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黎没有谁去关心什么种族、阶级，完全没有德国人那种等级观念和奴性；谁都可以和自己喜欢的女人一起去散步，每个姑娘都可以找到一个与自己般配的男人，每个小伙子都可以找到一个对两性关系比较开放的活泼女友。没有什么上等和下等，即使一个地道的农民坐在燕尾服男士和浓妆的女士之间也不会感到拘束，到处都是一样的热闹和欢乐。

我找到了一家颇为简陋的小旅馆，从房间里的窗户望出去就可以看到罗亚尔宫的花园。我极喜欢这个地方，记得有一次安德烈·纪德来看我时，对我能够在巴黎市中心找到这样清静的地方感到十分惊讶。

我急不可待地在巴黎的大街小巷四处溜达，我深切地感受到，我现在看到的巴黎在以前伟大的文学名著中都已经看到，只是实际生活中的更加生动罢了。维尔哈伦带我去看一些人，他们身处这灯红酒绿的地方，但每个人都沉浸在自己创作的静谧之中，犹如待在一个孤岛之上。我不久就和这些人熟悉了。他们大多数人都有一个清闲的职位，一方面能靠职位带来的收入生活，另一方面这工作又不占用多少时间，使他们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创作。他们创作并不是为了追名逐利，相反，他们是为了一种崇高的目的。

我在巴黎见面次数最多的是里尔克，与他的关系也最好，他是那种一丝不苟的语言的守护人和献身于语言的人，将自己的全部爱奉献给了诗歌语言，绝不迎合潮流和舆论，而是去追求不朽的生命力。他过着一种极为隐秘的、不显眼的生活，连固定的住所都没有，总是在世界上漫游，连自己都不知道下一步会到哪里去，因此要找到他是极其困难的，我之所以与他相遇也纯属巧遇。

不过在巴黎我也交往了一位伟大的成名的艺术家，那就是罗丹，也是维尔哈伦介绍给我认识的。我见到他后得出了两个结论：一是伟大人物总是心肠最好的，二是伟大人物在自己的生活中几乎总是最朴实的。他曾请我参观他的创作室，不过当他创作时完全忘了我的存在，由此在一小时内我就看到了一切伟大的艺术永恒的秘密：全神贯注。

我原来准备在巴黎住到5月底再去伦敦，不过我被迫提前了，因为我遇到了一桩麻烦。这桩麻烦称得上是奇遇，原来，我有一次箱子被偷走了，房东帮我找到了小偷，我很可怜他，拒绝控告，于是房东对我大感恼火，处处与我为难，我只好卷铺盖走人了。

从巴黎到伦敦的感觉就像一个人从炎热的夏天突然走进阴凉之中。我在这里很少与文学界接触，当然也见到了一些文学人物，如诗人叶芝和一位孤寂的、有争议的天才威廉·布莱克。不过我十分之九的时间都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写作或者去大英博物馆参观。

对于我的青年时代的最后几年，我的记忆相当模糊，我记得当时我已经发表作品，我的名声已经传开，甚至传到了国外，帝国各大报都供我发稿，而且不用我投稿，他们会向我约稿。不过，在一些人的引导之下，我的目光开始走出文学，甚至走出欧洲。

这些引导者中间最重要的一位是拉特瑙，他是一个在那最悲剧性的时代能驾驭德意志帝国命运的人，也是希特勒在攫取政权前11年就第一个被纳粹分子暗杀的人。他是我诚挚的老友，将我的视野由文学扩展到当代历史，并且首先鼓动我走出欧洲。于是我照他的规劝，第一次走出欧洲，到了印度。印度给我的感觉是可怕的忧郁，那里的人们骨瘦如柴，精力衰竭。我在外国期间认识到了与我以前的世界的人完全不同的另外类型的人，不过这时候我早已不把欧洲视为我们这个世界永远绕之旋转的核心。

