老实。可能是由于压抑太久，反弹得就很厉害。一登大位，毛病就出来了，用三句话可以概括：不理政，好色，贪财。样样都到了极端的程度。

理政方面，后世史官给他的评语是“端拱寡营”（《明史·穆宗本纪》）。什么叫“端拱”？形同木偶也。“寡营”，就是什么也不做。朝会时，见大臣，一言不发。一连三四年都是如此，简直匪夷所思，连朝臣都感到忍无可忍，上疏批评道：“岂无所以致之耶？”——您倒是说句话呀！

那时候，朝鲜国派来晋见的使臣赵宪，在《朝天日记》中曾有记载，说隆庆皇帝视朝的时候，东张西望，没个样子，且发言甚少，都是太监在传呼。朝鲜使臣得到的这个印象，颇为传神。

隆庆就连祭祀祖宗的事也懒得去，往往派人代行；即便参加，也是敷衍了事。朝鲜使臣说，隆庆即或偶尔参加，也极不耐烦，仪式刚完，就令把宫门大开，拉过一匹快马，骑上就飞驰进宫。扈从的诸臣，屁滚尿流，撵也撵不上。

政事不上心，女色上却孜孜以求。即位之初，还服着重孝呢，就日夜娱乐，游幸无时，嫔御相随，坐满了后车。其丑态，宫内外都传遍了。

刚一当上皇帝，他就下诏增选宫女，多多益善。礼部尚书高仪上疏力阻，说：现在宫里边还有宫女好几千呢，您还是开恩，把她们放归乡里为好，别再滥收了。隆庆的批示反应极快，圣旨第二天就下来了，几个字：宫女不多吧？高尚书当场没晕死！

皇帝好色，民间就恐慌。隆庆二年（1568）初春，江南一带谣传要选宫女，引发“拉郎配”的狂潮，女子十二三岁以上，婚嫁一空。谁也不愿意让自己的女儿一辈子幽闭在深宫，成个白头宫女。就连官宦人家也坐不住了，纷纷嫁女。女婿一时极为紧俏，在街上随便拉到一个，问问是光棍就行。大街之上花轿相连，贫家女子因涨价租不起轿子，就徒步上门入洞房。那时，穷汉娶到富家女，易如反掌。不过，野史笔记上说，这样的婚姻往往不谐和。

一开始，地方督抚也不辨真假。后来弄明白了，官家就赶紧辟谣。但“官愈禁，愈为实”。衙门的话没有公信力，越辟谣，老百姓越相信是真的。一直持续到次年春天，才平息下去。

隆庆在贪财上，也可称一绝。他一般不经内阁，直接派太监向各部索要金银。各部不足，就下令停发工资，把国库（太仓）的银子也调进宫来，此外还急如星火地向下摊派，致使南方几省，数年内加征税款几百万两。

左右太监又撺掇隆庆搜罗珍宝，下诏让各地大量采买。买珠买玉的圣旨一日数下，导致人心惶惶，州县官员叫苦不迭。甚至有的地方官怀疑，这圣旨是不是假的呀？

朱家的皇帝，换了一个，仍是很有特色的啊！

当然，这个皇帝也有他的优点，那就是在政治上很宽厚，或者说非常怠惰。他的习惯，是完全放权给阁臣去操作。

对于这个特点，后代治史者有不同的评价。朱东润先生在《张居正大传》里认为：“不幸他连驾驭大臣的威柄，也一齐放手，因此穆宗（即隆庆皇帝）一朝，内阁里面只见到不断的混斗。”朱先生为此感到痛惜。

而专治明清史的韦庆远先生，在其七十高龄写出的巨著《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中则认为：这样一个庸懦的皇帝，客观上亦为徐、高、张得行其策，得遂其谋划提供了条件。

