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4年到1933年之间的10年也是相对平静的10年，德国被接纳进国际联盟，利用贷款促进经济建设，欧洲的各大城市也变得更加漂亮，人们似乎又开始理想主义了。

在这期间我去过许多地方，现在我不再是个名不见经传的人了，到处都有我的朋友和读者。这给我带来了不少好处，我可以更为有效地宣传那个多年来已经成为我为之毕生奋斗的理想：争取欧洲的精神统一。为此我在瑞士用德语发表演说、用法语在布鲁塞尔发表演说、用意大利语在佛罗伦萨发表演说、用英语在美洲发表演说。我现在到处可以见到各国最优秀的人物，他们就像我的朋友一样。这些当然不是我求取的，而是自动送上门来的。

在这众多的旅行中，有一次我感到特别兴奋，就是去新生的俄国。萧伯纳、威尔斯、纪德等都去过这个国家，他们回来时有的热情满怀，有的失望沮丧。我的书在那里流传很广，有由高尔基作序的全集。1928年夏天我应邀去莫斯科参加托尔斯泰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活动并在纪念晚会上发表贺词。我在那里度过了高度紧张的14天，我感到这是一个官僚制度盛行的国家，新官僚们热衷于批条子签文件，而时间就这么白白浪费了。

我在俄国所见到的一切，再也没有比托尔斯泰的坟墓显得更伟大、更使人感动的了，它不过是树林之中一个由土堆积起来的墩子，没有人看守，也没有人保护，只有几棵大树给它遮阴。它是如此简朴，却是全世界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墓地，远甚于大理石拱门下的帝王陵寝，例如拿破仑或者威斯敏斯特的陵寝。

我从未见过墨索里尼，但他是我在意大利最热心的读者之一，有一次，为了帮助一个可怜的妇女，她的丈夫因为想帮助他人被判入狱，我给墨索里尼去了一封信，请求他怜悯那可怜的女人，结果他不久就完全赦免了那女人的丈夫。如果说我有一件文字的工作曾产生过作用，那就是这封信了。

在那风平浪静的最后几年，我生活的萨尔茨堡已经成了欧洲的艺术中心，我的住所也成了来萨尔茨堡的艺术家朋友们的必到之地。在那段时间，世界各地的画家、演员、学者，谁没有到过我家呢！罗曼·罗兰、威尔斯、乔伊斯、房龙、施尼茨勒、理查·斯特劳斯，等等，还有托斯卡尼尼，好几年时间，我是他排练时最忠实的客人之一。这些岁月渐渐恢复了我对这个世界、对人类的信任。

这时候，我仍然拿出许多精力来从事我对名人遗物遗墨等的收藏，我渐渐成了这个领域的第一权威。这时候我的收藏已经开始向精的方向发展，我只收集一位艺术家处于鼎盛时期的手稿，它们具有永恒的历史价值。例如我有达·芬奇的手稿、拿破仑手写的军令、尼采《悲剧的诞生》最初的手稿，巴赫、韩德尔的手稿等等。至于我收藏的莫扎特和歌德的手稿能够勾画出他们一生的轮廓。由于一次好运，我还得到了贝多芬去世时房间里全部的陈设，包括他的一绺白色鬈发。

后来，随着希特勒时代的到来，我的收藏也结束了，我放弃了它们，并且不感到后悔。在那个敌视一切艺术的时代，我们这些被追逐、被驱赶的人还必须学会一门新的艺术——舍得放弃的艺术。

岁月就这样随着写作、旅行、学习、读书、收集而年复一年地逝去了，当1931年11月的一个早晨我醒来时，已经是50岁的人了。

在德国有这样一种习俗，一个作家50岁时要在报纸上大大庆祝一番。这可累坏了那位可怜的老邮差。岛屿出版社特意出版了一本我各个语种的著作目录，作为庆祝我生日的礼物，它本身就像一本书了。

萨尔茨堡距慕尼黑只有两个半小时火车，那里发生的事这里很快会知晓。我正是在这里第一次听说了希特勒这个名字。

这时候，希特勒的奸雄本色已经暴露出来，多少年来，他早已经借助他的幕后指使者为自己在各阶层赢得了广泛的支持，他完全知道怎样用许诺来欺骗各方面的人，从而使他在掌权那天，即使在最对立的阵营里也传来一片欢呼声。

一开始，大家都不把希特勒的上台看作一件坏事，甚至犹太人也并不感到十分不安，他们认为一个德意志帝国的总理当然一定会阻止反对犹太人的野蛮行径，何况德国是一个牢固的法治国家，有法律作为他们权利的保障。然而不久国会纵火案发生了，霎时德国的法律已经化为乌有。紧接着出现了第一批逃难的人。在国际上希特勒一开始并没有做出什么惊天之举，他却成功地运用慢慢试探、逐步升级的战术来对付一个在道德上、后来是在军事上越来越孱弱的欧洲。

在对待犹太人方面也是如此，1933年和1934年，虽然有一些德国大学生公开烧毁我的著作，不过，对于我来说，我的作品能够与托马斯·曼、爱因斯坦、弗洛伊德的伟大杰作一起被烧毁倒是一种荣幸呢！这样我就添了一件令自己高兴的事——令希特勒恼怒。

这时候，在奥地利也不太平了，许多纳粹煽动者越过了边界来到这里招募新成员，我的一些老朋友在街上见到我也开始故意躲开。于是我决定去国外度过冬天，我原来只是想短暂地逃避一下，想不到这次离开我美丽的家园竟然是一种告别，这是1933年10月的事。

我在1934年2月底到达了英国，对它我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因为我已经决定在这里长期居住。

