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谁是那只最后得胜的黄雀

张居正当了庶吉士,食君禄、吃皇粮,进了人人都羡慕的清要之地翰林院学习,似乎是应该趁着新鲜出炉的劲儿,加紧去拜谒权贵,编织官场关系网了。可是,从各种记载来看,他偏偏在这以后,有过一段漫长的沉寂期。

与他后来执政时的敢于任事、杀伐决断比起来,这一段时期的忍耐,简直就是奇迹。

当然,这也不奇怪,从来就没有天生的政治家。古代的官场,演员有时候的登台表演,到最终是要以生命为代价的。因此,要活着并活得比别人快乐的话,韬晦、平衡、隐忍,这些看上去不怎么磊落的本领,没有是不行的。

张居正这时是在冷眼旁观。翰林院冷冷的孤灯下,他在学习——屠龙有术,不学不行啊!

他这几年所忙的,是研究典章制度和前朝旧事,也就是学政治的法则,学执政成败的案例。他的潜龙之志,就表现在这里。

在明代,知识分子标榜才华是一种时尚。人们渴望能像唐人宋人那样,凭一首好诗词就流芳百世。这种标榜名气的小团体也空前地多,什么“前七子”“后七子”“十才子”“八俊八杰”……都是些志大才疏的人。其实,唐宋诗文传到后来,谁还能记得住这些名堂?不须墓草一枯荣,只怕是浮名早已消散,连影子都没得一个了。

张居正有了少年时代的教训,对那些花架子不屑一顾。三年的苦读,心得不少,他果然就学好了屠龙术。这一点,从他后来执政时的游刃有余,就能看出来。

三年以后,他庶吉士毕业,因为是二甲进士及第,所以照例点了翰林,任翰林院编修(正七品)。毕业那一年,他上了一道议论朝政的奏疏(给皇帝的建议、报告)。这是他在嘉靖一朝中仅有的一次。

他说:天地间的财富,是有数的,如果用得克制,天下百姓就比较宽裕。如果穷奢极欲,天下就会匮乏。然而现在民力有限,税费无穷,而王朝之费,又数十倍于国初之时,大官之供,岁累巨万,权贵征索,欲壑难填。总之,说的就是上流社会对老百姓的搜刮太厉害了。

民何以堪啊?——这个年轻人,毕竟还是有血性的。

这个关于理财的题目,跟他在科举时做的八股文,内容是一样的,只不过这次说的更多了些。

奏疏上去,如石沉大海。张居正也就不再说了。他知道,还没到他说话的时候。此时,朝政正纷乱如麻,估计沉稳如张居正者,也是看得目瞪口呆。

就在他入京的第二年,嘉靖二十七年(1548),内阁首辅,也就是相当于当朝宰相的大学士夏言,一个不小心,被著名的大奸臣严嵩构陷,让嘉靖皇帝下令给杀了。

死得惨哪!是弃市,也就是在西市(今北京西四牌楼)给砍了脑壳。一代名臣,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

张居正看到了:血,阴谋,绞杀,你死我活!

他不能不面对朝堂内斗的残酷,也不能不体会到权谋的重要。这是大明帝国史上,从朱老皇帝杀宰相胡惟庸以来,一百多年间,头一个首席大臣被皇帝杀掉。昏君如虎,权臣似鹰,他张居正就甘心做一只兔子吗?

此时,朝中的顶级人物究竟在干些什么呢?

绞杀!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这是一场静静的谋杀。在热带雨林里,有一类树,就叫绞杀树。它们是附生植物,寄生于其他的大树树干上,慢慢长出纵横交错的根,包裹着寄主树,一面盘剥寄主的营养,一面与寄主争夺阳光雨露,迅速壮大自己。当它的无数条根伸入土中,就形成了自身强大的根系,能独立生存了。这时,密布于寄主树树干的根便急剧扩张,紧紧缠着寄主,直至寄主窒息而死,哪怕你是参天大树。

嘉靖一朝的内阁,就是一场不断有参天大树倒下去,又不断有新的参天大树矗立起来的连台好戏。内阁里捉对儿厮杀的,都是当朝声名显赫的大学士、国家重臣,货真价实的首席宰相和副宰相。

在中国古代的官场里,国家兴不兴,国家亡不亡,那都是很次要的事;而个体意义上的成败,即我兴不兴,我亡不亡,才是天地间第一要务。即便官至万人之上的宰相,也摆脱不了这种惯性思维。

当然,在这里,“宰相”只是个借用的说法。明朝从朱老皇帝的洪武十三年(1380)起,就没有了宰相。个性皇帝朱元璋,亲手把秦、汉以来延续了约一千六百年的宰相职务给灭了!