后来我又去了美洲，在美国，我通过去职介所找职业为借口了解这个自由的国家。

现在，我在新世纪已经生活了10年，这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最后几年，我从来没有比在这几年更加希望欧洲的统一，更相信欧洲有前途。因为我看到的普遍的繁荣、科技的发展、财富的剧增，甚至人们也通过日益盛行的体育运动变得更加漂亮和健康，这一切使我仿佛看到了一缕理想世界的曙光。

然而，乌云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悄悄涌来，欧洲各国之间没有统一，而是更加分裂。到处开始弥漫着战争的不安。于是许多人起来反对这些，要求各国人民之间和睦相处。这些人需要有一个领袖，一个高瞻远瞩之人，这个人就生活在我们中间，他就是罗曼·罗兰。

1913年，从我与罗曼·罗兰的第一次谈话中我就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责任是：不是没有准备的和无所谓地面对可能爆发一次欧洲大战的事实。

但是，1914年6月28日萨拉热窝的枪声揭开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黑幕。

我深深地看到，这就是弗洛伊德所看到的人类那内在的要消灭这个有法律、有条文的正常世界、要求放纵嗜血之欲的本能。

我自己没有陷入那种爱国主义的狂热之中，原因之一是我长期过着一种世界性的生活，要我一夜之间去恨另一个国家的人民是做不到的。在我的内心，从战争的最初一刻起，我就肯定自己要当一个世界公民。

就这样，我写下了《耶利米》，我觉得这剧本才是我的第一本书。我并不相信它能够上演，但即使如此，它也帮助我度过了最困难的时刻，我通过它使自己解脱了自己。总之，当我对时代的一切都不满意的时候，我却找到了自己满意的东西。

1917年复活节，《耶利米》的剧本出版了，遇到的情况出乎意外：两万册剧本很快销售一空。

不久我又接到了瑞士苏黎世市剧院经理的信，说要立即将我的《耶利米》搬上舞台，并邀请我参加首演，我立即同意了。

一进入瑞士，我立刻有从令人窒息的空气中突然来到自由世界的感觉，惊奇于食品架上的东西琳琅满目。不过我来这里最要紧的事不是我的剧本，而是找到罗曼·罗兰。

我立刻前往日内瓦，终于站在他的房间里时，我心里完全意识到，站在我面前的这位朋友是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人物，这位和我交谈的人代表着欧洲的良知。后来在我们的交谈中，他给我看了列宁在离开瑞士回俄国发动革命前从他坐的那列封闭的列车上给罗曼·罗兰发来的电报，恳请他一起到俄国去。列宁清楚地知道，罗曼·罗兰的道德威望对他的事业会有多么大的帮助！

在瑞士我还遇到了詹姆斯·乔伊斯，他非常干脆地说他与英国没有关系，他是爱尔兰人。我认识他的时间越长，就越惊奇于他非凡的语言知识，他对许多语言以及无数词汇的含义的细微区别了如指掌。我感觉到在他身上总存在着一种孤独感。所以我后来一点也不奇怪，那部充满孤独感的、和一切都没有联系的、像流星坠入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品《尤利西斯》就是他写的。

在这期间，《耶利米》上演并取得了巨大成功。此时已经是1918年秋天了，战争的结局已经很清楚。

我们和无数其他人一样，相信随着这次战争的结束战争也永远结束了。一个新的世界已经开始，这将是我们的世界：一个我们梦想过的世界，一个更美好、更人道的世界。

但事实上，现在的奥地利已经一贫如洗，食品极其匮乏，衣服的料子只是加工过的纸，城里人将自己的东西拖到乡下去与农民交换粮食，为此甚至要褪下手上的结婚戒指。现在交易又回到了古老的物物交换，因为货币的贬值已经使它成为废纸。现在一个鸡蛋的价钱过去能够买一辆豪华汽车，不过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将来，在柏林，一个鸡蛋的价钱要40亿马克，相当于以前整个柏林所有房屋的地价。

