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入阁实际上是一场悬崖之舞，很少有人不失手的。

最可怕的是，皇帝对于内阁的授权或放权，是没有法律界定的，全凭皇帝一己的好恶。皇帝对于辅臣的评价，非理性的居多，有如小家千金豢养宠物，赏罚都比较任性。大臣的地位甚至还不如宠物，锦衣卫（皇帝侍卫兼情报机关）、东厂（特务机关）主要就是对付大臣的。辅臣的言行，甚至辅臣家中仆人的举动，都在被监视之中。高官之途，像是一条钢丝绳，荡呀么荡悠悠，经常险象环生。

一旦帝眷衰退，或者有什么言论触到了“逆鳞”（触怒皇帝），那就会失权、丢位，甚至掉脑袋。如夏言、严嵩那样的宦途高手，也都在所难免。

所以入阁就是一场赌博，是皇帝拿着骰子，让大臣下注，输赢是皇帝说了算，而不是你自己玩得高明不高明。

阁臣在职的辉煌和失位的仓皇，构成了一个最有吸引力的赌局，不断有人甘愿飞蛾扑火。

这就是人性。这就是阁老权力尊严的魅力。

属官的谄媚，贿金的源源不断，令人迷醉。大学士们只迷醉于这只夜光杯装满美酒的时候，而不大考虑它被粉碎的时候。

张居正眼下踏入的，就是这个高处不胜寒的地方。

他考虑到后果没有？预测过前景没有？未来究竟有多少胜算？客观地说，他有过考虑，但不可能清晰地预见到来日的祸福。

他的选择，是一往无前。因为他所尊崇的人生哲学，与他的老师大不相同。徐阶崇拜的是“陆王心学”，认为凡事当自求于心，不应求诸外物。心之本体，即是天理，主张“致良知”。

什么叫“良知”？天知道！大概就是近世的所谓“人文精神”吧？反正是求诸个人的道德净化，遇事可以权变，不要固执，不能硬来，讲究一个平衡，维持现状为好。徐阶老宰相“一味甘草”的外号，就是这么来的。

而张居正不同。他是讲究实学的，痛恨士风人情渐已落入宋末的窠臼。他说，现在的迂阔虚谈之士，动不动就拿宋末的乱政来影射现在，然而都是别人嚼过的糟粕，无助于实用。

尽管在徐阶影响下，他曾深受阳明心学的熏染，又与阳明后学之辈多有私交，但他观察心学的拥护者，却别有眼光。

张居正坦言：我也曾经周旋于他们之间，听其议论。然而发现他们的真实目的，就是沽名钓誉，为爬上去找个捷径罢了。他们所说的“道德之说”（人文主义），就是佛祖所说的“虾蟆禅”，以趋异为能事，专门滥用新名词，其实是王学的末流，已显出空疏之弊。

他指斥时弊的话，说得很尖锐：我看近来的学者，皆不务实，不求真正的效果，只在言辞概念上下功夫，讲得虚无缥缈，都是大而无当的东西。

这真是一个奇怪的逻辑——侈谈学问的人，皆言要遵循孔子，却不去钻研孔氏的治世学说。说起来人人都有主张，但如何实行，却无人感兴趣。

张居正本人，却是要治国平天下的，一贯所研习的是经世之学。何谓经世？也许他的两句话就可以概括，即“安民生，饬军政”。为了富国强兵，就是要“尊主权”“振纪纲”。要使人们有所敬畏，大家才能做事。

刚进内阁的时候，他就想做一两件实事。有人对他失望，议论说：“我以为张公掌了权，能行帝王之道，然而看他的言行，不过富国强兵而已，太令人失望了！”张居正听说后，一笑：“您过誉了！我怎么能有本事富国强兵？”他反驳说，孔子、舜帝、周公，开口说的都是“足食、足兵”这两件事，他们的理念，就是所谓的帝王之道了吧？但他们又何尝不想富国强兵！

他自称所遵循的理念是：以脚踏实地为功，以崇尚本质为行，以遵守成宪为准，以诚心顺上为忠。

张居正很早就形成了这样的一套实学理念，并准备将之付诸实践。在内阁中，他有时也痛感“人事不齐，世局屡变”，导致匡济之业宏图难就，但他并不畏惧失败。他曾在一封写给徐阶的信中说，如果万一失败，那就是天数如此了，大丈夫既以身许国、许知己，那就唯有鞠躬尽瘁而已，其他更有何话可说？

敢于任事，不避毁誉。这就是张居正的性格。其勇气的来源，就在于他的理念。

不是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吗？现在可以看清楚了，心怀天下与苍生，便是他的鸿鹄之志。</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