固然隆庆内阁的混斗，耗去了明朝当时精英分子的一些精力，耽误了天下治平大业，但这个时间不很长。自隆庆三年（1569）以后，秩序便稳定了下来。因为混斗也是一种特殊的淘汰机制，就是在同一水平上比智力，混斗到最后，往往是选择了最适合掌控朝政的精英。

此外，隆庆皇帝绝不是有人怀疑的那样，是个智障病人。他在选择股肱辅臣时，不管是出于直觉，还是出于理性，最终选择得都很准。

可以庆幸的是，隆庆的老师是耿直而想有所作为的高拱。由于历史因缘，隆庆无比信任这位老师，高拱在隆庆后期所做的一切，恰恰为张居正的大展身手铺好了路。张居正的改革，实际是从隆庆年间就已经发端，在其后，以张居正为标志的十年“万历新政”，并不是没有来由就横空出世的。

大国，就是大国。它永远会适时产生出与之相称的人中蛟龙。

可惜，徐阶并不是这样一条蛟龙。

他固然已升到了一人之下的高位，但在封建专制的官员体系中，爬到高位而掌控了国家权柄的，不一定就是政治家；很可能，是一个权术高手，甚至就是个庸常官僚。

国家的经济、民生、兵备，如何统筹？体制的痼疾源于何处？如何拔除腐败以起衰振惰？一个政治家，是要会下这盘棋的。

而行政官僚，却只懂得人际关系这一步棋，即如何固宠和如何安插亲信。这是他们的全部本领。

大国如果由这样的超级官僚来掌控，其结果，可能是超级稳定。但是，像明朝这样一个版图超大而兵备疲弱、人口众多而榨取过甚的大国，稳定很可能就意味着正在没落。

历史不想等待，它马上就要请徐阁老出局了，用的是非常突兀而奇诡的方式。

徐阶太热心了，也太大意了。他以为，以其拨乱反正的功劳，新君能容忍他一反往日的曲从，不断对皇帝指手画脚（这是为你好啊）。可隆庆皇帝并不这么想，江山是我家的江山，做臣子的吃的是我家的饭，你老说我不爱听的，烦不烦？

自从高拱被“拱”走以后，徐阶更加看重言官的作用。当他发现，新君的身边竟然渐渐聚拢了一群瞎闹的太监时，他又故技重演了。在朝中，不断公开支持言官，谏阻太监操控京城“团营”（土木堡之变后，于谦收拾京师三大营残部而组建）、在宫内校场操练军士等荒唐事。这些，自然惹恼了一众中官。

这些太监，可不要小瞧。在古代皇帝身边，总有这些不起眼的特殊小人物得宠。也许，皇帝对能干的大臣，在潜意识里就有些嫉妒：我贵为天子，凭什么才干不如你？好，就算我才干不如你，但我可以让你难受。皇帝对太监，心里就没有什么芥蒂了——你们都被阉了，我还嫉妒个什么？因此，明朝的皇帝总是在折辱大臣，而极少折辱太监。当然，大部分以吃拍马饭为生的太监，轻易也不会惹恼皇帝。

徐阶这一来，得罪的是整个中官群体。老东西，还管到宫里来了！耳边风，当然就吹得紧了：皇上，这老家伙为什么不让我们安宁呢？

皇上的脸色极不好看，几次批示，近于呵斥。徐阶吃不住劲儿，只好乞休。

休就休吧，隆庆也来了执拗劲儿，只给了徐阁老回家可以乘坐驿车（官家邮车）的待遇，其余的，没有了。经过李春芳的说情，才勉强给了退休金和名义褒奖。

什么先朝首辅、国之大佬？大臣就是我皇家的奴仆，太监才是我的体己人。

隆庆二年（1568）七月，徐阶十七年的大学士、七年的首辅生涯，就这么结束了，距离他完胜高拱仅有一年多。而且，这一去就再也没有返回政坛。这里面，不能排除隆庆皇帝是在为他的老师出气。

临走时，徐老爷子把朝政大事和家里的事，都托付给了张居正——这是他布置下的最后一道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