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这一章我应当像其余各章一样，用第三人称的形式来给这位伟大的、也是我偏爱的作家茨威格立传。

然而，这位伟人却写出了一部伟大的自传《一个欧洲人的回忆》，它虽然不同于一般的传记乃是其人生事迹的流水账，然而却从独特的视角、以优美的文字记录了他以及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它既是一部忠实的传记，又是一部杰出的文学佳作，读来震撼人心，堪称西方文学史上甚至整个历史上最杰出的人生回忆录之一。

所以我在这里对待它如同对待一部文学杰作一样，采用了原著的自传体形式。

倘若要用一句话来形容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我长大成人的世界，那么这句话就是：这是一个太平的黄金时代。

我所在的这个奥地利君主国有几乎千年的历史，国家的稳定与连续本身就是太平的最好保证。谁都不相信会有战争、革命之类，一切暴力在这个理性的时代看来都已经不可能了。

这不但是一个太平盛世，也是一个繁荣幸福的时代。科学技术每天都在发展，夜晚照亮街道的已经不是昏暗的煤气灯而是耀眼的电灯；人们已经可以通过电话与远方的人交谈；坐的不再是马车而是飞驰的汽车。这种太平盛世的景象也使人们都成为理想主义者，他们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的道德也会同步提高。

——当然这乃是假象，正如弗洛伊德早就看出来的一样，我们的文明随时都可能被人类破坏性的罪恶本能所颠覆。

我父亲的祖籍是摩拉维亚，他们早就不是正统犹太教的信徒，而是时代进步思想的追随者。后来他们迁居到了维也纳，经销手工纺织品。我父亲在波希米亚创办了一家小织布作坊，经过多年经营成为一家规模相当大的企业。他始终只用收入的极小一部分消费，而把逐年递增的巨额利润用来作资本。这样，到他50岁时，即使以国际标准来衡量也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巨富了。

虽然像我父亲这样的大工业家完全有资格被授予某种头衔或身份，然而在他的一生中从未这样做过，他宁愿不抛头露面，过着静悄悄的独立的生活。像我父亲一样，我也同样出于一种内在的自豪感，从未接受过任何一枚勋章、一个头衔，或者担任某个协会的会长，从未当过什么研究院的院士、理事或者某个评奖委员会的委员，我觉得就是坐在一张盛宴的餐桌旁也是受罪。

我母亲与父亲不同，她来自一个国际性的大家族，娘家姓布雷陶厄尔，为了经营银行业，这个家族很早就从瑞士分散到了世界各地，我们的外祖父则到了意大利，在这个家族里没有小商人，只有银行家、经理、律师、商人、教授等等。这也是一个十分自重的家族，每当较穷的亲戚中有姑娘要出嫁了，整个家族都会出力替她筹措一份丰厚的嫁妆，以免她因为嫁妆不够而“低就”嫁人。

然而，一个犹太人的真正愿望是提高自己的精神文明，使自己进入更高的文化层次。这种把精神视为高于纯粹物质利益之上的意愿反映在整个犹太民族之中。因此，一个虔诚者，一个研究《圣经》的学者的身份，在全体犹太居民中间要比一个富翁高一千倍。就连最有钱的富豪也宁愿把女儿嫁给一个穷得像乞丐的知识者而不愿意嫁给一个有钱的商人。这种对知识的敬重在犹太的各个阶层都是一致的，因此即便一个扛着背包沿街叫卖的小贩也要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的一个儿子念上大学。

然而，后来的史实证明，由于大量的犹太人从事知识分子的职业，就像以前他们只着眼于物质利益时一样，同样给犹太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我在国民小学毕业后被送进中学。除了课程之外还要另外学习许多东西，首先就是语言，要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这些死了的语言，还要学英语、法语、意大利语，也就是说，课余我必须学会五种语言。我们几乎没有体育锻炼甚至散步的时间，更谈不上有消遣与娱乐。这样的结果是，我对从小学到中学的整个生活始终感到无聊和厌倦，我不记得在那时候可曾有过什么“幸福”或者“愉快”，天天只盼望着尽早结束那可怕的岁月，总之，学校生活破坏了我一生中最美好、最无拘无束的时代。

然而这时候我们这些年轻人被迫沉浸在知识的海洋里，对这一切视而不见。直到几十年以后，屋顶都塌了时，我们才意识到：新世纪开始之日就是欧洲没落的开始之时。

在中学时代我们不屑于与女孩子交往，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都十七八岁了，已经是成熟的男性了，身体里自然而然有了那种本能并且要求满足。

那时候，妓女在城市街头可谓泛滥成灾，国家甚至给妓女颁发执照，只要她们每两星期去检查一次身体，就可以公开地卖淫了。她们就像一支真正的军队一样，分成各个兵种，例如骑兵、步兵、炮兵等，有的在几条固定的街道，有的则四处游击寻找她们身体的买主。也有各种档次，有些妓院非常高级，享誉国际，男人第一次进去会误以为是进入了某个贵妇办的沙龙，只是里面的女人有些放荡而已。

随着妓女泛滥而来的是性病横行，那时候十个年轻人中至少有一两个成为性传染病的牺牲品而丧命。在维也纳沿街到处是打着“皮肤病和性病专科医师”招牌的店子。

我盼望已久的时刻终于来到了——令人厌恶的中学生活在20世纪的最后一年结束了。我只是勉强通过了考试，因为我对数学、物理等经院似的烦琐课程懂得可没有多少呢。一毕业，同学之间长达八年之久的团聚也烟消云散了。我们大多数人进了大学，那些不得不去找工作的人只能用羡慕的眼光看着我们。