自古以来,宰相辅佐帝王,乃天经地义之事,乡绅大地主还需要一个管家呢!在政务系统中,宰相之权,仅仅略低于皇帝。皇帝最高,宰相就是次高。

古来有不少明君贤相、政通人和的美谈,从管仲到耶律楚材,那也是一颗颗璀璨的明星。但是也有君臣互斗、反宾为主的例子,如霍光、曹操、司马懿、桓温……都是一手遮天、压倒了皇上的霸道宰相。

可是像曹操这样有帝王气质的“相”,毕竟两千年才可能出一个。宰相在大多数的历史时期里,还是听吆喝的多。由于出了一个曹丞相,历代新朝在调整典章制度时,总是在不断加强皇权、削弱相权。到了朱老皇帝坐天下的时候,皇权之高,已经根绝了宰相“篡汉”而代之的任何可能性。

但是,朱元璋是个很强硬的开国皇帝,他和宰相老是搞不好关系。他的个性,似乎也有遗传,断断续续遗传了下来。前面说过,在很多时间段里,大明的皇帝与权臣,关系总是别别扭扭的,不大和谐。

朱元璋和很多刚愎自用的一把手一样,都有共同的毛病——对待副手太苛刻。用个窝囊废吧,嫌碍事;用个精明强干的吧,总猜疑小子没准儿有野心,让人家左右都不是。

早在大明朝成立之前,老朱自称“吴王”那时候,他就有宰相。那时老朱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农民做皇帝,知识分子来辅佐,不是正好吗?明代宰相的名称是丞相,分左、右两个。明代尚左,以左为贵,所以左丞相是第一丞相,右丞相居次。

大明的第一代丞相,是两位开国功臣:左丞相李善长,右丞相徐达。一文一武,挑选的人还是不错的。后来又有汪广洋、胡惟庸先后为相。有明一代,当过宰相的就这么四个人。

可是他们的结局,那就太悲惨了。四个人,除了徐达干了两年多,得以善终以外(也有人说,是老朱用一只蒸鹅害死了他),其余的三个,都因为所谓谋反案,或被诛,或被赐死,甚或被灭门!所谓谋反案,历时数年,株连蔓引,竟陆续杀了三万多人。

这就是明初震动一时的李善长、胡惟庸案。实事求是地讲,李善长、胡惟庸都是很有才干的人,政务也不能说处理得不好。但他们越是多谋善断,老朱就越不舒服。

什么都是你们说了算,要我皇帝干什么?你们周围聚集了一批死党,他们怎么不来走我的门路、拍我的马屁?就这么,老皇帝跟权臣赌起了气。史载,胡惟庸谋反是有证据的。不过,都是来自告发者之口,或是同伙在刑讯之下的口供,很难说是否真有其事。

追究胡惟庸,并不是老朱先发现了有谋反迹象。而是有谣传说,元勋刘伯温因病暴死,是吃了胡惟庸私人医生开的药。根据这不靠谱的谣传,就要整肃一个大臣,这分明就是找碴儿。老皇帝一放出风来,人人都知道胡惟庸要倒台了,其中有想撇清的、想立功的、想报仇的,那还不纷纷起来,不弄出谋反的名堂来才怪!

杀胡惟庸时,是洪武十三年。老朱越想越气:丞相还要谋反,要之还有鸟用?于是撤销了这个官职,连同丞相的办公署中书省,也一并砍掉。我宁愿不要诸葛丞相为我做军师,也不想将来有曹丞相逼迫我儿孙下台。

我老朱要自己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