我被一片陌生感包围，我已经50岁了，却又要一切从头开始。

我在英国的最初几年很少感觉是一种流亡，我的祖国还继续挣扎了4年，我随时可以回家，我的书很好地保存在家中，我还持有奥地利护照。那种可怕的、没有亲身经历永远体味不到的失去祖国的处境还未开始。

在这几年里，我的整个灵魂并没有在英国，对欧洲的忧虑促使我在从希特勒掌权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那几年里经常出去旅行，甚至两次横渡大西洋。这时候我隐隐有一种预感：我们的未来，以及我本人的未来，是在远离欧洲的大洋彼岸。

我到了南美，在阿根廷和巴西看到了那广阔的没有被鲜血和仇恨污染的土地，那里有无限的空间和未来的粮食。特别是巴西，一种奇怪的预感使我觉得我可以在那里安宁地生活。欧洲文明的一切能够在这里以新形式得到辉煌的延续和发展，我看到了自己的未来。

1938年3月13日发生了惨无人道的事件。这一天，奥地利和整个欧洲都成了赤裸裸的暴力的牺牲品。人们将会毛骨悚然地看到，那个空前绝后的仇恨狂人在20世纪的那座文化之城里犯下了什么样的罪行。在那里，大学教授必须用赤裸的双手擦洗马路，虔诚的白胡子犹太人被拽进神庙，跪在地上齐声高呼：“希特勒万岁！”我母亲84岁了，她每天要做一会儿散步，在街道边的凳子上坐一会儿，然而希特勒在占领这座城市几天之后就下令犹太人不准坐长凳。这只是他们那些随意想出来的折磨人的肉体的许多禁令中的一条。

希特勒占领维也纳几个月之后，我的母亲就去世了，我为她感到庆幸，她逃脱了以后更加残酷的折磨。

奥地利被占领后，我失去了奥地利的护照，不得不去向英国当局申请一张白卡，即一张无国籍者的身份证。我一开始不在乎，因为我不用再为某个国家承担义务。但不久我就明白我又降了一级，昨天我还是一位外国客人，今天我就成为一个流亡者了，所有国家突然都对我们这类无国籍的人表示不信任，如果我们在那个国家变得令人讨厌或者停留的时间太长，就可能会被驱逐或者遣返。

事实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使人感觉到世界大倒退的大概莫过于限制人的行动自由了。1914年以前，世界是属于所有人的。每个人想到哪里就到哪里，想在那里待多久就待多久。没有什么同意不同意，没有什么允许不允许。那时候不用护照，或者根本没有见过护照。人们上车下车，不用问人，也没有人问你。那些国境线只不过是象征性的边界而已，人们可以像越过格林尼治的子午线一样同样无忧无虑地越过那些边界线。而今天由于大家互相之间那种病态的不信任，海关官员、警察、宪兵队已经把那些边界变成了一道道铁丝网。

在我失去护照的那天，我已经58岁了，我发现，一个人随着祖国的灭亡所失去的，要比那一片有限的国土更多。

就在最后的灾难来临之前，我有幸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日子。他的学生波拿巴公主将这位仍然留在维也纳的最重要的人物救了出来。我在维也纳时就已经认识了他，和他的每一次谈话对我来说都是莫大的享受，我既学到了不少东西，也对他钦佩不已。在我们那个时代还没有人像他那样扩大和深化过有关精神的知识，他给自己的祖国增添的荣誉是世界性的和超越时代的。此后我们常常在一起，我们也常常谈论战争和希特勒世界的恐怖。作为一个有人性的人，他深为震惊。可是，作为一个思想家，他对那些可怕的野蛮行径一点也不觉得奇怪。他说，有人总是责骂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因为他否认文化能战胜本能。现在人们看到——这自然不会使他感到骄傲——他的见解得到了最惊人的证实，即野蛮残酷、自然的毁灭本能在人的心灵中是铲除不掉的。

逃到伦敦的犹太人越来越多，他们到各个领事馆去苦苦哀求，能到哪里就到哪里。有一个我过去认识的大工业家兼最有知识的艺术收藏家想去海地或者圣多明哥这些地方，还有人在问怎样才能去上海，他称听说中国人还会接受他们这些人。就这样，那里一个人挨着另一个人，拥挤不堪，他们是过去的大学教授、银行经理、商人、地主、音乐家。每一个人都准备拖着自己生活中可怜的破烂越过大地与海洋，他们什么都干，什么都能忍受，只要能离开欧洲，远远地离开，远远地离开！

我在那几个月里离开了伦敦，隐居到了乡间，我在我的一生中从未像当时那样感觉到自己对世界发生的事完全无能为力。

1939年9月1日，我准备第二次结婚，去民政局登记，就在一位官员准备替我们登记的时刻，有人大喊德国人已经入侵波兰，战争爆发了，我刹那间成了敌国公民，登记也不让了。

战争又降临了，一场比以前世界上的任何一次战争更可怕、范围更广的战争。

我知道，过去的一切又全完了，一切业绩化为乌有——欧洲、我们曾为它而活着的故乡遭到了彻底破坏，远不止我们自己的生活。

1941年9月，茨威格像他曾经直觉过的一样，移居巴西。这年11月，茨威格将《昨日的世界》手稿寄给出版社，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规模更加空前。德意日法西斯在战争之初一路势如破竹，民主国家空前危机。

1942后2月23日，他听到了英国在亚洲最主要的基地新加坡沦陷的消息。绝望终于使他走上了绝路。这天，他与妻子在里约热内卢近郊的寓所内双双服毒自尽，终年61岁。</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