在那个时代的奥地利，当一个大学生会比没有上大学的同龄人感觉优越得多，这主要是因为那时候，奥地利的大学生享有许多来自中世纪的古老特权。例如，大学生不受一般法庭的制裁；警察不得进入大学来搜捕人或者找麻烦，甚至在街上也不能抓大学生；大学生穿着特制的制服，他们有权与人决斗而不受惩罚，等等。这样的特权在西方大学曾经普遍，现在只有奥地利和德国这样的操德语的国家还保持着并且凌驾于法律之上。

这些特权中关于决斗的条款产生的后果最大，那些大学生们为了显示自己的男子汉气概，总是想办法去决斗，经常向警察、军官和其他大学生等他们认为有资格与他们决斗的人寻衅，要是哪个脸上没有几道用击剑决斗留下的刀疤会觉得简直是一种耻辱。

这当然不是说所有大学生都这样，我就不属于这些人中的一个。对于我这样早已把心献给文学的人来说，连学哪一种专业都完全无所谓，我一向认为好的书籍胜过好的大学，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理。所以我至今仍然坚信：尽管一个人没有上过大学，甚至没有读过中学，他仍然可以成为一个杰出的哲学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法学家或其他什么家。因此，我在大学选择专业时，不是选哪个专业最吸引我，而是哪个专业最不使我头疼，能够在我自己的特殊爱好方面给予最大限度的时间与自由。我最好的选择是哲学专业，因为选这个专业唯一必须做的事就是在第八学期末交一篇论文和参加唯一的一次考试。我从一开始就把时间安排好了：在前三年对学习不闻不问，然后在最后一年全力以赴去抠讲义，草草对付一篇论文了事。这样大学也就给了我想要从它那里得到的唯一的东西：在我一生中有几年自由支配的时间去研究文学艺术，还有人生的大学。

得到这个自由之后，这时候我每天24小时都自由支配，我开始做的第一件事是把自己的诗作进行一次毫不惋惜的筛选，编成一部集子。我要承认，对于我这样19岁的刚毕业的中学生来说，铅字的油墨气味是世界上最好闻的气味，比玫瑰还香。编好后，我冒昧地将之直接寄给了当时出版德语诗歌最有声望的出版社。不久，那令人难忘的幸福时刻终于来到——这种幸福在一个作家即使获得辉煌成就之后的一生中都是不会重新体味到的——出版社竟然同意出版并且保留出版我今后著作的优先出版权。

我以前就在一些报纸上发表过许多诗歌、评论、短篇等，不过从来不敢向维也纳影响最大的一家报纸——《新自由报》——投稿。这家报纸在当时奥匈帝国的影响就像英国的《泰晤士报》一样。《新自由报》有份专门刊登文艺作品的副刊，只有权威人士才有资格在上面发表作品。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勇气敢把一首小诗投向这里，更令我不敢相信的是，我得到的不是沉默，而是一个约会，《新自由报》副刊的编辑，这位维也纳读者最喜爱的人物，竟然请我去报社谈话。

这位副刊编辑就是特奥多尔·赫尔茨尔，他认真地接待了我，并且成为我一生中认识的第一位应当享有世界历史地位的人物。

我第一次去见赫尔茨尔时，他正处在这样的境地：他的《犹太国》已经激起了无数犹太人的梦想，然而他却不能全心全意地投入这项事业，也就是说还不敢为之放弃《新自由报》副刊编辑这个能够让他养家糊口的职业。

从此，赫尔茨尔对我多加关照，我也成了《新自由报》副刊的定期撰稿人之一，他这种提携对一个维也纳人意味着从此将平步青云。这令我感到莫大的荣幸，然而我却没有如他所愿的那样参加甚至共同领导他的犹太复国运动。

当赫尔茨尔去世时，每一列到达维也纳的火车里都装满了从世界各地来此参加赫尔茨尔葬礼的人们，送葬队伍一眼望不到头，维也纳人现在才清楚，在这里安葬着的是一位伟大的领袖，一位伟大的思想家。

跻身于《新自由报》副刊作者的行列之后，我很快差点成了这座城市里的名人，幸好我做出了一个明智的决定——到柏林去上大学。

当然，我到柏林并不是真的为了去上什么大学，我在那里和在维也纳一样，一个学期只去了两次：一次是为了进行听课注册，另一次是为了让教务人员在听课证书上签名盖章。我在这里所寻求的是比维也纳更彻底的自由。

放假时，我经常出去旅行。有一次目的地我选在了比利时，因为那里有我最崇敬的诗人维尔哈伦。维尔哈伦住在一个小村子里，很少到城里来，后来在一个朋友的帮助下，我见到了他，几个小时之后，我就非常喜爱他了，以后一生都这样。维尔哈伦从不为金钱所左右，宁愿在乡下生活，不愿为生计写一行诗，更不追名逐利。

大学毕业时，我必须戴着一顶博士帽回家了。于是我用几个月时间将四年的教材匆匆理了一遍，大开夜车，死记硬背。结果还行，在理解我文学活动的教授的帮助下，我的逻辑学成绩甚至是“优秀”，当然这也是我唯一一门得“优秀”的课程。

这些完成后，我的生活从此完全自由了。

在我获得自由的第一年，我把巴黎作为礼物奉献给自己。

没有一座城市像巴黎一样具有这种天赋的本领：能使任何一个与它接近的人感到欢欣，我到现在还觉得，能愉快地感到生活逍遥自在的地方莫过于巴黎。