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大人，浪漫主义者也，人品、文采无可挑剔，然而书生治国，昧于实事，所谓“新政”扰民太甚，最终落得个“拗相公”的诨名儿，遗憾千古。且新政一出，用人不当，开启了党争。朝中小人借“新党”之名以营私，官员群体的敦厚之风一扫而空。说北宋江山就断送在他的冒进上，也无不可。

而张居正怎么样？

他上台之初，帝国机构臃肿，官僚因循守旧，效率极为低下。历史学家、文学家朱东润先生曾有过描述，说那时政坛的法令、章程，一切只是纸笔的浪费。成日地办公，其实只是办纸！文牍发下去，各部院归档，便从此匿迹销声，不见天日。国家机构成了大小官员混饭吃的空壳子。

唯有张居正卓然独立。他不想学王安石头撞南墙去乱改祖制，不想搅乱朝纲，他的办法是——老祖宗纸上写的，你就得给我办到。

你听张居正说的这几句话：“车不向前走，是马不用力。不鞭打马而鞭打车，又有何用？”

不对吗？车跑得慢，是马不用力。

张居正，他抓住了一个庞大帝国的软肋——效率。

这位古代的效率专家，创造出了奇迹。其实，他也创制了新法，首要的一个就叫“考成法”。考成，就是考核工作成绩，不听你说了些什么，单看你做成了没有。汇报汇报，不看材料，请拿实实在在的干货来。

“考成法”再辅以高压，立刻见效。瞒报虚报的，雷霆打击就会接踵而至。官员们哪个再敢敷衍？自此，一切臣僚，不敢文过饰非，政坛风气为之一新。

真是令人神往啊！

张先生仅在朝中做了十年大佬，帝国机器就又开始飞转了，效率达到了极点。有明一代，国祚二百七十六年，这尾巴上的几十年，不妨说，就是赖张先生一人之力才得以延续的，这是不少史家的共识。

关键是，老百姓从中也受益不小，这方面我将在后面慢慢谈。

这样的宰相，这样的大臣，你能诟病他什么？他不忠于国家吗？他眼中无视民间疾苦吗？他专权是为了私利吗？

没有这样的证据。

固然白璧也有瑕疵，张居正身上，也有很深的时代印痕。可是，我们究竟有多少资格，可以苛责古人？就为民谋福祉来说，他已经做得足够好。

在一个庞大而衰败的体制下，张居正，作为一个文官首领，已经把扭转积习的能量发挥到了极致。

老辈子时候，大戏开演前，先得敲一会儿定场锣鼓。咱们这里，也准备先敲它几家伙。不然你体会不到，这大明帝国近三百年历史的晚期，出的这个张居正是个何等厉害的角色。

这定场锣鼓，我是想说，看一个王朝要怎么看？

唐宋元明清，前面再加上秦汉，这几大王朝，两千多年来相继登场，承袭了前代衣钵。看起来相似，却又各有王朝的性格。

那就是，秦暴虐，汉宽宏，唐彪悍，宋懦弱，元粗陋。到了大明，怎么看？

明之所以不像汉唐那般祥和、盛大，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的皇帝和朝中重臣，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拧着劲儿，不怎么搭配。拗来拗去，拗出了大麻烦。

其实这个大明，原本也没那么糟糕，说起来，也是极有特色的一朝，在历史上独占一份的物事特别多。

先说它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由农民领导的农民起义最终成功,从而开创的一代王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就是穷得赤条条的一个农民。历朝历代中，几乎所有开国皇帝，都是豪门贵族出身。因为无论起兵还是篡位，豪门出身，都是必不可少的雄厚资本——当开国皇帝可不那么简单。

这中间，只有两个是老百姓，刘邦和朱元璋。然而严格地说，刘邦也不是平头百姓，他是个亭长，有职务，虽然是个帝国最末等的小官，相当于招待所所长兼治安队队长，但正经是个基层小吏。

朱元璋却是个纯正贫农，十七岁那年，家乡濠州钟离县（今安徽凤阳）遭灾，几天内，他接连死了老爹、老妈和大哥，都死无葬身之地，穷得真是够可以的。想去帮人当长工，也没人要。

这苦娃子，当时还没这么堂皇的名字。元璋，还宝器呢！那时他叫朱重八，后来又改为朱兴宗。其实，这才是个好名字，好到跟他后来的发迹相吻合。

他农民当不成了，去当了四年多游方和尚，雅名叫托钵僧，其实就是要饭的和尚。这期间，他走四方，广交朋友，加入了秘密造反团体“明教”。

明教这个团体，神秘兮兮的，有时候被官府打压得狠了，就转入地下，托名为白莲教或弥勒教。史载，明教属于摩尼教，来自波斯，唐时就进入了中国。教规是晚上不熄灯（帮助光明战胜黑暗），不吃大葱，礼拜天（密日）晚上聚会一次。老朱对这个团体挺有感情，据说他后来建国取的国号“明”，就与此有关，看来还是个不忘本的人。

这时候，已经是元朝气数将尽的年头了，修黄河修得人心思乱。

到了元至正十一年（1351）五月，刘福通在颍州（今属安徽阜阳）起兵，天下果真就开始乱了。八月，“芝麻李”在徐州响应，连他自己在内聚了八位壮士，一举拿下徐州城（元代的地方防卫也真是太差），立马扩兵十万。

转年二月，大财主、明教兄弟郭子兴（也就是朱元璋后来投义军的东家）在濠州起兵响应，带领几千娃娃兵，占了濠州。这三支队伍，都是红布包头，史书上称“红巾军”。因为他们很讲究烧香仪式，所以当时老百姓都叫他们“香军”。

这郭子兴的队伍，攻占的就是朱元璋家乡的州城。此时，朱元璋早已结束游历，回到了他当和尚的皇觉寺，待了有三年了。这三年，风调雨顺，他就和庙里的兄弟们，种几亩庙产所属的土地过活，填饱肚子而已。就在这时，他有个儿时的朋友汤和，投奔了香军，写信来劝他入伙。老朱对此很警觉，赶紧把信烧了，但是仍有同寺的和尚知道了。这还了得！眼下元军不敢去碰香军，正在乡里四处骚扰，专抓那些看着不顺眼的人，好去冒功领赏。

朱元璋，危险了！

去投香军？没那个胆儿。跟朋友商量，朋友说：“与其让官家锁拿，不如反了算了！”老朱还是犹疑不定，现在是保脑袋要紧，哪里能想到将来坐天下？于是，求助于神，在伽蓝神像前投珓（占卜用具，相当于投币看正反面），一面祈求说：“要是我跑出去能活，神啊，你就给我两个阳面；要是留在这里不动好呢，就请你显示一阴一阳。”结果，两次都是两个阴面——跑也不好，留也不是。最后，他又问神说：“起义能有前途吗？神不误我，请再显示一遍双阴。”然后他把珓扔在地上，一看，又是双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