虽然如此，我们并没有绝望，生活还在继续下去，面包师仍在烤他的面包、鞋匠继续做他的鞋，作家也继续写他的书。我从未在一个民族身上和我自己的心中感觉有过当时那样强烈的生活意志，这意志就是：继续活下去。

也许由于人民饿得没有力气了的缘故，无力起来斗争，因此，在战后几年，奥地利虽然随时可能爆发革命，然而终究没有。但这也只是表面现象，一场巨大的革命正在内部酝酿。那些政客们、军火商们仍然不停地在幕后操纵，进行秘密的谈判和签订种种秘密协定，他们有如一帮赌徒，又将国家和民众作为了赌注。而这时候在社会上，两种同样属于极端的思潮正在激烈地碰撞，就是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

我呢，在这个大潮里只有一件事可做，那就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我在萨尔茨堡山上的房子里过着隐居生活，搞自己的创作，几乎与世隔绝。现在我36岁，但已经属于老一代作家了，或者说属于已经死去的旧作家。

1919、1920、1921年三年我都是这样度过的，后来我看到一切慢慢地又好起来了，便再次跨越国界，到了近在咫尺的意大利。

我在意大利受到了很友好的接待，过去敌对的心态已经被人们抛弃了。然而战争并没有过去，我在这里看到了另外一些苗头，那就是法西斯主义。由年轻人组成的法西斯分子正在与罢工的工人争斗，他们穿着整齐的制服，唱着歌，挥舞着棍棒冲向罢工工人。我发现那是一股领导得非常好的势力。这也给我敲响了第一记警钟：在目前欧洲表面的平静下到处充满了危险的暗流。不久我在德国感到了第二记警钟的敲响。我这次去柏林，给拉特瑙打了电话。他是德国现任的外交部部长，正在国际会议中竭力为德国争取利益，他极其繁忙，只能乘去几个外国使馆拜会的路上在他的轿车中与我交谈一会。我在外交部门前与他告别，然而这却是我们的诀别：几天后他正是在我们一起坐过的那辆轿车里，在我们一起经过的那条街口被暗杀。随着这第二记警钟的敲响，德国和欧洲的不幸也就开始了。

随着拉特瑙的被杀，德国的物价飞涨，其强度远远超过了战争刚结束时奥地利物价的涨幅，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10万马克的钞票扔在阴沟里，乞丐都看不上眼，一根鞋带的价钱比过去拥有两千双鞋子的一整片豪华鞋店还高。人人事实上都不要马克，只要外汇，如果用外汇算，物价却低到了可笑的程度：用一百美元可以买到柏林市中心一座六层高楼。

这种情形一直到1924年才结束，这可以说是德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这时候，随着以令人发晕的一个新马克兑换一万亿旧马克，德国人的生活总算恢复了正常。

此后10年，即从1924年到1933年之间，也就是从德国通货膨胀结束到希特勒上台之间的10年，在这期间，我个人生活最大的变化是我获得了自己从未期待过的成就。我的数百万册作品在各家书店和无数家庭中占有稳固的地位，我拥有了大批忠实的读者，他们等待着购买我的每一本新书，《人类群星闪耀时》的印数很快达到25万册。

这也许同我的写作方式有关。只有那些每一页始终保持高潮、能够让人一口气读到最后一页的书才会令我感到满足。而我所看到过的书十分之九都描写过多，对话啰唆。因此我经常向出版商们阐述我的一个大胆的计划：把全世界的名著，例如荷马、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等，进行彻底的缩写，去掉个别累赘的部分，出版一套简明的丛书。我的著作被大量翻译成世界各国文字，使我必须购买一个特大号的书柜以放置我不同文字译本的样书。有一天，我在日内瓦国际联盟的《智力合作》统计上看到，我是当时世界上被翻译得最多的作家。不过，我只为我的书籍所取得的成就而高兴，如果读者的好奇心转移到我本人身上，那么我所取得的成就只会令我反感。我觉得，任何一个酷爱个人自由的人，一旦到处刊登照片，他身上许多最美好的东西就会遭到破坏和歪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